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革命者为宣传进步思想，可谓动足了脑筋。
“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中国封建社会以禁书开始，而又以禁书终结”。是否可以说，民国也是以禁书开始，而以禁书终结。
袁世凯政权于1914年12月颁布了一部《出版法》，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一些著名的书刊，如《湘江评论》、《觉悟》、《浙江新潮》等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1920年2月，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迁到上海，也遭查封，又迁到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宣传书刊，如《向导》、《工人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都在重点查禁之列。
国民党政府为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1927年12月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共党书籍办法》等。1930年12月，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依据这些法规，实行文化专制。在沦陷区，日本法西斯军人大规模取缔进步及抗日书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载有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786种。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编了两部《禁止图书目录》，共查禁图书1841种。侵略者真是疯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全国究竟能出版多少种书，他们难道把中国人出的书统统归于在禁之列？
1984年出版的第3辑《出版史料》用几乎一半的篇幅(65页)刊登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年8月—1937年6月)。按年度先后顺序编成。共收入了这一时期的查禁书目2000余条。大部分是进步书刊，也包括有改组派、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派别出版的书刊。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这期间文化出版战线上尖锐的斗争。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收藏禁书这一专题，提供了一份书目。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民国时期禁书近5000种。
鲁迅的书一直是反动当局严禁的对象。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出版)是鲁迅一次性卖版权给这个书店的。该集收入1930年至1931年杂文、论文37篇，译文1篇。出版之后，国民党上海教育局专门下了一道查禁《二心集》的密令。后来又把该书列入149种查禁文艺书目之内。合众书店对此不服，要求重新审查，删去部分内容，重新出版。当局总算同意，删去该书正文22篇和序言。书店将所剩16篇重取书名为《拾零集》，征求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说：“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533页)1934年10月，合众书店出版了这本薄薄的《拾零集》。书店没敢声明这是《二心集》的删存部分，只在封底印了“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字样。后来因《新生》事件，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停止工作，合众书店又重新出版了《二心集》。这本薄薄的《拾零集》不知世存多少，除了几家博物馆，民间还会不会有呢？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谈到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禁书行动，并附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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