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是学堂主持人逄飞给我出的题目；而“震灾中的思考”是我主动要讲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是此刻我们唯一愿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话题。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正像震灾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贾国伟在他的日记里所说：“世界变了，原来的一切都变了”（见2008年5月也20日《北京青年报》）。我们也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切都变了”的感觉：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应该感谢的，首先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回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固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就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的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的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和对人实行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轻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轻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到我写作本文时为止，我们从废墟里救出的六千条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救出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指的也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说“为人的生命负责”，其含义也是明确的，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这在救灾中好象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因此，鲁迅等先驱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个”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观念，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从此得到了确认。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却不断发生用抽象的群体价值、利益否认个体价值、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的偏差。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就出现了“我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样的误解。问题更在于这样的抽象的“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变成为自称“人民代表，公仆”的官员服务，那就变质了。而这一次，在救灾中，“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负责，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的正本清源。所谓“敬畏生命，关爱和尊重生命”，就是“敬畏个体生命”，它是必须落实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尊重，关爱，具体服务的。不仅治国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爱也必须落实为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帮助。
其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官员平民，我们一起受难，互助互救，共度艰难，共同承担生命的艰险，也共享生命的意义和欢乐。如论者所说，“生命的宝贵不因包含身份、地位在内的一切差异而区分，所有的生命都同等宝贵”（舒圣祥：《活下去，是一种信念》）。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其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观念。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体现在孩子身上”（江苏市民尹卫国：《把教室建成庇护生命的坚固屏障》，载2008年5月18日《北京青年报》），这大概已经成为经历救灾以后的中国人的一个共识。因为孩子们在救灾中的表现，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成年人。更因为这次灾难以血的事实昭示我们：社会体制的每一个弊端，我们成年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这是这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痛”：震灾中，中、小学校舍房屋倒塌最多，孩子的牺牲最为惨重。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为此感到难堪和羞愧。人们有理由追问，并要求依法追查：这背后有没有腐败？人们也因此对这次震灾中的奇迹感到兴趣：“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居然屹立不垮，一查原因，就因为投资与建筑者十年前就确立并实行了这样的原则：“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就走人”。问题是，能不能把“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把“谁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就罢官，走人”成为一个制度，真正把教育置于今后中国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首要的，绝对“不能亏”的地位，不仅在理念上，更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在救灾以后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座的诸位义工、志愿者也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已经作、还要继续作的支教工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关爱孩子的生命”应该成为义工、志愿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这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健全的发展，即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
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这次救灾至少就涉及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次抗灾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知情权的扩大，透明度的增强，尽管在这方面，人们还是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毕竟前进了一步，人们自然也就期待将非常态的知情权扩大为常态时期的知情权的充分保障。随着民间捐款的日益增多，捐款人如何监督捐款的使用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有关部门很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进步。
我想着重谈的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说法，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的管理放心地交给“公仆”去做。这就在实际上把公民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的对公民参与权的剥夺，同时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这些年许多人，也包括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是和这样的公共空间，政治、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只能局限于个人、物质空间的发展的状况是直接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不断成长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正是对年轻一代生命发展空间的一个扩展。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已经得到国家的承认，有了法律的依据，但有的政府部门依然对民间组织心存疑虑，多有限制。正是在这次救灾中，这样的状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都是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地震发生数小时以后，一只由江苏某民营企业组织的，由120人和60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民间抢险突击队，从江苏、安徽集结出发，48小时之内已经赶到绵阳参与救灾；曾经于今年春天赶赴湖南灾区，参加抗击冰雪灾害的13名唐山农民组织的“爱心志愿小分队”，也赶赴抗震第一线。在受灾地区更是出现了大批本地与外地的志愿者。许多平时依据不同兴趣形成的网络社群，也集结为网下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各地的救灾行动。《北京青年报》为此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08年5月21日），对救灾中所表现出的自觉的公民意识，有序有效的公民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很多志愿者也感到救灾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的课堂。而这一次救灾，民间组织所显示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敬畏、尊重生命”的观念，应该包含“尊重和保障人的公民权利”的内容，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这样的公民社会，在这里，“公民意识落实为公民的普遍自觉，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希望这次救灾能够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五，这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灾难告诉我们，人与人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作者：广西市民范大中，2008年5月17日）。在这次救灾中，许多受难者都谈到，是“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信念支撑自己战胜了死亡。文章的作者却问道：这样的“别人会来救我”的信念的“理由”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析：理由就在相信“你的生命与别人是有关的”，“灾难是平等的，不到它发生的那一刻，谁都不清楚谁是拯救者，谁是被拯救者。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守望、互为依存，这是个约定。你必须信守约定，以良知发誓让每一个遇难者得到救助，然后，当你某天遇到艰险时，才有理由在黑暗与恐惧中坚信别人一定会来救你”。作者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以这种默认的契约依存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敬畏、关爱生命”的观念，它还包含着一个“生命相互依存”的“约定”。作者说：“或许，只有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才有机会看清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群体之中，同一片天空之下，每一个人都同时是别人生命的一部分，你的伤就是别人的痛。在这这群体之中，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悲痛，感到生命的减损”。——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其背后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我们有关，每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我们的羞辱，每次对别人苦难的冷漠都是我们为命运自挖的墓地”。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念，也同时存在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正如一位作者所引述，孟子早就说过：“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这就是古语中所说的“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张载也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孤寡者，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讲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大仁即大勇”（胡晓明：《大地是病，大地是药》，2008年5月20日《文汇报》）。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传统。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因此，鲁迅的生命有一个大境界，包含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既是独立的，又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一种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
过去我在课堂里讲这些，同学们听起来总觉得有些隔膜，好象很难和自己联系起来；而现在，经历了这次大救灾，同学们大概就能领悟了。前不久，我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这些天，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在此之前，眼睛里只有周围的那个小世界，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发展，前途，所感觉的范围非常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就像大家自嘲中所说，沉湎于“小资情调”之中，自怜而自恋。这回地震，就一下子震出了一个“大世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和别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有无数的和自己一样年轻的生命需要自己去救助，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在和更广大的生命相互依存中才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当你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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