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GDP总值是24万6千亿人民币，而1994年则是4万3千亿。为什么选择1994年为参照，是因为自从1993年底开始，人民币汇价挂在了8.7的对1美元的价格上，而经济统计中，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均按美元计价；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另一个原因的，是国际收支占国民经济份额越来越大，直至2007年，国际贸易总额高达近2万2千亿美元，按牌价折合人民币约16万亿，是GDP的64%。而不言所不能喻的节点是，1994年开始，朱镕基全面主持国民经济管理，人治时代，个人作用举足轻重。
GDP，从1994年起计，增长到2007年的统计数据，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约为14.3%。官方的年度统计公报，说是扣除了物价上涨，最高的年份大致也就在11%略强，所以，平均以11%估计当是比较妥当的选择。而前述数字是14.3%，可以理解：其一，平均每年大约3%的通胀，以及其二，统计疏漏，比如好像2004年漏算了服务业国民产值那样。如果仅考虑扣除物价变动的因素，11%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的GDP应当是16万6千亿，是24万6千亿的68%。差出的那32%GDP，是银行发钞滥出的功劳，和国民经济的本质无关，也和改革开放无关。
199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2400亿美元，比较2007年的规模，14年来增长率平均为18.8%，由当年GDP比重48%，提升到64%，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这个意思是说，外向型的出口经济，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率极大。这个贡献，显然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出口产品质量和适用性极大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其二，低估本币，使得中国制造具有强烈的价格竞争优势，不仅劳动密集产业对全球市场的全覆盖，且在如家电和IT器部件等加工制造业全面替代了日本、韩国等国家。
以低估本币方式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称“出口替代”，是二战后一些新兴国家走出贫困落后，并实现经济起飞成功道路，亚洲国家尤为如此。中国在二十年后走了别人成功走出的道路，并极大地发展起来，这不是一宗意外和无法诠释的事情。比照起来，那些先行的国家，这个经济替代过程的机遇最多也不过二十年，实现了步入发达国家的夙愿之外，并放开了货币管制，将汇兑价格交由市场决定。比较著名的就是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结束了日本对国际货币市场的单边管制。
单边利益取向的货币管制，低估本币可以用来促进出口，长期贸易顺差保证外汇有效收入之外，对世界市场有着攻城略地的效果。很简单，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单边货币管制，其结果就是取缔自由贸易，消灭世界市场。之所以有些国家可以做到单边管制，正是其他主要国家不采取单边管制，甚至是不管制。中国长期对汇价实施国家管制，无论是之前的高估人民币方式，还是后来低估人民币方式，都是意图从自由的货币市场获取超出性的好处。区别在于，高估本币是权力从本国民间榨取利益；而低估本币，则是国家姿态从世界市场谋取利益，被习惯地称做“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相当一个历史过程中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形态，并由此引发若干次国家间的战争，比较著名的就是与西班牙的战争。现代以来，之所以一些国家实施重商主义并以得逞，全在于在其经济规模尚不足以威胁国际经济状态下，某种程度或某个阶段的容忍。所以，就中国从外向式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自己的努力和竞争是一个方面，而更是缘于国际对中国的容忍与支持。以当下的顺差方式和规模看，与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莫若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出超和管制的奇迹般容忍。
重商主义的历史对头是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奉行对经济少干预乃至不干预，是从亚当斯密那里一路开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放弃了的是计划经济形式的国家全能主义，从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市场，允许自由成分的经济，但绝非是真实的经济自由。国家只是对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以强力支持，比如，国家需要外汇，所以对出口型企业以强大和全面支持；国家谋求高科技，则对高科技企业以种种优惠和补贴，等等。而这些政策，的确有推动就业的经济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有两个基本势态：必然的代际替代，当年的青壮年多已退休，新一代劳动者走上岗位；另一个势态是，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和城市环境中来，这部分人口，据说有2亿，若以人均4万人民币的产值贡献判断，他们则占2007年国民总产值的32%。这些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更多的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中，其中有些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关，比如工程建设中国家投资的比重甚大，而更多的与出口行业相关，受益于国际市场，而并非仅仅于国家政策。
30年，2亿劳动力的大转移，其规模是除中国和印度之外，亚洲所有其他国家已步入市场的劳动力之总和相大抵，波澜壮阔，史无前例，无与伦比。这些人从温饱都不能为继的绝对贫困中走出来，从国民经济的庞大分母而跃上横栏成为财富创造的有效分子，这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奇迹所在。他们不仅承受着最低的工资待遇，还更无端遭受来自权力的颟顸与恶待，随时遭遇驱逐和盘查，乃至拘禁甚至被打死，比如孙志刚等等。正是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被称作“盲流”的人们，强力推进这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依然被人等有分地称做“农民工”。
无意将中国当下普遍的低工资状态解释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但的确是劳动密集产业存在的意义和资源。低工资，低福利乃至没有福利，是两个市场竞价的理由和结果，即国际商品市场和国内劳动力市场。只要还有数以亿万计的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收入被限定在有限的土地和有限的耕作上，而不能更充分地转移到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易，他们就会对既有的工资状态作出竞价，承愿以更低的工资、更低的福利迈入工商环境、迈入城市门槛。
刚刚看到秦晖新文《左手要福利 右手要自由》。这看似鲜明的标题，我不以为能阐述中国的实质，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当下，左手的福利是不平等的福利，右手的自由也是不平等的自由，身份的不平等和人格的不平等，并由此决定了权利上的不平等。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那么，最不可思议的则是最奇迹地坚持了不平等。而不平等，在理论上意味着交易成本高昂，也证明着市场被权力切割与霸占。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力被无端盘剥。据此，所谓奇迹，其实也许就是那些劳动者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商产业，从自给不得自足的封闭向外在开放的市场转移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回到原题，以9亿农民为估量，从农村要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及总人口当在4亿至6亿左右，以经济术语说来，若正态分布为真，2亿数字之前其边际效应是递增，这就是三十年奇迹的数理依据。而峰值过后，边际效应递减。以技术装备发展为考量的“出口替代”实际上早已基本完结，基于低廉劳动力的劳动密集的出口产业，会随着人口转移的边际效应降低而低迷，也就是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继续下来的过程，其成本会逐步抬升，或者说，人口的减少而提高人均农业收入，进而提高转移人口的价格预期。
倘若如此，城市效应将比以往更加显著起来，内需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必然选择，而且无需外力推动的社会自发进程。正在浮现的典型例子是，越来越多以往是农村人的，或者身份依旧是农民的一代新人，比三十年前刚刚开始斗胆闯入城市的上一辈，更愿意，而且更多地在城里买房居住，工作在城市，收入也在城市，生活更在城市。总之，中国经济会随着这而继续发展，但一定与以往，也就是过去的这三十年全然不同。这些加上家人可抵5、6亿的新城里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福利么？是自由么？我看，是平等。
以古典意义判断，农村没有人权，农民也不必有人权，人权从来不是农业社会的命题。以现代意义判断，人权就是相对于政府权力的器物，与经济和企业无关。资本主义最大的人文体现就是可以拒绝交易，按照哈耶克所言，就是“退出交易”。中国工人低工资、低福利，并非因其没有人权所致，而是更多的没有工资和没有福利的转业农民的竞争所致。这些专业农民，不过是想谋求比原有的不平等少许平等一些，也更是他们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非强迫劳动关系下，给予的就是平等，不仅是相对于农民的一种身份自由，也更是相对于农业的一种有效福利，哪怕是低微的甚至看起来不足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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