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持续了十来年的“争议余秋雨”文化论战，近来以“余秋雨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达到高峰，但对于其争议的实质，却至今众说纷纭——余秋雨的意思，这是一场“诽谤”与“反诽谤”，“出名”与“反出名”的“名人保卫战”，“是由余杰、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余杰的观点，这是一场“忏悔”与“不忏悔”的文化大论战：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革失足文人”为了保卫自己在“新时代”的脸皮与利益，不惜为文革“写作组”开脱罪责（甚至翻案）而拒不忏悔；金文明说这是一个坚持“文史差错”与改正“文史差错”，是否允许一个坚持数百个文史差错的“伪大师”误导青年的教育方向问题；孙光萱说这是一个“文革失节文人”能否“正视历史，轻装前进”的思维方法讨论；萧夏林说此为封建文人“帮闲派”与“反帮闲”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必然冲突；朱大可断定余秋雨为“小姐”制造“文化口红”可笑，王尧当和事佬以“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呈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历史的态度和当下的思想状况”缓和双方；我则以为，余秋雨问题的要害既不关当代政治，也不关文革历史，亦不在学术文风，而只是一个简单的人格问题——一个文化人能否不断撒谎，永远撒谎，坚持谎言？
　　
余秋雨似乎离梦想的文化大师尚有十万八千里，但若评选当代“中国撒谎大师”，可能已经“名不虚传”，可以“众望所归”——近年来余秋雨已创造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谎言（如自己参与起名的“石一歌”，却说不知道这一称呼；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他告萧夏林败诉，他却到处发声明说自己“圆满胜诉”），而今年的“新鲜谎高峰”则有五个——
　　
1、 2004年8月19日，《南方周末》刊发记者张英与余秋雨的新访谈《“清查”与“搜身”》，余秋雨再次撒谎说：“一、在‘文革’初期虽然家破人亡、忍饥挨饿还坚决地抵制了造反；”将自己打扮成文革的受害者，事实是，余秋雨始终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在文革前期以“紧跟”姿态入党，入党后“更上一层楼”加入“写作组”（余秋雨1972年1月加入“石一歌”），因加入“写作组”而获得造反果实，“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当教师（实际在“写作组”上班），仅仅一年就由“写作组”外围“石一歌”晋升为 “写作组”本部的“文艺组”骨干，1976年9月再飚升为朱永嘉（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直接受张春桥指挥）“身边人”，1976年9月定为随朱访日代表，10月成行。关于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造反工具的结论，早已形成中央文件，加入“写作组”便是“曾经参与过‘四人帮’集团各种政治活动的人员”，便是造反派——王洪文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司令，上海“写作组”始终在王洪文、张春桥的直接领导下，余秋雨作为其中一员骨干，岂敢自称“拒绝造反”、“抵制造反”？关于余秋雨造反的细节，F（原上海戏剧学院负责复查余秋雨的主要人员，本人不愿意透露姓名）说：“《南方周末》（对余秋雨的报道）有一点写得不很全面。在批林批孔的初期阶段，上海当时搞得很猛，戏剧学院当时搞得不温不火的。余秋雨当时已经在写作组，身份不一样，他一般不来学校，有一次来学校转了一圈，回去后在市里放了一把火，当时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势力复辟，戏剧学院刚刚开始招生（1973年），我当时胆战心惊地在教学，一错就要批判，有一门课是锻炼学生的口齿，有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就因为这两个的‘黑’字，不是一道红，两道红，就被认为是黑线复辟，然后拿这个大做文章，搞得人人自危。正在这时余秋雨回来，回去放了一把火，在复旦大学召开大会批林批孔，他发言时说：‘我回了戏剧学院一趟，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张牙舞爪。’戏剧学院参加会议的人回来后马上告诉了我，此后戏剧学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也倒了大霉。”（《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2、 同期报道中，余秋雨又说，“二、在文革后期刚刚听到批邓风声便立即离开上海回到浙江山间，虽说养病，却是借口，那座山上无吃无喝，怎么养病？” 余秋雨这又是在表演“睁着眼睛说瞎话”，当面撒谎——且不问余秋雨，“那座山上无吃无喝”，你怎么在那山上活了了八个月 ？单说“刚刚听到批邓风声便立即离开上海”——经历过文革的人皆知，1975年的“批邓风声”起于“评水浒”，而你余秋雨恰恰是因猛“评水浒”而累得发肝病，朱永嘉等亲自驱车看望后，本来要送进北京《红旗》杂志别墅疗养，只是因某些私情而转到奉化“蒋介石图书室”“蛰居”（这岂可是一般人能有的待遇？）据《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披露，1975年批邓的“评水浒”运动中，余秋雨发过几发射向“批邓”重磅炸弹：如《评胡适的〈水浒〉考证》——“《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大名鼎鼎的）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余秋雨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余秋雨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此外，余秋雨还有署真名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全文约9000字，貌似鲁迅学术研究，实则借题发挥，句句在影射邓小平的“整顿”，呼吁“在革命胜利时期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将革命（文革）进行到底”。余秋雨在文章结尾高呼：“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得更多些、更好些呢？”（任犊《走出“彼得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一版，P220）

此前，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重要造反文章《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
　　
3、 同期报道中，余秋雨抛出的第三个“新鲜谎”是：“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执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清查’组进行了坚决抗争，有当时（我余秋雨）写给中央的大量书信为证。”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和民间观点认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是执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余秋雨当时所在的“文艺组”17人之中，只有8人属于“清查对象”，余秋雨一度为重点“清查”对象。由于余秋雨得知现在仍有许多当事人握有当时“清查” 余秋雨的组织结论证据，无可推翻，余秋雨便想从根本上否定当年的“清查”运动，指称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是执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此谎事关彻底否定“清查”运动，余秋雨必须出示官方相关文件“说清楚”。若余秋雨有道理，就得给朱永嘉、胡锡涛等“四人帮残余分子”彻底平反。否则，余秋雨就得公开认错忏悔。
　　
4、 在《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上，余秋雨对记者张弘说：“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调查了那么多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对我抱有奇怪的敌意，又拼凑了各种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但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能找到一件我伤害过他人的事情吗？”这真是叫人奇怪的一问——难道1975年余秋雨写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对胡适先生没有残酷的伤害么？！难道1975年余秋雨写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对鲁迅没有歪曲利用么？难道1975年余秋雨写的《读〈朝霞〉一年》，对有良知的反文革者不是横加批判么？！难道今天余秋雨说余杰、古远清等人是诽谤者，在《借我一生》中讽刺袁庚等改革者，没有对造成对当事人的伤害？！余秋雨如此当面撒谎，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5、 尽管余秋雨的秘书金克林和“二手妻”马兰近日联袂在传媒上骂我“造谣”，但余秋雨在2004年8月19日《南方周末》答记者张英问时，并未敢否定他曾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不要披露其文革失节证据，他知道，铁证已在我手上，无法打官司。但他这一次出来感谢《南方周末》“听了他一点威胁”，却又一次证明：他所谓的想自杀，也是一个“新鲜谎”——撒谎撒到拿生命开玩笑，余秋雨未免太不自重了。
　　
与这样无耻至极的撒谎人格相比，余秋雨的文革失节问题、文风问题、文史错误，皆是小小的枝节问题。“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没有基本的诚信，他的才华越多，造成的破坏就越大。这也就是今日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缘故。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我就不信，“走进新时代”的“与时俱进”，也还是文革谎言时代？

批评余秋雨，不忘“文革”恨！
批评余秋雨，不忘“帮闲”苦！
批评余秋雨，神州寻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