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按照经济史专家们的分析，据说GDP占到全世界总量的1/4强。刚刚见到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更振奋的说法，这个比重要达到1/3。对丁学良的说法，我甚有迟疑。那个时代，国际通货还不是纸币，无论英镑还是美元，即便在本国都还以银行券的方式发行并在有限条件下流通。公认有效并在国际贸易中流通的是黄金和白银，并且正是因为白银，英国商人才在那个时候苦心种植和行销其鸦片。所以，按照政治术语下叙述的鸦片战争，在金融术语下，则是白银战争。
中国属白银和黄金矿产均稀缺的国家，尽管自汉朝后开始有了使用白银为交易媒体的记录，但白银主要由远程的外域贸易获得。宋代，尤其是南宋的白银与当时的海上贸易发展密切关联，而明代的白银更是来自与西班牙人的大帆船贸易。国内金融史学界将白银称作“称量货币”，相当程度上曲解了白银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被浇铸成锭状的白银，俗称元宝，朝廷的标准规格是五十两，三十两重量的非常少见。这样制式的白银，显然有利于储存，而并非易于流通。而货币的第一效用是流通，而并非储存。
比较白银，黄金似乎不为古人待见。历史上，似乎只有战国和唐代有过黄金货币的迹象。“迹象”的意思是并非是广泛在交易中作为货币使用，只是特殊社会层面用于馈赠或交换的物品，汉代最为典型。黄金与白银之间的价格关系，明代以前近乎可以说没有记录。当西班牙人开始马尼拉贸易时，他们得知在中国本土1两黄金价格是6两或7两白银，而当时全世界的金银比价为1:13左右，有时甚至高达1:16。那个时代的世界，货币本位制度尚未形成完整概念，货币制度基本上还是天然贵金属，信用货币时代刚刚初萌。
中国与世界的金银比价不同，显然，选择黄金或白银来估价中国的国民产值，其结果不同，最大值可能相差一倍。即使国内金融史学者很是主张，中国在明末已经进入白银货币时代，但如前所述，称量货币并非充分意义上货币，铜钱直至民国时代都依然在国内相当地方流通，可见，并不统一的货币状态，决定并证明了国内市场的封闭性。市场的封闭性，意味着市场效率低下，当然也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财富生产和流通效率的低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社会主体，这与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经济社会，全然不可比。
1800年以前，印度以及欧洲就已经能够生产瓷器和丝绸，并广泛大规模种植和加工茶叶。中国已经不再是独有的垄断，而是品质和品种上的竞争和垄断关系，这当然包括价格。以瓷器和丝绸来估量中国的产业状态，是错误的。几十年前的中国乡村，普遍使用的仍是陶釉器具，而不是更精美的瓷器，国人普遍穿着的是棉织制品，而不是丝绸。就棉纺织而言，人工手工纺织的产能效率远远低于同期英国的纺织水平，质量更无从可以对比。
1800年左右，英国已经开始了蒸汽机的使用，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替代了以往的人力、畜力的动力体系，冷加工业也随着新动能的推广而日新月异。直至江南制造局创办以前，中国可以说没有冷加工业，这不仅可以证明机械制造业的不能提供高效的生产母机，也可以证明整体工业产业能力和制造效率的低下。若以刀器为证，中国的热加工水平甚至不如日本，这也是为什么冷兵器时代，倭寇可以横行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农业为重要经济分量的国家。在拖拉机没有出现前，动力机械在农业中主要用于提水灌溉，耕作基本上就是人力和畜力，全世界的生产效率大致如此。也就是说，若品种、灌溉、气候和土地肥耐力方面的条件相同，农业的生产效率大致相同，差别仅就在于投入的人力和土地规模。中国人口多，农业地理条件并不狭窄。正因为如此，在总量上可以抗衡乃至超过整个欧洲。
但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时代，中国除了江南部分地区外，中国粮食的商品化率极低，一个原因是，相当一些地区的确没有这样的产能；另一个原因是，商品化的粮食生产必需依托在开放的社会和市场条件，而且需要良好的运输环境，江浙一带之所以能如此持久地超常外拨粮食，水网和运河起着根本性作用。而其他更广袤的地方，则因流通和市场交易成本高昂，丰年则伤农、歉年即成灾。比照起来，西欧农业的商品化率，其实也就是农业效率要远远超过中国。那里的农民已经形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分工，马铃薯农业就是例证，解决的不是吃得饱的问题，而是吃得好。而这个过程，中国基本上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实现。
但中国的问题远不止如此。美洲农作物抵达中国之前，中国的旱作农业效率极为低下，比如小米的亩产量仅仅是水稻的几分之一，小麦的一半以下。略微高产的是黍稼（高粱）和大豆，每亩也不过二三百斤。随着西方人到来，引进了烟草、玉米、番薯等，尤其是番薯，极为低劣的食品，但竟然是中国人口急剧膨胀的基础食粮。也正是因为番薯，把更多的人移入极为恶劣的气候环境和生产环境中去，在不毛之地，仅番薯的叶子就令穷困饥寒的农民世世代代地挣扎不息。即使今天，中国农民依然不能处在一个相同的温饱线上。
这样，以承载的人口来衡量中国农业产量或产值，均不能透视生活质地的悬殊。薯叶的产值和产量意义等于零，但却数百年来养活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农民。但若以人均所需口粮统计，这些薯叶会被方便地匡算作粮食，并纳入粮食的总产量，再套算成为农业产值。以农业生产估量，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最著名的饥荒就是1840年代的“马铃薯饥馑”，但人们仍可以靠移居逃难而避荒，而中国呢，翻开历史，因饥荒而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事例比比皆是，人食人的记录持续不断。这当然和农业能力有关，但绝对和中国农耕社会的封闭性有关。
180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有多少呢？查到的数据说，1840年时人口达到4.13亿。清末时节，中国人口号称有4亿，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是历史罕见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人口退减。这看来，1800年以后的人口将近4亿，这样的推算大抵可信。那么，当时的世界人口又有多少呢？一个说法是10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近40%。这样，即使按照丁学良所言，当时中国的国民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1/3，中国的人均产值也是很低于世界平均值。
1800年的时候，蒸汽船还未有使用，远洋贸易还是靠季风，损失概率很高。这决定了当时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及其有限。全世界的重工业基本等于零，机械加工业刚刚起步，服务业也近乎于零。等等而言，近乎同样的耕作方式和动力资源的农业大格局，决定了各国之间的人均国民产值相差甚微。中国某些都市显现比同期欧洲城市景色更为发达，不过是远比欧洲更极权的政治制度，能将社会资源更集约，或者说是更搜刮到皇权掌握的直观现象，绝非是比欧洲更有普遍意义的繁华与发达。
即使今天，公认美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与效率远远高于中国，若将美国和中国各自扣除非农业产值进行比较，即使在人民币低估条件下，中国农业总产值仍远高于美国。但，这样比较的意义何在？若以中国过去相比，产业的丰富度前所未有，城市化程度也前所未有，受教育人口比重也前所未有，国际贸易的规模和比重仍前所未有。中国当下仍然困乏，这绝对没错，但中国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吃树皮薯叶度日的，这难道不是前所未有么！
市场经济焕发中国人的精神，同时也富足了中国人的生活，国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的含义还在于，是国人自己的选择，是专制和计划经济破产的结果。无论现实状态如何，今天是国人前所未有地痛恨和厌恶着专制，也前所未有地渴望自由和民主。今天的中国，物质财富的确是前所未有，纵然还依然贫穷；精神财富也更是前所未有，纵然依然艰辛。这样的判断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更符合现实。我相信，尽管丁学良未必相信。丁学良之所以如此，全然在于他自己没有照顾到一个常识，也就是，一个90%以上为事农人口的农业国，分享再多比重的世界国民产值，这在经济学上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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