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元月，曾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拿起毛笔，写下“英雄胡兰，精神永存”八个大字。这是刘胡兰纪念馆近年来收获的最重要的题词。这八个字的模本被装裱起来，和朱德、董必武此前的题词并排悬挂在陈列室里。

200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害60周年纪念日，对于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纪念大会在刘胡兰纪念馆内召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和山西省省委书记张宝顺等人均有出席。

文水县城内挂满条幅，将弘扬刘胡兰精神和“保先”、“新农村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60年来，刘胡兰不断和各阶段的政治性主题挂钩，人们总是能够从她的精神里发掘出有利于现实政治的成份。不过，和当年毛泽东先后两次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及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报道相比，刘胡兰热显然已成过去式。

如果没有阿忆的一篇博客，刘胡兰就义60周年，将在普遍的媒体沉默中度过。这篇受到舆论关注的博客透露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逼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死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建国后，这些乡亲又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只是，在宣传刘胡兰时，完全剥除了这个事实。”阿忆发表议论说，这是为了使“敌我矛盾线索变得简单。”

如果说，今年关于刘胡兰的报道有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还原历史真实”。不过，各媒体所做得，只不过是重复一下阿忆博客的内容，浅尝则止地做一求证而已。对于刘胡兰烈士，一个曾经光芒万丈的政治符号，我们其实应该有更多的努力。

1、 “心理早熟，生理不早熟”

刘胡兰纪念馆内，有一尊用汉白玉雕成的刘胡兰全身像，昂首挺胸。据报道，这尊雕塑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王朝闻的作品放大而成的。1957年，刘胡兰牺牲十周年，刘胡兰纪念馆开馆。原计划亲自放大雕塑的王朝闻因生病和反右运动拖不开身，让自己的学生去完成这个任务。事后，王朝闻对放大的刘胡兰雕塑并不满意。版画家力群曾表示：王之原作在强调少女之英勇就义,而石像则强调女性之肉感,实大异其趣了。王之原作不显乳部,而石像却故意刻得丰满肥大,有如少妇,既不合15岁少女之身躯,更背叛原作主题。

“那时候的小孩，心理早熟，但身体不早熟。”刘胡兰纪念馆副馆长陈湘平说。陈的父亲陈德邻曾和刘胡兰订过婚，但后来两人商定各自回家劝说父母解除婚约。据陈德邻说，刘胡兰原脸，眼睛很大，初看很漂亮，但不耐看，她虽然只有15岁，但身高在1.66米以上，“挺稳成个人”。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生于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中农家庭。10岁时，她参加了儿童团。抗战胜利后，文水县成为共产党占领区，刘胡兰在1945年10月参加了吕凤梅举办的全县妇女干部训练班。表现积极的她，回村后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次月又申请加入共产党。当地党组织同意先吸收她为候补党员，待年满十八岁时再转为正式党员。

在这期间，刘胡兰有了第二次订婚，对象是邻居白家的大儿子白梅。此前媒体的报道称，刚刚入党的刘胡兰，还不知道订婚这件事也应该先向党组织请示报告。事后，当她向入党介绍人且是其直接领导人的吕雪梅大姐提起订婚的事时，吕雪梅拉着她的手说：“当一个共产党员要订婚的时候，那一定要考虑一下对方的政治条件，起码要求对方是一个没有政治问题的人。”虽然白梅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关系，但由于当时他在太谷县当学徒，刘胡兰并不了解真实情况，便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吕雪梅把刘胡兰看作妹妹和女儿，她有些家长制，想让她嫁个共产党干部，当然这也是“为刘胡兰好”。刘胡兰很生气，为此很长时间不愿和吕雪梅说话。后来，她和负伤在云周西村养病的王本固连长恋爱，也和此有关——“我找部队里的了，这下你干涉不了了吧。”

此前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和白梅退了婚，由此也可见，刘胡兰对组织纪律非常看重。这一点在土改等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2、 革命积极分子

据建国后一本流传甚广的《刘胡兰小传》记述，在遇害之前，刘胡兰曾参加过反贪污斗

争，参加过土地改革；处理过群众的纠纷，还和吕雪梅到附近各村开展过妇女工作；动员、组织妇女群众做军鞋，募集慰劳品，教育过落后分子……

关于刘胡兰领导云周西村的妇女积极为前线的子弟兵做军鞋的事，还有一段插曲。有关刘胡兰的传记和报道中说，地主婆段二寡妇交来一双底薄量轻、针脚敷衍的鞋，被刘胡兰发现后指出其欺骗行为。这时，接受过段二寡妇贿赂的农会秘书石五则公开为其辩解。为了教育群众，刘胡兰一斧头剁开那双鞋，里面的草纸和麻片全都露了出来。在场的群众都气愤极了。段二寡妇只好当众检讨，并被罚重做五双军鞋。

“我们一直比较回避这个问题。”刘胡兰纪念馆副馆长陈湘平说，二寡妇当时受到批斗，他后来听村里人说，二寡妇的鞋不是自己做的，是用麦子换来的，花的钱还不少。她是破落地主家庭，土改后只有一点生活用地，日子过得很艰难，还有孩子，后来改嫁到外村了。

在土改中，刘胡兰也非常积极。陈湘平听父辈说，在土改讨论会上，她踊跃发言，有一次坚持批斗某地主，和一个要批斗某中农的同志发生争执。

当时共产党在很多村民中具有威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土改的发动有关。陈湘平说，他大爷爷陈树荣就相当崇拜共产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以前他借了4块光洋的高利贷，多少年都还不清，后来得益于八路军的废除高利贷、减租减息、重新调整土地等政策。后来他成为和刘胡兰一道死在观音庙前的七位烈士之一。

在关于刘胡兰的故事中也提到，她四岁的时候母亲生病，借了一个石姓地主的高利贷，家人常外出躲债，她对地主的仇恨在那时就生根了，并对传说中地主害怕的红军有了好感。13岁那年，在妇女干部训练班接受培训的课本中，也有阶级分析的专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刘胡兰，对于一个没有上过几年学的未成年女孩而言，这种教育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很容易在受过苦难的刘胡兰心中产生共鸣。

1946年冬，形势对共产党已经非常不利，解放军转移，云周西村成了游击区。用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话说，“那时美帝国主义者，正要罢了无耻的所谓‘调处’阴谋，援助与支持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匪军，向着我各个解放区疯狂进攻，而我军正采取战略防御，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有利条件，以歼灭敌人的时候；张家口等城市的暂时撤守，也就在这个时期。这是爱国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刘胡兰还协助武工队处死了为位于山西的国民党阎锡山部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的村长石佩怀。刘胡兰在其中的作用是，侦察到石佩怀的住所，并在武工队员动手时放风。

石佩怀的死，成为阎锡山军队抓捕刘胡兰的导火索。

3、 “拔高点也没啥”

1947年1月8日，阎锡山军队袭击了云周西村，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等人被抓。据后来认定，农会秘书石五则叛变，并供出刘胡兰。

据刘胡兰纪念馆提供的资料，1月11日，阎军72师师长艾子谦给215团1营下了指令，上面说，“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云周西既有坏分子在活动，为何不积极设法铲除。致使村长遭到杀害，显其该营警惕不高，做法不够。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冯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一则为石村长报仇，二则便利今后开展工作，借慰死者以将来。”

第二天一早，云周西村即被包围。陈湘平介绍说，当时阎军包围了云周西村并逐户搜查。大部分的村民都被集中到村里观音庙前，无处可去的刘胡兰也被裹挟着来到这里，被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成员认出。刘胡兰随后被带到观音庙里的一个房间受审。

过了一段时间，此前被抓的石三槐等人和刘胡兰等共七人被带出观音庙。陈湘平说，除刘胡兰外，其他6人身上都有伤痕。阎军开始命令围观的群众动手打死这6人。

“让群众动手杀人，在我们这不是新闻。”陈湘平说，不只是在文水，整个山西当时都是这样。数个群众被迫上前，用棍棒等把六人打昏，随后用铡刀杀死。站在一边的刘胡兰不久后自己走到铡刀前，侧着身子躺下。

在群众被迫参与杀害刘胡兰问题上，文水县史志办主任徐锦笙对记者说，阎军威胁拷打石景华等群众，让用铡刀铡刘胡兰，但人们都不去执行。石五则、张生儿两位村民积极上前手扶铡刀将刘胡兰铡死。石、张二人积极残杀刘胡兰等七人取得敌人的信任，并接受了给敌人搜集我方情报的任务，后来分别被判死刑和有期徒刑十年。

陈湘平说，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石景华实际上也参与了，他把草垫在刘胡兰脖子上，但刘胡兰摇头把稻草甩掉了，并睁眼看着铡刀落下。石景华建国后做了刘胡兰纪念馆的副馆长，一次山西省领导来刘胡兰纪念馆，石景华在解说中不经意说起这一点，随后即被双开。他已在几年前去世。

陈湘平向一些尚健在的乡亲了解过，他们说，刘胡兰在受审室里说过什么，他们无从知晓，从受审室里出来之后，在距围观群众四五十米的地方受铡，他们也没有听到刘胡兰说什么。

但有关刘胡兰被害前与阎军的对话，还是流传开来。陈湘平说，这些对话或许是在杀害刘胡兰的阎军被捕后知晓的。但据记者考证，凶手被抓是在1950年代，最早被抓的叛徒石五则也是在1947年10月26日第一次被扣押（不久又因审查无果被释放），但刘胡兰逝前的对话最早却来自1947年2月6日的《晋绥日报》。

在刘胡兰被害后二十天，1947年2月2日，参加晋西战役的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举攻克文水县城。2月5日的《晋绥日报》报道了阎军在云周西村和乐村铡死24农民的事实。第二天，又在头版专门刊发题为《向人民的英雄致敬！十七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赴义》的报道。虽然这篇文章弄错了刘胡兰的年纪（以虚岁计算，刘胡兰也只有16岁），但却较为详细的描述了刘胡兰临死前的话语：“阎匪军将我刘胡兰同志逮捕后，当众审讯，问刘胡兰是否共产党员？她答：是！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今后是否还给共产党办事？只要活着当然办到底。穷极卑鄙之阎匪……对她施以诈骗：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我们的这位女青年同志坚决回答敌人：那是办不到的事！你真的愿意死？死有什么可怕！刚毅的刘胡兰同志从容地躺在切草刀下，大声说：来吧！要杀由你们吧！我再活17岁，也是这个样子。”
报道中所说的“当众审讯”已为陈湘平所否认，目前尚不清楚这位记者是怎样知晓刘胡兰和阎军对话的。这篇报道没有提到阎军威逼群众充当刽子手的事情，只是说：在场的全村父老，对阎匪暴行怀着深沉的愤怒，痛悼这位人民女英雄的英勇就义……立碑永远纪念。

这篇报道成为此后宣传的蓝本，此后，有关刘胡兰就义前的表现，虽然各文本略有差异，但基本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来的。文水县史志办主任徐锦笙发在《文史月刊》上的《“一一二”大血案前后经过》可以看作是各种文本的集大成者，上面详尽描述了刘胡兰就义前“痛斥”敌人的种种话语。刘胡兰在气势上完全压倒阎军，她“惊天动地的声音，宣告了敌人的彻底失败”，而党员和群众的亲密关系再次得到体现，村民们“再次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随后，阎军的凶残又暴露出来，为首者说，“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把全村的人统统给我扫光。”

文章继续描述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胡兰大义凛然，挺身挡住了敌人的枪口，大声喝道：‘住手，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说着昂首挺胸向着烈士染红的铡刀走去……‘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生命的最后一息，刘胡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陈湘平说，村民们觉得，刘胡兰那么勇敢，而且已经就义，就是拔高点也没啥。

4、 一时无俩的政治偶像

当时文水县云周西村和乐村共有24人被阎军杀害，为何《晋绥日报》单单挑出刘胡兰作为典型宣传？刘胡兰纪念馆副馆长陈湘平认为，这和刘胡兰是（候补）党员有关——全国最小的女共产党员，其他农民一般没有这个身份。

据时为延安各界慰劳团成员的张仲实回忆，他们2月4日至18日在文水县活动期间，得知刘胡兰事迹后，向晋中区党委建议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回到延安后，他们转达了晋中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要求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意见，任弼时答应转报毛主席。

另据报道，任弼时向毛泽东会报刘胡兰事迹时，毛特地问了一句：“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时为1947年3月26日，恰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因为毛泽东的题词，刘胡兰开始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建国后，关于她的文章被选入小学课本，梁星写的《刘胡兰小传》一书连续再版17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版多种版本的刘胡兰传记，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她与苏联女英雄丹娘，将相互比美而永垂不朽。”，1957年10月22日，新华社报道称，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收到苏联卓娅母亲寄来的信，连苏联朋友都知道，“中国有刘胡兰，苏联有卓娅”。刘胡兰成为一时无俩的政治英雄偶像。

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先后五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她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宣讲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刘胡兰生前一点一滴的事例开始被放大，而这些事例无一不表明，刘胡兰从很小即是一个阶级立场分明，勇于斗争，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先进分子，“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敌人刻骨仇恨”。小姑娘的形象越来越丰满有力了起来。

全国各地掀起学习刘胡兰的高潮，山西、湖南、北京、重庆……全国各地以刘胡兰命名的集体遍及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甚至在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尔尼亚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集体组织。

有关刘胡兰的戏剧和电影也在各地上演，人们开始讨论，如何更好表现刘胡兰“生的伟大”，“因为表现不出刘胡兰‘生的伟大’，就不足以显示她‘死的光荣’。这是有关主题、剧情及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大问题。” 罗青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称，“我希望一切有‘民主个人主义’的爱国分子，能够从刘胡兰所具有的人民的智慧与气魄，从她伟大的集体主义，新英雄主义，也就是人民的民主主义学习，吸取经验教训，敢于卑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内外反动派，和它们割断任何思想与情感联系，把屁股真正坐在中国人民当中，则刘胡兰一剧的创作改编和演出，在今天也就具有更高的意义了！”

5、时代变了

刘胡兰不断的被赋予“更高的意义”。利用刘胡兰的被害，来凸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残暴，是题中应有之义。1959年炮轰金门时，胡文秀就按照炮兵的口令，握紧拉火线也打出了一炮，理由是“为刘胡兰报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胡文秀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信，“请你们清楚地记下帝国主义、蒋、阎匪帮欠下我们的血债吧！为了我们被杀害的子女，为了我们的子女不再受到残害，请你们踊跃地签名和投票，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吧！”刘胡兰的献身精神，也被认为是时代所必须，胡文秀为此专门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我今天完全了解了胡兰为啥死的光荣》，这封信当然被公开发表了。

除了对外，在国内的各次政治运动中，刘胡兰精神也屡被树作榜样。按照新华社的报道，1957年初，山西青年学习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努力“增产节约”。大跃进期间，刘胡兰精神成为大炼钢铁的动力，湖北省麻城县东风人民公社有刘胡兰高炉，而太原钢铁厂炼钢部提出1月份要用比原计划多生产五百吨钢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刘胡兰烈士；反右过程中，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张伯驹时，也拉出刘胡兰作为正面的典型。

文革时期，1967年1月12日，有三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同时在云周西村集会，纪念刘胡兰就义二十周年。参加集会的人们一致表示：继承和发扬刘胡兰烈士的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彻底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年后，胡文秀等人在刘胡兰祭日发表讲话，“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和‘活命哲学’，表示一定要……发扬刘胡兰烈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

刘胡兰感动和激励了一代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干部学校王永安曾致信《人民日报》说，他们文工团在1949年排演歌剧“刘胡兰”时“都感到无限的悲痛；尤其当排到刘胡兰同志慷慨就义这一场时，参加排演的同志，都哭不成声。”但越到后来，刘胡兰越被抽象为一种精神，为当下流行的政治主题服务。时至今日，即便在文水县，她也无法如此感动年青人。

当文水县城内，挂着“弘扬刘胡兰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条幅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追问当年在土改中表现积极的刘胡兰，对于新农村建设究竟有何意义。刘胡兰精神已经彻底脱离刘胡兰本身，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符号。

这个符号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她能给予现实社会的政治蕴涵已近于无。1992年，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新排演出《刘胡兰》，那时《人民日报》刊出的唯一一篇对此剧的评论，几乎都集中在技艺层面上。作者魏喜奎和周桓在末尾还说，“刘胡兰牺牲前的大段唱，如果有起有伏，照顾到抒情的一面，不要一味求激昂，唱高调，效果是否胜似如今？”

人们已经对“一味求激昂、唱高调”不买帐了。而在20多年前，同样是在《人民日报》上，太原矿山机器厂“刘胡兰小组”写的是：“我们看了话剧《刘胡兰》，觉得不足之处，是对这个英雄人物的描写，如就义等关键的地方还表现得不够深刻有力，因此缺乏更为激动人心的力量。”

这个时代，的确是在变了。

（发表于《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