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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宁网 时间:2007-08-28 20:42
好想好想去劳改!

虞廷

在劳改营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一些即将刑满释放的人用心良苦,竟然想方设法去违反监规,或者蓄意制造事端,或者有意顶撞管教干部,总之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加刑,使自己能继续在劳改营呆下去,从而填饱肚子。

说来好笑,那时在我身边竟然会有许多人渴望去劳改。你不相信,好,让我慢慢告诉你。

先给你讲一个张毛子的故事。

1965年秋,四川Z县的几十个知青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离开县城到农村去干革命。说是知青,其实文化最高的就是初中,最低的连幼儿园也没有毕业。张毛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16 岁,浅平头,大眼睛,小个子,念两年小学后就在城里闲呆着,一下也成了知识青年。

县上给这群知青精选了一个最适合干革命的地方,那就是海拔1600米的精华山,那里悬崖峭壁险不可言,山上尽是茂密的丛林,方圆数里不见人烟,他们将去那里创办一个林场。

知青们进山的第一天就全部傻了眼,他们都才十六七岁,不知如何去面对那里的恶劣环境。

在一座已经废弃多年的老土屋里,知青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从山上砍来许多树枝(反正山上的树枝多的是),树干一头伸进土墙里,一头架在地上,然后把长长短短的树枝纵横交错架成床的样子,再用篾条绑起来,便有了赖以安寝的床。那些床首尾相连,七弯八翘,树皮一块块暴露着,树疙瘩凹凸不平,当时被命名为“革命床”。由于屋小人多,空间不够,他们还不得不把‘革命床’绑成上下双层。

接下来开始在山上垦荒,把树砍掉,挖出树根,清除各种交相缠绕的藤蔓,整理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这是异常艰苦的劳作,可是年轻人们不敢叫苦,因为他们是在干革命,是在锻炼红心,是非常光荣的事业。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伙食越来越差,劳动越来越苦,革命激情便慢慢消退了,最让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在精华山山顶上发现了一个劳改营。

巍巍的精华山顶上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劳改营,那里山深林密,道路崎岖,野兽出没,是关押犯人的绝好地方,犯人一旦关进去便插翅难逃。大约从五十年代起,这里便开始了劳改营的建设,先后设了七个劳改中队,合为一个劳改大队。劳改犯们从全省各地押解来,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将精华山顶建成了一大片美丽的茶园。

知青林场的边缘靠近劳改农场,在一个叫鞍子坪的地方,劳改犯们经常在山上劳动。同样在山上劳动的知青们有一天忽然发现了另一群也在劳动的人,过惯了荒无人烟的生活,双方都感到了一丝新鲜。知青们发现另一群人背后站着手执钢枪的人,刺刀在阳光下闪光,才知道那是劳改犯,而自己是响应领袖号召来干革命的知青,心里也就有了一点点光荣感。

但这种光荣感很快就被打碎了。

知青们的伙食越来越差,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然而他们发现,劳改犯们居然一日三餐有保证,至少有红苕吃,实在不行也还有糠粑。劳改犯们进食的场面十分热烈,他们七八个人蹲在地上围住一个大木盆,盆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红苕,七八双筷子你来我往直往盆里伸,随着一阵阵狼吞虎咽,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痛快极了,也让知青们羡慕极了!

不久知青们又发现,一部分劳改犯过一段时间要去山下的精华场上挑东西,在场上休息时,那些家伙居然还要去小食店里吃小面,知青们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只有偷偷咽口水。原来劳改犯每月还有几块零用钱,天啦,多么令人羡慕。

张毛子看得眼睛发出了绿光,一天,他忽然大叫一声:“日他妈,我宁肯去劳改!——我——要——去——劳——改!”

他的家庭出身好,是城市贫民,忆苦思甜时她妈一语惊人:“解放前我受压迫,18岁还没有穿过裤子!”这样的苦大仇深,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旁人对张毛子说:“你又没有杀人放火,凭什么去劳改?”

这小子就大声吼叫:“那我就要杀人!——我——要——去——劳——改!”

没有多少人敢附和他,虽然很多人心里也羡慕劳改犯,羡慕红苕和小面,但是毕竟知道劳改犯是坏人,是阶级敌人,不能随便当的。

张毛子却不管这些,一天就叫着“我要杀人!我要去劳改!”

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来人将张毛子狠狠批评了一顿,叫他不要忘本,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山上好好干革命。谁知张毛子不听教育,来人一走就又吼起来:“我要杀人!我——要——去——劳——改!”

上级怕影响不好,正好云南铁路局来招工,就把张毛子推了出去,张毛子意想不到竟一下过上了比劳改犯还吃得饱的日子,这是后话。
 

知青张毛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面再讲一个贫下中农想劳改的故事。

也是在精华山下,有一个显周公社,那里的大云大队第四生产队在1969年7 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打死知青的事件。知青的名字叫马绍成,外号马儿,年仅16岁,是当年从重庆南岸下乡插队来到这里的。

事件发生时,马儿和几个知青一起在大云四队知青“鸡公”那里玩,忽然听见一阵接一阵的吹号筒的声音,伴随着号筒声是贫下中农大喊“捉特务”的吼声,他们听说要捉特务就来了激情,全部跑出门去,也想去捉特务——他们是听着“捉拿美蒋特务”的故事长大的一代人。谁知他们一走出去就被蜂拥而来的手执木棒锄头的贫下中农包围了,原来贫下中农要捉的特务就是这几个知青。

这时手执棍棒器械的贫下中农越来越多,附近几个村甚至旁边新立公社的人都来了,少说也有几千人,把几个山头都站满了。几个知青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躲也躲不了了。贫下中农们举着棍棒一步步逼近,终于劈头盖脑的打了下来,知青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很快就被打得血肉横飞,倒下地去。正是火毒的炎夏,知青们的血洒在山岭上,一会儿就被晒干成了黑色。

如果要详细叙述这场血案的全过程,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今天就不讲了。总之,马儿16岁的生命就在那一天永远结束了,“鸡公”和另外几个知青被打成重伤,当村里一个姓黄的好心的民办老师组织人将伤者抬上担架时,“鸡公”的身子被抬了起来,而脚却留在地上,只有一点皮肉连着。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大云五队一个姓黄的队长(那里姓黄的特别多)被说成是凶手判了五年徒刑,关进了精华劳改营。

谁也想不到,黄队长从此就摆脱了饥饿,天天可以吃红苕和糠粑了。

显周公社大云大队到精华山只有约40里,大云的贫下中农经常要到精华山上去打柴,他们有机会经常见到黄队长,令他们惊讶而且羡慕的是,黄队长比起以前身体明显长好。特别是看到黄队长大口大口吞咽红苕的激动场面,更是令人动心。

偏有一些“革命群众”,认为黄队长是冤枉的,居然去公社张贴标语:“强烈要求黄队长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些消息传到山上,黄队长听说后不禁一阵苦笑,叫打柴的乡亲们带个口信回去,说“不要提那些了,这里好得很,在家里也是干活,这里也是干活,我们本来就是干活的人,还怕劳累吗。再说,在家里再累也吃不饱,这里累吃得饱啊,劳改犯们在山上开荒种的粮食多得很,又不像我们生产队要上公粮,红苕吃都吃不完,而且这里的房子比家里不知好多少,又能避风又能避雨,还很坚固,家里的房子好破烂哦,风一吹就摇晃。我才不想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呢。五年过了我还可以留场就业,我回家去一辈子也莫想就业。我就安心在山上劳改了。说个老实话,要是早晓得,我宁愿早点犯法来劳改。”

黄队长的“幸福生活”使山下的不少贫下中农看到了吃饱肚子的希望,真的有人想去劳改,这和几年前张毛子大叫“我——要——去——劳——改!”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张毛子是知青,而这些是贫下中农。

在劳改营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一些即将刑满释放的人用心良苦,竟然想方设法去违反监规,或者蓄意制造事端,或者有意顶撞管教干部,总之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加刑,使自己能继续在劳改营呆下去,从而填饱肚子。

事情就是这样令人不能置信,但是,在那个年代,又有什么奇迹不能发生呢?

于龙湖西苑
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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