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懒惰，读书不多，记性却又不好，读过多又忘了，但读书之中却也有发现，你说的话，他人可能都说过，今人发表的见解，前人可能也都发表过，若是把全世界的书都读了，可能什么也都不用说了。
钱钟书写过一篇《论俗气》，其中有这样一段：“我们觉得一桩东西俗，是因为它的‘妆’（affectation）。不过，我们何以知道它是‘妆’呢？粗人妆细腻就为要遮盖他的粗，决不肯承认他的细腻是妆出来的。我们所以觉得他俗，觉得他‘妆’，觉得他妆出来的细腻跟他本性的粗卤相矛盾（inner contradiction），还是因为他细腻的太过火了。天生细腻的人随便做的事，学细的人做的特别小心，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证明他的不粗；而偏是人家注意到他的特别小心，便知道他的细腻是学来的，不是生就的。好比说外国话极好的人，往往比说那国话的土人更成语化（idiomatic），这一点过度的成语化反而证明他的非本国籍。”
1933年钱钟书说过的意思，1935年鲁迅也说一回，但比钱钟书简洁。鲁迅在《文坛三户》中说：“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
虽然简洁，但若知道钱钟书已经说过，鲁迅也许就不说了吧。
然而也不一定，说过的话也许还得再说，不说就忘了。
网上闲逛，常有收获，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徐志摩和陈毅还打过笔战。
1926年1月，正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的陈毅将他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作的一篇讲话稿《纪念列宁》寄给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诗人徐志摩，徐志摩观后不同意陈毅的观点，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晨报副刊》上。
陈毅文章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列宁于一九二四一月二十一日逝世，到了现在恰两周年，值得我们纪念。”“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张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所影响且为所促成。在这重要事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工农阶级表现了他的领导国内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而他自身更可称述的还在认识了他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工农阶级——得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这一年间在中国从满洲里到广州使帝国主义损失。明白的说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八十多年到了现在——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的第二年———才受了大打击，至少丧失了一块久为他的殖民地的地盘。”
陈毅的话说得慷慨激昂，铿锵有力，今天看却已不新鲜，而且有将所有功劳都归了一家的味道，今天学生们读的“中国革命史”，原来从1926年陈毅那里就开始写了。倒是徐志摩文章中的一些话，使我对徐志摩有了新的认识。
徐志摩在文章中说，“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谈到列宁，徐志摩说，“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就根本没有万应散这种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宗教的危险小”。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文章中就提醒道：“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
原载《新闻午报》的这篇介绍徐志摩与陈毅笔战的文章使我意识到，很长时间里，我对徐志摩知道得太少，全凭一些诗歌方面的印象去看他了。闲来无事，网上查看了一下，查看了以后才知道，当“共产主义运动”好像一种时尚的时候，徐志摩也曾跟着时尚走过，他在《落叶》中赞扬过十月革命的红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音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但是，徐志摩并不是只有浪漫诗情，他有自己的打量和思考，到苏联走过之后，他的看法更有了许多改变，有一篇《徐志摩的政治理想》的文章介绍说：徐志摩“在《欧游漫录》中的第八节《莫斯科》中记录下当时他到达革命的圣地——莫斯科的所闻所感：‘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班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俄国原先的贵族都逃走了，个人也不再有自由，‘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现在就靠流在外国的一群人，诗人，美术家等等，勉力来代表斯拉夫的精神’；‘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谈话时少有精神，仿佛他们的心上都压着一个重物似的。’显然这般的社会惨况着实狠狠地触痛了徐志摩的神经……他早已在《列宁的忌日——谈革命》一文中回答：‘我们不要狂风，要和风，不要暴雨，要缓雨’。”
当然，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徐志摩的观点的，毛泽东早在20世纪20年代也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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