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大宅门的生活细节
文/钟盛

家族是社会的缩影，一部家族的近现代百年史，就是一个透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窗口。剖析一个家族——一个蕴含和传承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最具活力的基层组织，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历史风云。李廷玉、李孟凡和扬露这三个家族，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活标本。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都在这三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中得到反映。这三个家族的个别成员在某些历史的关键时刻还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三个不同地区的家族，先是毫不相干，之后又因为后辈的姻缘牵动在一起。他们和他们这三个家族的百年沧桑、盛衰荣辱，揭示了百年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历程，再现了100年间中国上层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斑驳陆离的大宅门。这是中国百年家族中的一个活标本。其本身的沉浮也构成一幅富有苍茫之美的历史画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吴景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责任感：在实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气上起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对前人拔高或贬低，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不是简单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兴旺的家族本不见多。同一时代，因环境、境遇的差异，不同的家族显现出不同的色彩。所以，就有人把这些家族划出不同的类型。有的呈登山型，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如无锡荣氏家族；有的呈下山型，每况愈下，渐趋式微，如无锡张叔和家族；有的呈波浪型，时起时伏，蜿蜒向前，如李鸿章家族；有的呈闪电型，稍纵即逝，旋起旋灭，如许多军阀家族。对于李廷玉、李孟凡和扬露三个家族，应该都可以划入波浪型之列。这里，将李廷玉、李孟凡和扬露放在家族的背景下进行把握，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的了解这些历史人物，感受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家族和鲜活的历史。

百年中国，始终存在着一条条源远流长的家族轨迹，深深地隐藏于时间长廊之中，就像一部纪录片，只要回头去看，它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你的面前。

【我老公的外曾祖父李廷玉】

1889年冬，年少的李廷玉，在天津参加应岁考试，以第七名入泮，考取秀才。他家贫但非常勤奋，听家里人说他为练字就把习字砖架在架子上，旁边绑上藤笔、水罐随时练字，不用纸也不用墨。苦读之后，得中秀才。后弃文从武，进入保定武备学堂。因精明干练，文武兼备，迅速得到提升，相继出任陆军部检察官、南京兵备处总办兼警察总办、民国江西省省长。

1911年，李廷玉正在南京死守，与国民革命军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在全国都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的前提下，只有李廷玉的南京久攻不下，死伤众多，李廷玉又是夜里突袭；又是“后退者斩”；又是大炮猛轰。此时，日本想跟李廷玉接触，以愿意出兵帮忙为由，欲插手中国事务，美国也想介入。

一天，日本人布目请李廷玉吃茶点时说：“……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天皇对中华认为祖国，若祖国发生内乱，自应尽力协助以平之，铁将军为旗人，当然爱国爱种，不忍国家被乱党夺去。如将军肯出名借兵，天皇必然慨允，由日出兵5万，决可大乱削平，国基稳固……不知尊意如何，并肯向将军代申鄙意否？”李廷玉佯装可以转达，日本人喜形于色，一口喝光了杯子里所有的酒。然而铁良和李廷玉都知道这是引狼入室，但他们当时都在日本的船上，所以转天李廷玉假说铁良同意，但需请旨，布目喜出望外，以为达到了目的。沿途还有国民革命军要查船，被日本人横山呵退，最后抵达天津。

1917年7月，段祺瑞不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要发动护法战争，这时的直系军阀李纯、湖北军阀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公推李廷玉为代表会晤孙中山，商谈和平解决办法。会晤孙中山的过程，李廷玉记录得很严谨，也很枯燥。他说孙中山的议员们“中山各给月费百元，不敷应用，数人赁一屋同居，共搭伙食，行同乞丐，中山之大元帅，已苦避债无台，近日卫兵饷，亦无着落，明日决开诚商榷。”这一细节，让我非常惊讶。

1920年，李廷玉毅然出头推动搜刮民财、卖官封爵为所欲为的直隶省长曹锐，曾率领300多人到府院、国务院请愿，并面见徐世昌总统揭发曹的罪行，后又带领80多人的代表从北京去保定向曹锟请愿，最后终于迫使曹锐下台。之后李廷玉随蔡成勋入赣担任江西省长，结果当地百姓认为他是军阀，当地百姓不想督军蔡成勋是个军阀，省长再由一个军阀担任，结果引起南昌、九江的商人罢市。由此李廷玉退出军界，隐居天津。

1932年，李廷玉在天津创办国学社，并出任社长，出版《国学月刊》，回归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他每日到社里去讲经，“从学者众”，尊孔崇俭，谈佛论道，很是清闲。加上李廷玉平时喜好收藏书画，“每五日，书房挂名人字画一次，以开眼界。”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日本人请李廷玉接收华北各地。而李廷玉以为日本人还能再撑半年，所以事先没有准备，只好请美军先到天津，随后李廷玉陆续布置兵力在平津一代，并跟冈村宁次商定接收办法：国军、美军未到的地方先令日军负责维持秩序，令伪市长周迪平及警察局长担任防守。其间八路军想接收津埠一带，呼吁日本人让防，日本人以无蒋的命令为由拒绝了，八路军计划在某夜全力攻入，伪市长周迪平请日本人全力抵抗，幸亏那夜大雨倾盆，八路军没有动手……

1949年时，时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的陈长捷下令烧市郊民房，而且是先抢后烧。李廷玉力劝陈长捷一时未果，于是约林伟俦军长（林彪的同学）面谈。林伟俦说：“我与林彪同学，又在某连同当排长，但以地位不同，竟至相见以兵，望作双方桥梁，以消大乱。”至此，李廷玉确定了前去与林彪商谈的人选（林伟俦愿同去），同时陈长捷也已经同意了这个方案，准备第二天就去谈判。但到了夜里11点，解放军已攻入城里。大局已定后，李廷玉立即组织了临时自救会，作为解放军入城前临时维护天津地方治安的组织，这是李廷玉最后一次出头办理天津地方公益事务。现在想想，如果林彪当年能多等一天，天津城就能和平解放了，一个人也不用死啊。

1950年代初，李廷玉主动交出了自己在天津的房地产，除了自住的一栋小楼。为此周总理曾写信给他表示感谢，并希望他能继续做点事，但李廷玉认为自己年纪实在太大了，婉言谢绝。

【我的祖父李孟凡】

祖父李孟凡1889年出生在四川华阳县（现在的成都）人，他的父亲李霖号锡三，前清时代在督中协署里“办文牍”（祖父这样说，估计是做秘书），是个靠薪水养家的人，一家父母兄弟姐妹共七人，全靠“办文牍”的曾祖父养家糊口，生活艰苦。祖父十七岁时考上成都东逰预备学校（留学日本），只读了一个学期，因为没钱无力再读。曾祖父送他去绸布庄当学徒，但很快被炒掉。无奈之下，祖父去大足县投考了四川陆军弁目队，每月领得饷银二两七钱，扣除伙食费剩下全交家里，虽然曾祖父曾祖母很高兴，但却被亲戚们轻视。

与我奶奶的故事

祖父在四川陆军弁目队里的第二年，一次喝酒后他骑马回营，被长官痛骂，他没控制住情绪，回骂那长官平时“欺人太甚”，结果被开除了。他只得转到四川陆军工程营当司书生。1911年清政府倒台，张培爵独立，祖父在张培爵重庆的蜀军都督府里任守卫营排长，不久又到西康某地当驻防连长。这时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四川当地的土司很想跟祖父搞好关系，就请他去家里做客，当中他们热情地抬出自己的箱子，让祖父看箱子里的财宝，请祖父随便拿，祖父说不需要，土司很坚定，祖父就选了一样。按照当地的习俗，土司还叫自己的小妾、丫鬟出来，让他选一个过夜，但被祖父拒绝了。

到了1916年，祖父作为护国军郑英部的参谋，在川南与袁世凯入川的北洋军队作战，而此时的李廷玉，是袁世凯北洋军队里的一员耆将。两人虽没有正面交战过，但却是在对立的阵营，并不知命运里的潜在关系。转年（1917年）祖父从报纸上看到江西商人的罢市，反对李廷玉当省长的消息，但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1921年，祖父在重庆的四川陆军第七师独立旅做参议，并在处心积虑琢磨着怎样把我奶奶娶回家，那时我奶奶是邻水县高级女子学校的学生，他路过时看到奶奶放学，托人去说媒，但奶奶不同意，一是李孟凡岁数比自己她大不少，二是他丧偶还带着两个女儿，奶奶根本不想考虑，结果祖父就天天在校门口等，搞得奶奶不敢再来学校，没想到祖父急了，找到校长，把手枪掏了出来放到桌上……到了年底祖父与奶奶成婚。

1928年，川系人马受到蒋介石排挤，祖父觉得再呆下去很没意思，遂辞去重庆警备司领部代参谋长职务，下海经商，开酒店、茶馆、西餐厅等等。这其中有个插曲：蒋介石的一个特派员住在祖父的酒店里，突然说丢了法币数百元及其它物件要求酒店赔偿，经祖父周旋，方知其想敛财，但没得逞。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奶奶因参与反国民党和印刷，被21军部逮捕，祖父去斡旋后才被释放。

可能由于那次被逮捕的经历吧，奶奶后来再没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1935年她与几个朋友一起投资建立义林医院，就是现在重庆市的中山医院。当年的投资叫摇会，投资的人每月摇一次骰子，点数最高的人先拿回分红，抗战胜利后还在摇会，最终钱也没有还完。我父亲现在还记得当年摇会时的场面，摆酒席，很热闹。义林医院也曾是江姐少女时代的住所，因为江姐的三舅李义铭是医院的主要投资人，当时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后来这个医院还曾是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以及立法院。

参议员兼袍哥会头目

由于日本轰炸的太厉害，1936年，祖父将他经营得非常成功的长亭茶馆转让，当时这个茶馆是重庆几个最著名的大茶馆之一，前几天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叫《老四川》的书中，还有介绍当年的长亭茶馆。这年国民党征兵，祖父出了三个月的营业额，才免于让儿子上前线。

到了1942年，祖父主要在重庆经营宾馆，他平时照顾生意带着二太太（家里孩子都称她为娘）在城里居住，大太太（我奶奶）则住乡下一个花园里。其间国民党兵胡作非为，闯到他们乡下的花园强行入住，而且逼奶奶让出自己最好的卧室给一个团长住，为了抵抗国民党乱兵的滋扰，祖父就任袍哥会的头目，同年被选举为重庆参议员。每星期李家花园里的2个花工，会给祖父住处换插花和盆栽花，冬季换的是红梅。那时，起居室的大花瓶里插满了红梅，煞是好看。

1945年快年底时，家里出了好几件不大不小的事：祖父的二儿子（我二叔）经常呼朋唤友来家里吃饭，每次都要摆好几桌，祖父劝他不要总这样，说这样让仆人会很累，也太浪费。二叔顶撞了祖父几句，被祖父打了一耳光，二叔愤而离家。祖父这边要严管儿子，那边二太太又天天找一堆人来家里打麻将，也是要吃掉好几桌，祖父就假装不知道，祖父的五儿子看不顺眼了（这个儿子不是二太太生的），就跑到自家大门口贴了张字条：“这里不是麻将馆！”把二太太气得够戗，她到祖父那里告了状，结果祖父逼五叔向二太太道歉。歉虽然道了，但五叔却很有心计，他悄悄观察二太太房间的动静，发现了一个秘密——二太太抽大烟，五叔马上去祖父那里告密，祖父这下吓坏了，按照五叔提供的时间去抓，真抓到她在吸毒，结果请了二太太的父亲过来一起说她，让她立字据以后坚决不抽了。

还有一件事挺逗的，我那从小就喜欢玩手枪的大伯，这年去了陆军机械化学院，在那里他的衣服雇人洗、学校组织行军时他还可以雇人替他背行李，快到学校时少校提醒大伯：“上面看见不好，等下得自己背行李了。”这大伯没当多长时间军校生，很快跑回家，转年却考上华西大学了。

“这个家败了……”

1949年解放军攻到南岸，杨森败退，在解放军还未入城时，祖父李孟凡立即与当地保甲筹商将本保的枪支收集在一起，组织治安队，以免发生少杀抢掠。等共产党管理重庆时，开始搞减租减押，要求地主退还1949年前3年收取佃户的租子。祖父乡下的那个花园，在解放前好几年，国民党工兵署就想要强行征用做兵工厂，祖父一看，委托关系找到何应钦说送给他得了，何去看过花园后很喜欢，就买了下来。祖父用这钱买了近200亩地，且在1945年已经又专卖给另一个地主了。可是到了土改，那块地的佃户们找那本主地主退租时，那地主说什么也退不出来，但却把祖父拉扯进来，让佃户们去城里找李孟凡，结果某天两个赤卫队员来到李家，让祖父去那块地里开批判大会。

几年后，重庆市又搞了一个批判“反动资本家”的展览，那时祖父家里已经折腾得没落了，根本没什么钱，但批判“反动资本家”的展览还是要办，结果只从家里抄出祖父的一些古董，和二太太的父亲在清朝做官时的朝服，七叔偷偷溜去看了展览，发现举办方为了证明祖父的反动，展览会上出现了很多金银财宝，不知办展览的人跟谁借的。

1946年，祖父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日本一直在轰炸重庆，飞机轰炸到他重庆的房产，国民党就来廉价圈地，令祖父的资产迅速缩水。有一天，家里厨子在院子里宰一只鹅，但是那鹅却扑腾着翅膀逃向江边去了，祖父看着这情景后自言自语道：“这个家败了……”

【我的外公扬露】

外公扬露出生于1905年。他的父亲扬映德是四川著名的老中医，他收的徒弟张安钦，解放后是成都中医学院的院长。

5岁时，他正在四川壁山县，他那著名的中医父亲这年去世，家里药铺停业，城内住不起了，一家人搬往城外小河沟旁一个酒厂里居住。

《三字经》和剪辫子

外公稍大一些就读私塾，背《三字经》，回家要背给他母亲听，背的很顺奖鸡蛋两个，背的不顺奖一个。有天外公的二哥突然从重庆跑回来，见外公还留着小辫子，拿起剪刀给剪了，外公的母亲见罢只好说：“不要紧，将来要辫子时，再留起发来便行，娃娃的头发长得很快。”1917年的外公，还是个少年，他在四川壁山城内读书，课余经常玩官兵捉拿孙文、黄兴的游戏。外公经常扮孙文，而此时我丈夫的外曾祖父李廷玉，正在与孙中山谈判怎样避免护法战争。

1928年外公创办《新新闻报》，可能是年轻气盛，他居然写文章影射28军军长邓锡候，说他们几个四川的军阀混战，危害人民生命财产，搞得邓锡候要办他，而《新新闻报》赞助人是28军第七师师长马毓智，结果他在马家躲了几天，其间不断跟马毓智解释文章不是他写的，是投稿，也不是指邓锡候，事情才算解决。看来喉舌的角色，什么时代都不是好当的。到了1930年，外公一边继续办报，一边去日本领事馆学日语（当时他的二哥是成都日本领事馆的文案），一边准备去日本留学，还是由马毓智资助。

外公幻想着学文学，马毓智说只能学军事，不久，外公启程到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高等学校军政科。之后，因九·一八事件的爆发，外公愤而回国转在金陵大学读书。

发明“宝塔式”拥护法

1936年，外公在峨眉山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峨嵋军官训练团”，当时蒋住虎寺，外公等军官住帐篷，蒋介石出场时，故意走很慢，外公知道那是戴季陶教他这样走，叫龙行虎步。他一开始讲经学，但讲不清楚，后来还是扯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话题上。后来训练班结束后，外公回到四川新津任区长，正赶上薛岳在那里想阻止红军下山抗日，薛岳就住在外公的办公室里，谁知红军只是在那里虚晃一枪，便离开北上了。薛岳部队随后离开。1937年，外公奉刘文辉令去了“四川省保甲干部训练班”当政治指导员，其目的是反复洗脑，不让干部效忠蒋介石，让他们效忠刘文辉，所以外公编写了《保甲勤务》，里面他发明了“宝塔式拥护”的办法，就是下层军官、干部都拥护刘文辉，刘文辉再拥护蒋介石。刘文辉见到这本小册子后，眉开眼笑地对外公说：“你这个拥护法很好，西康各训练班都要这样讲。”

1942年外公被刘文辉派去做西昌县的县长。当时外公经常把收入的大部分邮寄给他大哥、二哥家贴补家用，却搞得自己生活很拮据，外婆为此没少跟外公吵架。有一次吵得相当的利害，外婆还拉上我妈跑到省政府去状告县长丈夫，最后被人劝了回来。结果外婆回家，一气之下把外公收集的很多精美的玉烟嘴，都用榔头给砸了。外公下班回来，看到满地的碎玉片，非常难过，躲在里屋哭。

一封电报转变的人生

1949年的四川雅安，外公得知重庆中美合作所（渣子洞）的特务徐鹏飞逃往西昌，路经雅安，此人曾任西昌行辕第三处处长，外公说：“在西昌时与他打过交道，平时为人穷凶极恶。”后来外公与刘元瑄（刘文辉的儿子）、王靖宇商量后，决定扣捕他，直到解放军62军来时，才把他交了出去。到了1949年12月10日，外公收到刘文辉、邓锡候和潘文华联名起义的通电后，整个西康和国民党24军立即升起五星红旗，换上五角红星帽，宣布成立西康临时军政会议，主席是刘文辉、副主席刘元瑄、王靖宇、主任秘书扬露。据说解放军这边，已经给这些起义将领安排好了适合的职务，但一封电报毁了外公等人的起义前程：有一次解放军调扬露、刘元瑄的部队去支援打土匪，但是外公、刘元瑄他们并未接到什么电报，所以一直按兵未动。解放军方面以为扬露这路人马不可靠，把原先该给他们的官位都给了别人，至此外公被调到了国民党家属大队去。

文革中，外公被打成反革命，有一个细节令人感慨：由于外公是反革命，他一直没有身份证,外婆可能是极力想证明家里还有好人，她那张身份证，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锁在了抽屉里。每每家里来人，她都要拿出来给人家显摆一番……多年后平凡后，仅仅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公民，让外公兴奋了多年。

大宅门的后代

李廷玉老祖与我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是我丈夫的外曾祖父，也就是说，我婆婆是李廷玉的孙女，婆婆的祖父按照前几年的话来说是封建军阀。当年任江西省长时，方志敏、袁玉冰在江西各大学偷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事件发生后，作为省长的李廷玉随即召开各校校长会议，大骂各校长对学生管束不严……可是他自己的孙女后来也是在大学里加信仰了马克思，至今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

1941年，小学还没毕业的婆婆去看望她的祖父李廷玉，李廷玉刚睡醒午觉，斜靠在床上，见到孙女，他开始只是泛泛给她讲些要热爱祖国、报效国家之类的道理，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燕儿，我告诉你，将来是美国强盛（当时大霸权国家还是英国），再将来是苏联，但再将来就是中国强盛了，等过几十年你就能看到，到那时你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是看不到了……”

祖父李孟凡的儿子中，有工程师、有教授、有一位院士，这个院士排行老八，叫李朝义，中学时除了体育及格，其它门类全是红色的不及格。他二哥为此甚觉丢脸（他俩一个中学）还按住他打了一顿，我奶奶说二叔没资格打八叔。祖父则说，哎，你考成这样，怎么办？以后你要是能做个医生，我就是死了也能笑醒了。祖父这么不看好的八叔，后来却当上了院士。

扬露的后代中，有一个总工程师两个教授（其中一个是我妈）。记得70年代外公来天津小住，他军事参谋的习性未改，住天津一个多月，临走时交给妈妈一张天津地图，并嘱咐妈妈去找出版天津地图的出版社，说他发现了多少处错误。妈妈表面答应，过后却把外公辛苦画的天津纠错地图给烧了，因为外公刚刚摘掉反革命帽子，妈妈怕人家以为他画的是反革命地图。这三个祖先的经历，对我来说象一场场梦境，以至觉得谁的一生不是一场梦呢？

(原载《凤凰生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