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万人的曲阜，很有名，但城太小。当年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现在只有曲阜还屈居县级市。这恰是这个小城性质极深刻的一种暗示。

曲阜现在急待发展，这也不仅是曲阜人的意愿。前段时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曲阜是行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站。他要到孔庙祭孔，却因这里没有五星级酒店，没有机场，只能从北京飞一小时到济南住，第二天从济南到曲阜，从济南再回北京。不仅如此，孔子学院目前已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开花，曲阜作为孔子故里，不远处又连接着孟子故里，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期待被开发的文化标识。更重要是，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于是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成为今年“两会”期间自然而颇具争议的热点。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计规划者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提出的方案是，要借这个城来解决“一个国家如何记忆”的问题。他提出在这个城的核心一平方公里内建设中华伟人堂与历史、文物展示馆，让伟人堂变成国家纪念馆。但他强调其目的非为尊孔，他认为，伟人堂中可以有孔子纪念馆，但孔子不能变成一种标志，因为光是儒家文化代表不了丰厚的中华文化。而且，伟人堂不能只突出汉族文化，应该让各民族伟人都有一席之地。这些能进入的伟人要让全国人民讨论，“甚至应该是已经去世150年的人物，那样才可以平心静气地对他们做出评介”。

这个规划目前正在热烈争论中建设性地完善，对于曲阜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机会。在这个争议中，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关于“圣城”与国家文化形象想象的历史肌理——曲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符码，但它其实从来未被历朝历代真正奉为“圣城”过。同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朱维铮说得发人深省:历朝历代其实“学随术变”，只有取士制度才真正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而“当取士的传统被改变的时候，孔庙就此作废”。

轰动一时的“水洗三孔”事件是旅游资源开发冲动下的产物。之后，“三孔”商业化首当其冲被叫停，曲阜借助“外来和尚”华侨城的第一次对传统“三孔”的突围宣告终止。但对曲阜来说，想象中“圣城”的重建需要外力推动，中华文化标志城被视为另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