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社会学同仁们打扫天下的意愿是否还在，这里姑且不论。我们自己庭院的腌臜不堪，却是不争之事实。不管愿不愿、能不能扫天下，打扫自己的庭院，都是应该的，切近的。但其实对鄙人来讲，这话也说大了。即便是打扫一个小小学科的庭院，恐怕也依赖权力和机遇。似我这等边缘人，何德何能何职位，敢发动大家打扫庭院？那么再退一步，议论一番——自家庭院该当如何打扫，大约是可以的。因为那不是实践，而是近乎研究与言论之间的所谓“话语”，恰与边缘人的身份对位。

中国社会学中最空白的研究大约就是“社会学的社会学”，即研究社会学界是如何运行的。但学科虽不大，内部角色事项却也繁多，这研究从何下手还是问题。窃以为，窥测堂奥的一个便捷门径，便是讨论其内部的制度。何为制度？恒常之关系也，它们往往是由当事者间的长期博弈与一些约定（或成文，或不成文）交织而成。社会学内部的制度又是很多。这里仅取中国社会学会长产生的制度。学会并不是社会学界之基础组织，会长任期也并非其中首要的制度，为何偏爱于它？因为各位同仁对它均有相当的了解，它与各位同仁都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它是我们中地位比较重要的同仁博弈和造就出来的。谈论它诸位都明白，谈论它可以透视我们这里的权力分配，可以认识社会学同仁们制度建设之能力。

接下，话分两头。其一，述评历任会长的任期。其实还想揭示会长产生的程序，但因不想蔽于程序之表面形式，而揭示程序之实际运作，又不是一个边缘人所能胜任，只好作罢。其二，提出今后会长任期之我见。

历任会长如下：

第一届（1979年3月—1982年5月，成立时定名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

第二届（1982年5月—1990年8月，1982年会上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

第三届（1990年8月—1996年8月），袁方。

第四届（1996年8月—2000年9月），陆学艺。

第五届（2000年9月—2005年10月），陆学艺，郑杭生。

第六届（2005年10月——），郑杭生。

自1979年至2007年，共28年。其间产生六届会长，先后共四人担任。其中三人曾经蝉联。按任期长短排列：费孝通11年，陆学艺9年，郑杭生7年，袁方6年。若以4人除28年，平均每人任期7年。但其中第五届陆学艺、郑杭生共任，因此平均每人实际任职8年。

以上数据表现出的最大特征是任期长。这一特征是费孝通开启的，他的任期也确实最长，两任11年，很可能空前绝后。但不要说当时诸多同行拥戴费孝通连任，即使今天反省，笔者仍觉得，费孝通的任期颇可理解。他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无人相比和无可匹敌的至尊，其前辈和同侪要么作古，要么老病；其后辈在名声、学力和影响上相距甚远。他是活化石，堪比古希腊雕塑维纳斯，是绝品。我不相信维纳斯的美学高度在当时是至高和唯一的，只相信在重见天日的古希腊雕塑中，在美学上它独一无二。其他的尽数被岁月摧毁，幸存也残破不堪。生命远比雕塑脆弱，费孝通的前辈和同辈均被残酷的政治与岁月淘汰。其中佼佼者，比如潘光旦，综合实力不逊色费，学问显见比费好。走过漫长的文化沙漠期，硕果仅存的费孝通便披上了古典的光环。他任会长众望所归，他的11年任期颇可理解，因为当时任何一个候选者与他的落差都嫌太大。但同维纳斯一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绝品其实也是残品。他在学术上本来就是思想型的，二十余年后原本就非其长项的学问更形落伍。艺术有残缺美，不幸学术却不成。无论是他晚年的个人学术成就，还是对学科的规划与指导，都不宜高估，因为遗憾颇多。继任会长这件事，笔者也不认为他做的圆满。他虽身处浊世，却高傲而清醒：鲜见一个入其法眼的人。如此，其后需要的就不是长任、连任，而是建立规矩，终结奇理斯玛，步入常人政治。遗憾的是，他只满足于弟子袁方承其衣钵，其他似乎均不在其考虑之内。

袁方一任6年。费孝通的会长任至80岁，袁方也当到78岁。我以为，这6年太长了。明明是常人政治开始了，为何要延续强人政治无约束、无期限的特征呢？费没有可比性，所以也可以说，袁方一任才真正开启了长任的惯例。袁方的继任中会有费孝通中意与钦点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袁方退任，禅让方才转入自由竞争，但规矩却并未建立。

199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长的陆学艺继任会长。陆学艺这一任的时间最短，4年。

接下来发生的却出乎大家预料，第五届的会长由陆学艺和郑杭生二人共同担任。显然这不是一般的投票程序所能产生的。围绕“两宫同治”说法颇多，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小小的“罗生门”。说到根本，个人动机无可非议。我若在其位，焉知不如此？这在我想象之内，况我受教于生物学家的名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我想不到和想不通的是，理事们竟能通过这一匪夷所思的提案。

这样费孝通曾经谱写的蝉联又接连重演，先是陆学艺，后是郑杭生。二人的任期，相继超过袁方。

思考会长任期长短的前提是明确会长职务的性质。我以为，会长既是一种荣誉象征，又是一项实际职务——牵头推动学科内广泛的学术交流。学会是跨单位的，这性质决定了会长的荣誉是跨单位，是最高规格的；跨单位的性质还决定了会长不是专职，他往往还有本单位的工作，乃至领导工作要做。会长职务的上述性质决定了任期太长绝非理想。

费孝通的继任者以及未来的会长，统统与费孝通没有可比性。他们并不赫然高出国内其他优秀社会学家们一头。九十年代以来（费孝通刚好是1990年从会长职务上卸任）中国社会学界的生态已经改观，费孝通式的人物不复存在。一个学术权威的局面被十几个学术精英的并存取代。与变化了的生态相适应，学术荣誉的垄断理当终结，学术荣誉应该被一小撮精英分享。这既能够充分利用荣誉资源，形成更大的激励，促进更多优秀学者及其著作被社会学界广泛了解，也可以避免长任制下盛名难副带来的种种负效应。

会长职务下实际工作的履行，同样适合于短任期。如是，一个会长可以在任内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这一职务角色中。

鉴于以上思考，我提出任期一年，不蝉联，及与之配套的程序。

任期一年的好处是荣誉分享和专心投入。潜在的问题是，一，选举频繁是否成本过高，二，接交频繁是否贻误学会工作。

我提出的配套程序如下。2008年召开的学会上选举第七届（2008—2009年）学会会长，票数最高的当选为会长。票数第二的是第八届（2009—2010年）的会长，并兼任第七届副会长。2009年学会上，选出第九届（2010—2011年）会长（兼任第八届副会长）；自2009年年会闭幕始，上届会上选出的第八届会长履新。以后的情况是：本年度的会长是去年选的，本年的会议选出下一年的会长。如此循环往复。这样既解决了接交的问题，也使下任会长可以提前筹划其任期中将开展的学术活动。

我认为，选举成本高，是因为竞争者的重视程度过高。重视程度高，是因为任期长导致的机会少。缩短任期后，表面上一年一选，却因机会增加，减少了零和博弈。虽选举频繁，但激烈程度锐减，有助于完善选举程序，提高运行效率。降低了激烈性及其成本后，频繁的选举本身就有助于提高一些优秀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界的知名度。

学术者天下公器也，如是，学术界便是天下人之公域。古人说：国家兴亡食肉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笔者一介侏儒，明日发苍苍目茫茫告别学界的时候，断乎不会因为没有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长而惭愧。但目睹一个学科的制度建设，在整整一代人手中成效甚微，来日面对后生天真而鄙夷的目光时，我会汗颜不已。因为我也曾经有过打扫天下的梦想，却在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苟活三十余年而不思清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