无锡梁溪荣氏的代表人物荣宗敬、荣德生曾经创办旧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是赫赫有名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四子荣毅仁曾任国家副主席。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荣氏回国观光团和内地亲属时说，“从历史上看，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至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

解读梁溪荣氏家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杜兆勇　 原载中国新闻人物月刊2004年3月号　

在江苏无锡梁溪河畔，锡山名门——荣氏家族能适应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跌宕起伏，借鉴西方先进文明制度，发挥我国固有传统，凸显了企业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家族竞争的格局和方向，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方面，发生了既深且远的影响，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变迁的活化石。

现在让以荣氏家族为个案，探究一下为什么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多集中出现于江浙一带？他们与农业土地经营有什么关系？与外国资本有着什么关系？同政府官员又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在氏族内部是否存在阶级的分野？氏族究竟靠什么来维系？这种血缘关系与近代工商业中的“华人经营方式”有什么关系等有价值的问题。

荣氏企业原始积累真相

通常的原始积累常常认为仅仅是资本的独角戏，如果深入了解荣氏家族创业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是一个综合系统。

在五代十国以前，北方是政治中心，由于常常发生争夺权力的战乱，北方的器物文明和典章制度不断向南方迁移，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本南移。进入清代，在漕运改为海运后，上海由于成为新的交通枢纽，不但是物流中心，更重要的是成为需求中心，逐渐超越其他地方，成为经济中心。这种近海中心城市的生态环境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文明有某种相似性。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包括上海在内的第一批口岸对外通商，实际上这是一种开放。因外国人在此经商推销产品，设厂生产产品，都要使用华人，其中的“华人经理”也就是所谓“买办”，成为较早富起来的一拨人，这批人市场意识比较强烈，是中国民族资本最早的一个来源。近代荣氏家族早期人物荣瑞馨就是通过在英商鸿源纱厂、怡和洋行等当买办，积累了资本后自己投资办裕大祥商号等企业的，他们也并不是一旦自己创办企业就立即不再当买办，而是相互间表现为一种竞争又合作的互动关系。

在坚船利炮的压力下，原来旧的社会体制开始进行的变革是一种自强行动，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国家直接投资办厂，这就是早期的官办企业，因为在竞争中效率不高，又逐渐发展到官督商办、官商共办等各种企业形式的阶段，最后发展到民办企业。经过实践证明，这是和外国人竞争最有效的企业形式。这时，其中的一批官僚资本较早转移到民办企业，也成为中国民族企业原始积累的一个来源。荣宗敬、荣德生家族的创业资本1500元，即来源于他们的父亲荣熙泰在广东磨刀口厘金馆（税务局）任总帐积累的财富，以及他们的恩人税务官员朱仲甫的官俸。

中国土地上最早的近代企业是洋人办的企业，给了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直观感觉和刺激，成为中国人模仿的对象。同时，洋人在中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势力，并居于利益链条的上游，而上海又因为地缘上的特殊优势，成为各国资本争相涌入的窗口，各国利用清政府提供的最惠国待遇，这是一种特殊的优惠政策，使上海形成一种聚集效应，尤其是以租界为中心，大异中国，比较适合企业——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逐渐有一批批中国企业来租界寻求发展。这样上海就成为一个卫星城市，由于管辖权的问题，除周边的苏、锡、常外，上海的影响达于江浙一带，形成一种经济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多集中地出现于江浙一带，并形成江浙财阀企业家集团。

而荣氏家族最早投资的企业，比如铁号、花号、钱庄等统统与此有关，完全是由于机器工业、纺织工业、商品流通的结果，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无疑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基地。

另外，清朝的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也相对提供了一种政策环境，可以看出，荣氏家族早期兴办企业没有受到太多的行政压力。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竞争主体开始重新组合国家、家族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始崭新的一页。

荣氏企业帝国围城

荣氏家族建立了面粉帝国、纺织帝国，荣宗敬、荣德生被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他们的财富是企业，他们是本色商人，不是红顶商人。

荣宗敬、荣德生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长大，荣宗敬14岁在铁号学徒，童工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实在熬不住后才习钱业，靠自学成为金融奇才；荣德生随父兄习钱业、税务，业务纯熟。父子三人最先发现钱庄是发财路，即兴办广生钱庄，主要业务是汇兑，兼营蚕茧收购。在从事汇兑的业务中，荣宗敬发现资本稳定密集流向小麦收购，荣德生又发现面粉是免税产品，于是，他们开始投资6000元与朱仲甫等人创办面粉厂保兴。保兴经过股权结构调整改为茂新，在荣氏兄弟领导下奠定了荣氏企业帝国的基础。荣宗敬大胆使用浦文汀、王禹卿分别作为办麦主任和销粉主任，以后使荣氏企业集团形成三姓六兄弟的格局，即荣宗敬、荣德生、王尧臣、王禹卿、浦文汀、浦文渭。接着荣氏兄弟又与他人集资办了振新纱厂。

由于金融行业是一种高端行业，受到金融波动的影响，荣宗敬、荣德生挣了一些钱的小金融立即陷于困境，被迫退出竞争，但创办钱庄使他们积累了如何调整合伙人利益和应对合伙人退出的经验。荣氏兄弟从此全身心投入实业，就是保住茂新、振新，开始摸索出办企业的门径和创新意识，逐渐形成一种无限公司的作法，就是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

荣宗敬、荣德生按照“吃着两头”的方针开始企业战略设计，在办了面粉厂后，因为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就发展了纱厂，以后荣氏企业的格局基本是这两大块撑着，而且呈现互相递进的态势，企业终于成为面粉和纺织帝国。1932年荣氏企业二十多家，布机数量占全国28%，面粉厂规模约占关内1/3。在产品线的上下游发展是荣氏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荣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碰到的是土地资本问题和金融资本问题。在建立保兴的时候，需要购地建厂，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和土地所有者交涉，但是碰到地方乡绅的干扰，最后解决的方式是通过诉讼，再加上官员的调解，最后把农村的土地资源变成了工业资本。但是，非常浪费时间。有时，也无法达成妥协，如原申九的迁出。由于竞争的需要，荣宗敬、荣德生希望在原料供应上进行垄断，最迟在1916年就委托东南大学改良棉麦种植，1932年在海南岛试验改良植棉，在全国重要产麦区设立麦庄，后期开办麻纺厂对于农业麻种植技术的提升贡献很大。荣氏企业尽力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对于农业土地经营的建设性作用非常明显，起到了以工促农的作用。

由于荣宗敬在商战中坚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多一个厂就是多一分竞争力，因此多办厂是他一生经营企业的最大特点。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怎么办？就采取分期付款，借钱生钱的策略；就采取先租后买的策略，利用租厂产生利润后再轻松买下厂子；就采取渗透到金融行业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与金融行业联合的办法，即通过以一小部分资本投入到银行中取得股东地位后，密切银行与企业的联系，拓宽融资途径；就在企业内部设立“同人储蓄部”，吸纳员工储蓄，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会采取抵押借款的办法。

荣宗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在那个特殊时代可以说既斗争又联系。荣宗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外国资本，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没有外国资本就没有荣氏企业集团。荣氏企业引进的机器设备基本上是来自英美，技术也是引进英美，其企业最集中的地方是在上海租界。荣氏企业曾经大规模向日本资本东亚株式会社举债，大规模向英国资本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借款或抵押借款。后来荣氏在租界建设福新七厂、八厂，八厂建设曾被租界当局阻止。

由于荣氏企业居于民族企业的上游，所以与外商尤其英商、日商的竞争十分激烈。荣氏企业与外国资本进行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商业竞争即产品竞争，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主要是采用法律途径解决。但总的来看，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比如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五卅惨案、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影响很大。荣氏企业与外国资本竞争的高级形式是荣宗敬投资建立上海面粉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等，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质量。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沦为孤岛，荣宗敬出走香港，不久病逝。荣氏企业受到重创，开始荣德生时代。

荣氏企业的公民形象

探究荣氏企业的公民形象，可以从经济方面入手，看其间接对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社会的基本竞争单位转移到企业后的天崩地解的大裂变。

荣氏企业的家族文化，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耕读传家，无心仕进，但求在社会无法拒绝动乱的状况下求得生存，这种传统资源主要来自始祖荣子祺、始迁祖荣水濂。由于工业文明的袭击，打破了荣氏家族的固有传统，他们因为有了财富，开始仕进，开始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开始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开始描画心中的宏伟蓝图，但是理想未能完全实现，但是他们划过的痕迹永远留存。

北伐战争以前，孙传芳统治上海，他任用地质学家丁文江建立文官制度，曾经有过开发上海的建设计划。荣宗敬也曾宴请过孙传芳。北伐时期蒋介石打下上海，让荣宗敬承销“二五库券”，被上海纱联会会长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蒋介石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但又决不加害荣德生。荣宗敬躲到租界，最后经过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才得解脱。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政府基本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以拖延时间使荣宗敬东山再起；在荣氏企业不愿失去独立性时，政府没有逼迫荣宗敬交出企业；在荣氏企业与外商进行斗争时，比如针对英国汇丰银行因荣宗敬到期还不上债务，拍卖申九时，政府是支持荣宗敬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荣氏企业的黄金时期结束。在荣氏家族历史上，有人回避荣氏家族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等的来往，把抗日简单的理解为不与日本人发生任何联系，忘记了救亡图存的根本意义，甚至以此抹黑荣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在日据时期，荣家不惜调动一切关系，在刺刀下忍辱负重，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并且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完全遭到破坏，荣氏企业在虎口下生存，残存在自己手里的几个企业都取得了利润，这是完全应当的。而且荣氏企业在战时，也有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迁往西南或西北的。

抗战时期，荣德生继承兄志，历险求生。战争结束后，他满怀和平建国的热情，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计划”和“天元计划”，避免荣宗敬借债扩充、时而投机的缺点，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可以说是伟大的实业复兴计划，实际上是要建立比荣宗敬更高的理想社会。天元实业公司不吸收荣宗敬长房系投资，由荣德生自己的二房系专营，实际是荣氏家族帝国的再造。由于时代的战乱频仍，他的理想未能实现。荣德生二子荣尔仁遭到过绑票，荣德生自己遭到过绑票，饱受惊吓；大侄儿荣鸿元在蒋经国上海“打虎”时受到打压，被审问判缓刑，1948年年底旋即全家出走香港；他的四子荣毅仁又因为“军粉案”被审讯———

1949年以后，荣氏家族企业帝国终于解体，大都移资海外。荣德生、荣毅仁留在大陆，后来荣德生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荣毅仁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副主席。以企业交换了政治地位，以适应形势需要，并未背离荣氏祖训，而且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乃至牺牲，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荣宗敬曾经给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汇款；曾经尽力支持过五卅运动；荣氏家族向来有办家塾办义学举办家族公益事业的传统，在荣宗敬、荣德生手里更加发扬光大，他们曾经办过公益小学、竞化女校、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染工业工程学院、江南大学等教育事业；修锡沪公路，在家乡无锡架桥多座，还兴建“梅园”、“|锦园”，举办过劳工自治区，名重一时。喜欢把讲排场当成竞争武器的荣宗敬也只有三个太太，荣德生更加自奉节俭，只有两个太太，一生践行“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荣氏家族企业里面，荣氏成员数量最多，家族企业的色彩无须回避，但是没有看到阶级对立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形。荣氏企业最为惨淡的一页就是申九惨案，发生了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