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查阅湖南近代历史时，在众多维新风云人物的面孔中，杨度这个名字，忽然击中了我的眼睛。尽管人们的刻意回避一度让这个红极一时的人物哑然失色，他本身具有的强烈个性和传奇经历却深深吸引住了我，如同在故宫那百年班驳残损地砖的缝隙里，发现了一个被丢弃许久几近湮没的一个玩偶。拨开他脸上岁月的风尘，吹掉那些时代遗留的沙土，惊奇地发现他身上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我放下手头的事情，一头扎入故纸堆里，找寻100年前这个湖南人的人生轨迹。
首先令我惊奇的是，杨度充其量是个书生，并没做什么官，能量却大到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中国的政局。维新变法中有他，复辟闹剧中有他，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是好友，又是杜月笙、袁世凯的幕僚和清客，作为一个书生这样离奇的经历未免太奢侈了，难怪唐浩明会选中他，他实在是一本丰富的中国近代史活教材啊！
其次令我惊奇的是，他思想的转变太快了，总是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早年他保守，南学会的时候，他还对维新不以为然，认为经术为要。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他又成了维新派，拥护陈宝箴在湖南搞的“新政”。后来去了日本，学习新学，从此鼓吹君主立宪宪政制度；1915年8月，和严复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演出了不光彩的一幕；复辟失败后心灰意冷皈依佛学；晚年竟然作了黑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临终前又忽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似乎所有时髦的趟儿都给他赶着了！
第三令我惊奇的是，杨度是中国文人中少有的个性人物！作为晚清著名学者，杨度对经史文哲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似乎并不在意身前身后名，不在乎人们对他的评价和看法。杨度生活在科举取士的时代，他凭借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中了秀才，中了举人。1898年他第三次科举应试的时候，为反对八股文，十三篇文章全用骈体来做，以至名落孙山！在他二儿子杨公兆的结婚典礼上，杨度分别送给儿子、儿媳每人各一句话，送给儿子的一句话是：“你应该把妻子看成老太婆”；送给儿媳的一句话是：“你应该把丈夫看作是穷光蛋”。这样幽默深刻的话在现在当然不稀奇，但在20世纪初，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
也许杨度自己也搞不明白，思想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矛盾。杨度是个“人权”斗士，他一直认为《女诫》对夫妇尊卑界限规定得过于清楚，这是宋代儒生干的坏事。于是又发出一通“怪论”，抨击受命于家庭支配的婚姻，认为这种婚姻只能造成妇女听命于丈夫，简直愚蠢极了。可是，在帮袁世凯复辟奔走的时候，他又舍民权而拥专制，发出一通强词夺理的歪论：“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君宪救国论》）。最可笑的是，杨度虽然一辈子向政客努力，却仍然是书呆子十足，他为袁世凯称帝筹划奔走的时候，还拼命想征求民意，让人民来表决是要共和还是要君宪。从人民手里要专制，不是与虎谋皮吗？和那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大老粗军阀们相比，受过新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总有些迂阔。
我原以为曾国藩是历史上最难评价的人物，现在发觉，恐怕杨度才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杨度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近年来只有他孙子整理的五年的《杨度日记》（1896-1900）能让我们管窥蠡测他的真实一面。而今杨度的一切都只存在于历史的记述中，透过这样那样的记述与诠释之后，我们了解的他距真实的他有多大距离，谁也说不清楚了。
对于杨度，有人会说他是跳梁小丑。见风使舵，没有操守，依附权贵，没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从未将自己主张坚持到底，一生忙碌，却从未成功。作为一个渊博的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既不象王国维那样，著作等身，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撒手自沉；也不象谭嗣同那样，为了信仰而舍生取义；他也不如康有为,坚持保皇至死不渝。他像一个总是闯祸的孩子，总是用橡皮擦那些错误的答案，却一错再错。最后总算选择了一个正确答案，却没有人明白他解题的思路。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又从保皇派到共产党，这个跨度未免太远了。远得让人匪夷所思。
杨度把杜月笙写成个游侠似的人物，说“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杜氏家之祠记》）。——真不知道是我们了解的杜月笙有误还是杨度写得夸张？杨度写的鼓吹立宪的《君宪救国论》，让袁世凯看后赞赏不已，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给他。杨度卖力推销洪宪帝制时，还亲笔写过丑化和污蔑孙中山的书和戏，那拙劣的戏曲连谭鑫培都不愿意演。
同样一个杨度，善良的人也可以用从善如流的方式来解释。他在不断“试误”和碰壁中找寻正确的道路。他一生都在追求“闻达”——中国知识分子的美梦，祈望能借某个权势人物的肩膀，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美梦。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保荐过他，出于报恩，也出于想“借力”，他才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他想借袁世凯的手，行君主立宪的政体不成；晚年又发现共产党是中国的大救星，于是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善良的人们会留意他曾经对孙中山说的话：“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忠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只要是救国的方法，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无论哪一种方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都会不遗余力去做。因此，他的政治主张和他拥护袁世凯立宪是一致的，姑且不论对错，这也算是对自己信仰的一种忠诚吧。
以这种思想忖度杨度，也有一定的说服力。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他认为自己走的是救国道路，走狗又如何？颇有些个性。
真实杨度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单纯的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的探索中误入歧途，从善如流的一个赤子？
一个见风使舵的御用文人？谁给碗饭吃就替人拍马屁的吹鼓手？
我无法回答。
在这样久不能寐的凌晨，迷失于历史的深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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