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批六十来岁的人了。
“六十岁”是个什么概念？这只有当那些来自山南海北、几乎连姓名和性别都忘记了的小学同学有了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时才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这就是今年春节我在西安时的一种经历：每个人都在对方的脸庞和举止上确认着自己可能的样子，这和在镜子中端详自己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六十岁”，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算是一个甲子了，也就是西方人所理解的一个世纪，至此以后周而复始，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以前把“耳顺”理解为“能听得进各种反对意见”，后来才知道指的是“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按程子的说法，叫“耳顺，所闻皆通也”。杨伯峻老先生据此解释为“六十岁的人，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辨真假，判明是非”。这就是说，六十岁的人，对真假是非大约就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也许孔子是在说他自己，我们自然不能和他比，但能不能试着也扪心自问地对“别人的言语”（对我们来说，这别人的言语只能是国家的说法，因为它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有一个真假是非上的基本判断呢？于是，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年近六十且多有失眠的准老人，就很可能在回望中对自己进行着某种“年龄”上的检验；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检验，看大家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可称之为“同一代人”。
“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什么叫“一代人”？有些人讲以30年为一代，有些人认为它指的是“世系的辈分”，父子相继为一代；但在我看来，它更应该指的就是当这些人在步入成年时，因共同经历的某件事而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情和是非标准。这里的“对错”，不是科学的或事实意义上的“对错”，它就指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是真还是假、是对还是错的判断；这里的真假对错，有着强烈的感****彩，它想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获得一种信念或态度上的共鸣。正是这种情感或价值观念上的判断使得任何经验对我们来说都具有了文化的意味；当然，也正是这种信念与态度上的共鸣（但不一定一致）使他们确认自己是“同一代人”。比如文革时的老大学生，尽管在年龄上与我们差不多，或只比我们大两三岁，而且在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上也基本一致，但情感上却似乎相去甚远。许多我们说起来很有感情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他们比我们成熟。当我们无所着落，准备下乡插队时，他们在等待分配，开始拿工资。但这能不能算根本原因？我说不大出来，但总似乎隔着层什么，就是直到今天，也依然觉得隔着层什么。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这里重要的只是感觉。所谓“忘年交”，就指的是感觉上的相知相通。
恰好，对任何一代人来说，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连接在一起的事件，也正是这一事件使他们把自己这代人与上代人或下代人区分开来。
对任何一代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近花甲的人来说，最关紧要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把你所经历的那件事关“一代人”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事件”表达出来；因为这种表达及其所具有的思想感情并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的“当下”，也不仅仅事关“过去”，它实际上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因为所谓的“当下”或“今天”，实际上就具有着它自己的“过去”（过去活在今天，或构成今天的背景）；而在“今天”如何表达，又会成为“明天”的“过去”（今天以背景的方式活在明天）。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它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构成，而我们在“今天”对那件事关“一代人”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事件的任何表达，都既是对这一事件的重构，也是为了使其成为明天的背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来说，这种背景总是越厚重就越好；或者说，越复杂就越好。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当我们这代人在年龄上走向成熟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历史的厚重感，所以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慷慨激昂，实际上已经很有些轻飘飘了吗？那时候一说一个人历史复杂，这个人几乎就可以等同于坏人了。所以我们都努力使自己变得“简单”，就跟现在在电视上“征婚”的人一般都会说自己的“恋爱经历”很简单一样。这样一种出于“需要”而训练出来的思维定式，使得我们整个民族或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于是也就有了诸如“儒法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无非是怎么怎么”、“只要……就一定能……”之类的语式，总之要把本来复杂的问题归结为一二三四条，尽量使其简单、易记。措施就是考试。古代人懂得这一点（八股文即为一例），今天的人更懂；比如用类似于“托福”那样的考试方式来考中文、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又只能眼看着我们的下一代以这样一种较为新颖的方式重复着我们过去曾有过的那种轻飘飘的状态。究其原因，这种状态的形成大约就与历史或事件的被强行切断有关，与记忆被抹煞、历史被遗忘有关。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上一代人起，他们就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寻觅到一种方式把他们那代人所共同经历的某一事件表达出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别样的看法和事实。也许上一代人有意识到了的，也有人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些极其简化了的几个概念，用这些概念套来套去，给人一种无所不知、包打天下的感觉。这种状态就这样一直延续着，直到构成这个民族的背景被完全淘空为止。这种“淘空”，决非读经、汉服或祭孔这些形式化的活动所能弥补，因为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信念与思想感情上早已失去了相互信任的联系。我们不但不信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解释，甚至已经不再相信事实本身的真伪。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就将生活在对历史的疑虑与不信任之中。我有时想，假设有一天我们的档案材料也解禁了，于是成百吨的材料一下子涌到人们面前，谁有兴趣去仔细梳理，使其变成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财富？那时，恐怕又会是另一种形式的轻飘飘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注定了将会从此生活在轻飘飘中，无论是信息的封锁还是开放，恐怕这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完成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历程上的一个最大变革，这就是渗透在骨子里的麻木与不信任。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同样轻飘飘的歌舞升平式的麻木不仁。当我在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中读到，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弗朗哥政权的统治下，受政府控制的媒体就是通过有意把人们吸引到足球场、斗牛场和肥皂广播剧来达到“躲避文化”这一目的，读到那时的西班牙有一种在“真实问题”的外面笼罩着一种“人为的寂静气氛”时，真感到诧异不已。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或者说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的事件，无疑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我们是文革那一代人。
又是一年“5·16”。
40年前的这一天，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它的序幕，那时的我们是高中生，即将步入20岁的样子。很遗憾（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有些悲哀），在现在的20来岁的人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到我们当初的样子了。真的，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作为刚刚入校的大学生，我总想竭力在他们身上找出自己当年的影子，哪怕只有一点也行，但没有。我们作为过去了的一代人的身上的一切，在下一代人身上几乎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和现在40来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而他们又与现在20来岁的人截然不同。当我们刚刚知道有“80后”这个概念时，“90后”的小青年早已粉墨登场。而且文革后的40年，一茬人与另一茬人之间的断裂感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明显。也正是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了“回望”这个词，而且是“一代人的回望”：这可是几千万人共同的事情啊！
两年前的“5·16”，我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说的就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在这一天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文革，一方面是没有多少正儿八经地讨论，另一方面又似乎是一个早已说腻了的、陈旧不堪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们不再有丝毫兴趣的话题。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知不觉中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于是只好加速遗忘，或装聋卖哑。全民都如此这般，大到国际上所发生的那些大事，小到身边的种种不平，什么事都变得既不好说，又不想说，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因为说来说去无非那些话。时间长了，人，或者整个民族自然也就越来越蠢。话，或者语言，是一种只会越说越多的东西；但长期地大脑疲劳，永远只是那样一种的说法和理解，只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活力慢慢枯萎、死去。过去是无论大事小事都上街游行，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声援那个；现在是无论有天大的事，大家都只能静悄悄地待着，谈不上任何自主性的情绪表达。甚至就连情绪，也要谨慎防范。比如“9、11”这样的事，比如美军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事，除了网上能听到一些“非正式”的言论外，我们谁又能知道自己该如何说话？只要有孩子大胆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马上就会遭到家长和老师的制止，而且免不了要惊恐地四下张望一下。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空虚和危险就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压抑中的涌动。这是一种很可怕也很让人悲哀的状态。尼采曾在一本书中说过，当弦蹦到极限的时候，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引发暴力。在讨论希特勒是如何出现的问题上，伯林说是因为以前的绝对主义反弹出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而列奥·斯特莱斯则说正是由于以前的相对主义，所以德国人民才失去了抵抗纳粹德国的精神力量。不管他们谁更有理，但“绝对主义”（真理只此一种表达方式）和“相对主义”（早已取消了真理的话题）总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两个极端化了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决裂，与十七年的决裂；同时又是一种渊源，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的象征，到八九年，又来了一次决裂与渊源。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也许重新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忆，在回忆中给自己重新定位。我在这里所说的回忆，几乎不带一点清算、惩罚、宽恕、忏悔的意思。我想的只是理性，理性的思考和在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该如何表达文革，确实事关一个民族是否还能重新燃起激情，至少是理论思考的激情，因为“文革”这个词语不仅包含着太多的眼泪、欢乐、痛苦和死亡，还包含着更多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触动过的与现代性、与共产党、与毛泽东，与理想、信仰、追求、爱情，与对我们这代人的教育及成长方式有关的所有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不要说“知之之至”，我们恐怕连“知”的兴趣都没有了；要说不能与孔子相比，这恐怕是最先要提到的一点。孔子活在两千多年前，说他“六十而耳顺”，我们，就是真的“耳顺”了，又有谁敢这样说？
不往远处说，至少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和民族有过“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本书的书名），但我想，我们的不同，就在于我们（至少是我）并没有那么具体的目标；我想的更多的还是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可以不在乎理论思维的成就的话，我们自然也会活得较为轻松一些，但，这种不甘心几乎压倒了对某种具体目标（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等）的关注；常常想起的一个例证就是19世纪的德国，就是康德、黑格尔的榜样，就是斐特烈大帝的那句著名的、同时也让康德唏嘘不已话：你们想说什么就尽管说、随便说，只要行动上听话就行（大意）。
“六十而耳顺”，想想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总该有个大体上的是非对错的判断。有些事，发生了，但与我们无关，比如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国有化、双百方针以及庐山会议等等；有些事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间接影响，记忆很深，比如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等，但总的来说，那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信心，对报纸上所说的一切也都坚信不疑，随时准备检举揭发身边的坏人坏事，准备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甚至总想着打仗，解放全世界的受压迫者。这是非常真实的思想感情。就是“除四害”的日子里，看着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出动消灭麻雀，那种壮观与同心协力，也让人真切感受到举国一致的伟大与力量。共产党执政之前，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做到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哪怕就是真把麻雀“冤枉了”，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振奋与昂扬。我常常想起那些日子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房上树上站满了人，在齐声呐喊和欢呼声中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麻雀纷纷落地的景象。当政治运动搞起来，大家像消灭麻雀一样消灭“走资派”或“黑五类”时，那种声势和感觉其实也差不多。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史无前例”的事共产党其实已经干了许多许多，而且每件事都让人极其振奋，比如大炼钢铁的日子，全家出动，把能交出去的“铁器”都交了出去，母亲每天站在霸河里浪铁沙，回家时两腿都是肿的，但第二天依旧，而且没有一句怨言，觉得与解放前的妇女只能呆在家里相比，自然可以称之为一种“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了。那时候好像也不上班。整整一条街上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也很正常。大家都在忙，高高兴兴，觉得上班才是一件平庸无聊的事，因为与整个国家的“超英赶美”无关。
当然，生活中也会偶尔掠过几丝阴影，比如感到全家的气氛都很压抑、紧张，从不大声说话，更不让我们听见；再比如，看到学校的墙壁上忽然贴出一些“小字报”，据说是在揭发某个老师。接着就会有几个老师或同学不知不觉消失了，一问，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于是不上学了或转走了。具体情况没有谁认真打听，但有些伤感，感受到离别的滋味，但又在心中美化着这种离别，渴望当自己走上前线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时，也让别人感受到离别的苦楚，但自己却豪情万丈。镇反留给人的印象更深一些，因为亲眼看到那么多人被绑在汽车上押赴刑场，还是有些害怕。我记得母亲竭力不让我看，但我总是能从人缝中看到汽车上的那些人的表情。每人身后插一个牌子，上面似乎写着姓名和罪名，有的只是几个类似于“恶霸”或“投机倒把犯”之类的很抽象的字眼。恐怖的感觉是事后，而且是很久以后才有的，在当时，只是感到场面的肃穆和森严。我记得四周站满了人，但听不到一点声响。像“工业化”、“现代化”这样一些词语，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没有谁关心商品、物价、住房、道路、学校的操场、街道里的自来水龙头、院子里的公共厕所的改造等等这些事，所有的人都被组织起来学习、讨论、发言，每个人也都迅速掌握了那套语言，甚至学会了那种表情，因为只有那样说话、那种表情才是“对”的。对与错的判断也就是好与坏的判断；而什么对，什么错，其实早就一目了然。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情感或游戏规则，都必须基于“是对的”或“是正确的”这一前提；而对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真理）一旦被垄断起来，而且这种垄断不只是结论的垄断，而是论证方式上的垄断和灌输，那么大家也就自然学会了哪些话题可以说、应该说、怎么说，比如某件小事上表现了自己的私心杂念，而这种私心杂念又与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讨论总是很热烈，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绕得圈子越大，认识也就越深刻，当然这种方式和结论又只能符合一个最高原则，这就是要“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么谁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谁也就自然成了真理的化身。
我曾经关于“文革话语”写过好几篇文章，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被引导着进行阐释的方式。解放了，解放者也就有了对一切重新命名、规定、阐释的权力。“正本清源”和“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几乎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下来。被讨论、被认知的对象都很确定，比如地富反坏右时时刻刻梦想着复辟，而广大的工农兵是反对这种复辟的主力军；青少年则是双方争夺的对象，他们心地纯洁，但很容易上当受骗，时时刻刻生活在一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换一个词，就是“恐惧”：既恐惧敌人的“糖衣炮弹”，也恐惧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恐惧感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再引伸一步，作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时刻处于“临战状态”，处于“时刻准备着”和“备战备荒”的状态之中。使人们时时生活在恐惧与临战状态之中，则就可以定义为集权或专制政体的根本特征。
处于临战状态下的人，可以干出许多平时不可思议的事，那种热情、互助、无私和服从，那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都很值得回味和珍藏。所以看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们想起的就是自己那一段岁月，而且就激情的燃烧而言，远在战争年代的战士们之上，因为他们的敌人是面对面的，而我们的敌人则躲藏在暗处，而且时时刻刻窥视着时机以求复辟。
在无形的战场上寻找着敌人并与之作战，这就是文革开始前我们在精神状态上的一个基本情况。
当然，这种临战状态慢慢也就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作战，即所谓的斗私批修，而且必须是斗志昂扬地走上自己与自己作战的战场。
所谓的“困难时期”确实是很困难的。那是一种很真实的困难，但在报纸上却看不到，看到的，依旧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和歌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困难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越让我们困难，我们就越要乐观，越要欢天喜地。我们都很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地方出了事，死了人，我们就歌颂党和政府的救助，接着就出现了一大批好人好事。于是我们也就总盼着出事。但日子总的来说是平淡乏味的。我记得一家人一个月只能领到一张到外面的餐馆去吃一顿饭的餐券，通常就让我去了，而我也通常去吃羊肉泡馍，因为它既便宜也能饱人。老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为的就是到“东亚饭店”去喝一碗豆浆。姥姥发明了一种办法，使得蒸出来的玉米面馒头给人变大了很多的感觉，于是就被邀请到四邻去传经。大家就那样过着日子，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切似乎本来就该这样。说是“暂时的困难时期”，但一连许多年，大家也就习惯了。
农村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说整个国家“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一点也不为过。这应该是一个毫无疑义、很本就不需要再争论的问题。当我在网上看到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不相信有大规模的饿死人的事情时，我真的很伤心，而且欲哭无泪。连这样的事情，政府都不能给出一个真假的说法，就是各地的县志，也都或多或少地隐瞒或缩小着明知的事实，那么我们以后到底还能信什么？我们该以怎样怀疑的神情在猜度和“从反面来看”中处理这些表面上最为生硬的数字和统计？但我那时确实不知道发生在农村里的事。在城里，也有在街上抢东西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抢吃的东西，抢到手后先往上面吐口水，或在地上踩几脚，看主人确实不要了，再自己拿起来吃。我就被抢过几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了有些惊吓以外。倒是家里的大人总免不了多说几句，因为那毕竟也是全家人等着的粮食。商店的柜台紧锁着，顾客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几样有限的点心。售货员必须在你指定要买什么东西并掏出足够的钱和粮票（当，且仅当）时，才会真的一手交钱和粮票，一手交货。像现在的“超市”，真是在梦中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就是所有的人在一起想象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也不会有人想到电视机、手机、超市，更不用说电脑和互联网了。那时候我们一天到晚读《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用对未来的想象来填补眼下的贫乏，但就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告诉我们人可以就如今天这样过日子。我们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那时就是把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全都调动起来，尽最大可能去想象共产主义的美好，也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今天的现实生活的水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那些知道的人又不告诉我们，就让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被有意引导着的狭小想象之中。而且现实生活越困难，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也就越美好，而革命的热情也就越高涨。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先得消灭帝修反，把自己造就成新人。缺乏一种“在另一时空”中的想象力，这成了一种致命的缺陷。
今天回头去看，那种困难（应该理解为灾难）当然是人为造成的。能从那样的困难（或灾难）中挺过来，靠的是信念，相信党和国家说得都是真话。事实上却是假话。这当然是现在才知道的。把假话当成真话来说，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挺过来。这样的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如果当时把一切实情都披露或揭发出来，天下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死人也一定更多。凭心而论，那样连着几年的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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