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独立思考与时代的洞见
前些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第十届新年论坛，也凑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热闹，名曰“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与会的十位嘉宾，俱为学界翘楚。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致开幕词之后，吴敬琏、茅于轼和厉以宁接着发表主题演讲。这三位可都是经济学界的牛人啊，主持人开始恭维他们，说“吴市场”怎么怎么样，“厉股份”怎么怎么样，但不能厚此薄彼啊，于是生生杜撰出“茅维权”这个称号。估计这位仁兄的灵感也是来自于主办方小册子里的嘉宾简介，里面提到茅于轼是“中国经济学界以扶贫、维权行动实践社会责任的代表人物”。我当时在台下，就低声说了句，“还是叫茅良知吧。”
茅先生的良知有目共睹。去年薛涌同志看到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之后，想要用砖头砸他，但一贯与薛涌相敬如宾的《南方都市报》编辑先不干了，接下来各路人马齐上，一阵群殴，让大洋彼岸的这位博士候选人很受伤。虽然茅于轼也差点被口水淹没，但光辉形象似乎还是保持住了，这大概和他一直在为穷人办事有关。那篇叫《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还入围《南方周末》2007致敬之年度评论。陕西师大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本茅于轼的随笔集，仍然把“良知”作为一大卖点。还是有读者买帐的。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公开见诸报章。有些观点，茅于轼也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于日日讲，比方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穷人国，“文革十年”造成全社会痛苦总量的极大化；改革开放后，主要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企业家创造财富。这些话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剥削理论盛行的历史和追讨富人原罪的现实语境下考察，就会理解此中深意。
茅于轼在很大程度上做着普及经济学常识的工作，他的文字轻松易懂，不象有些读了几年死书的呆子，以卖弄术语为能。他也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不唯权威的马首是瞻，例如，他会说，“经济人的假定把人投入到痛苦的深渊，这是经济学可能误导我们的地方。”
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说真话的人，似乎只要他自己觉得有道理的事儿，就会说出来，不管是否会引起民愤，虽然他是很在乎舆情的。我曾经在茅于轼家里采访过他两次，也在多个场合与他有过接触，的确是一个心平气和的老人，发怒时都保持着非凡的节制。生活中，他可能没有太多敌人，但在观念世界里，他可是经历了无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勇士！
比“替富人说话”风波更近些的公案，是“赞成大学涨学费”事件，这让他一时好比人民公敌。更早些时候，他反对经济适用房，反对小额贷款低利息，无一不令他饱受指摘。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如下一些论断：“腐败5000亿的估计大体上可信，它只占GDP的2.5%,由此可见腐败并没有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重。可以设想富人中的大部分是从财富创造致富的。”；“保护耕地的政策是片面的，不改变这项政策，不但房价还要猛涨，我国解决城市化和三农问题也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矛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的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我把这几句话单独列出来，既不是想表明它多正确，也没有挑动读者批斗谬误的意思，而是觉得，它在社会转型的当下确有争议价值。
我在这里唯一想表态的是，我赞同茅于轼对道德的重视。几年前，有关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的讨论曾热闹了一阵子，争吵中有很多概念的混淆，不提也罢。茅于轼的观点很明确，“有人提出‘道德干预了市场运作’，要求道德退出市场，这实在是极大的谬误。”对于法治是否需要道德支持的争议，他的立场是，“道德是法治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撑，法治并不能独立地支撑市场。”茅于轼也承认，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传统的道德有些重要的区别，但他同时认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的态度可以用这一句话概括：“我们要向孔子学习，也要向外国学习，赶上世界潮流，同时也是恢复中国良好的传统道德。”这些原本应为常识的理念，现在却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洞见。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 茅于轼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9.8元
《凤凰周刊》2008第6期，三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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