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有过我这样的经历：作为一名子女随父母下放。1970年毛泽东发表5·20声明时，未成年的我就随父母下放在江苏沿海的一个产棉地区。这个地方属于新开垦的地区，因此地主富农比较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贫下中农。

声明是在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中”播出的，当时最高最新指示都是用记录速度广播，于是我的父亲便率领我的哥哥，他们父子先将广播里的声明记录下来，然后用复写纸复印若干份，连夜不睡觉地那么干。应该至少复写有十份以上，因为我们大队有十个生产队，父亲的想法是最好明天早上每个生产队都能够拿到一份，在田头带领贫下中农学习。

这项活动轮不到我，我多少感到有些失落。说到底我也不能闲着，于是就想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正担任两个生产小队联合的“校外连长”，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这个体制外的。所谓“连长”，就是将从小学到初中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开展课外活动。主要的工作有：一，平时操练。我负责喊口号，那时候我声音嘹亮，能够将一只松松垮垮的队伍立马喊得笔直，而一只刚刚经过我训练的队伍到了别人手上，马上泄了气，溃不成军。二、负责一些宣传工作。具体做法是到贫下中农家里，将这家人家的烧饭锅拿出来扣在地上，刮得一些黑色的柴禾灰，然后兑上一些水，将“防虫、防火”“绿化祖国”之类的标语写在人们经过的地方，当地叫做“路头标语”。

我手上有一些兵，为什么不组织游行呢？

于是我就挨门挨户去敲贫下中农家的门。但是天晚了，人们都睡觉了。尤其是我的主要部下，他（她）们虽然与我年龄相仿，才上初一，但却是家里的骨干劳动力，在做饭、切猪菜方面完全顶得上一个大人，他们白天劳累了，此时很不想起身。结果我只寻到一些小喽罗，十岁左右的，或者更小，八九岁的，我们一共大约十三四人排队集合，只有我们平时活动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到。

游行要找一个大马路，但是我们那里没有，我想到了一条新开堤的堤岸，那上面能够开小汽车，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于是我把小伙伴们一起带上了堤岸。这时已经有晚间十点来钟了吧。

十几双瘦弱的胳臂一起伸向黑暗的天空，我带领他们高呼口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我们怕美帝，而是美帝怕我们”，诸如此类。那个地方叫做“大丰”，不见得有多富饶，就是风特别大，但愿我们的呼声能够随风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一直送到美国去。闹腾到半夜才回家，脑子昏昏沉沉，倒头便睡了。

第二天我注意留心，有没有人提到前一天大坝上的异常动静。非常遗憾，好像谁也没有提起，贫下中农们对于此事仿佛一概不关心，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那些事情我也认为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这件事使我充分认识到：游行这种事情距离生活太远了。一般人们并不在乎，除非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切身利益有关，我终身记住了这个教训。于是一提到游行，我就想起了那个漆黑的、刮大风的、孤独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