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何东先生认真看了拙作，也非常感谢他写了如此好的批评文章，传达出很多富有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认可，许多认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下面就何东先生提出的问题，稍作回答。有所疏漏，万望包涵。

一、关于“甩手评论”的说法

其实我是认同“甩手”这种说法的。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有自己工作的起点，不能说别人的起点正好是自己的起点，将别人的工作视作自己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工作与那些制作者们只有微弱的联系，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我的出发点。两手空空，不甩作甚？

许多年前我的所在单位有一场“如果我当院长，我要做什么”的讨论，我就发言说“我又不是院长，为什么要替他着想？为什么将我自己的头脑替换成他的头脑？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要做的事情。”

又，前几天有一个关于“青年电影高峰论坛”的会议，通知我参加的人同时动员我，说“王中军也来了。”他这样说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正好有理由不去了。我问自己：

“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是我的事业吗？”

回答“不是。”

“那么我要求助于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才能够发展我的事业吗？”

回答：“也不是”。我并且与朋友用手机短信一起商量：这个会上“有人要赚钱，有人要卖片子，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业”。我要是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那就认错门了。

今天，我甚至可以更加大把甩手地说——“我又不是冯小刚先生，为什么要替冯小刚先生着想？”这样说完全不等于我不尊重冯小刚先生，而仅仅是说我不是他，不等于他。对于冯小刚先生的工作成就，我会另文撰述，可以透露一点的是关于“银幕与观众的镜像关系”，只有在冯小刚先生这里才是真正建立起来的，而且无人能出其右。

我同时深知，一部影片市场的成功，不是我自己的成功。一部影片打动别人的心，不等于打动我自己的心。跟着别人欢呼和抹眼泪，都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生活在这里，工作在别处。

我希望所有导演、制作人这样看待我的工作：打个比方说吧，过去有一种打分的比赛，一共十个评委。最后统计分数时，需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那么我的评论就是需要去掉的那个“最低分”。他们可以完全不去考虑我在说什么。

以前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不管你说什么，陈凯歌还是要拍他自己的！”这就说对了！他拍他的，我说我的，他有他的观众，我有我的读者。我所要负责任的，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这个目标与我一贯的工作立场相一致，而不是与任何他人相一致。

还要说一句的是，电影这种东西，永远有它的两面性：它既是娱乐商品，又是文化产品，缺一不可。有人愿意拿它当娱乐商品对待，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它同时也是文化产品，需要将它当作文化产品来对待。我的工作范围属于将电影当作文化产品。在娱乐之后或之中也会有人想到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就与我的工作十分接近了。但是我不反对那些将电影当娱乐商品的立场，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看电影的。

二、我是做小空间的

“做小空间”意味着，我不是做意识形态的。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就是号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东西。比如说这样的提法“任何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适用范围实在太广了。

做一个“小空间”的实验给大家看看。就拿这部电影为例吧。我同意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并且认为任何牺牲是出于战略部署。那么《集结号》里的战略部署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并不等于一定要牺牲这47个人，因为牺牲47个人不属于战略目标。战略上所要完成的是大部队转移，而不是牺牲这47个人。

因此，在大部队转移与47个人牺牲之间，就存在一些微小的空间或者说缝隙。我就选择呆在这个缝隙当中，一定要坚持表达，要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在死亡线上的这47个人，否则就是影片的漏洞。哪怕最终挽救失败，这47个人还是牺牲了，但是去做努力与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吹号）是不同的。这部影片里的团长因为电台坏了没有接到撤退信号，与他自己生前从来没有给这些人发出任何信号，没有给他们留出任何生路是不能混淆的。

小空间的工作还包括将一些看似孤立的小空间结合起来，做成一个较大的整体空间。比如，我也深知军人以服从作为自己的天职，一个人穿上军装就需要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但是献身的军人不是亡命之徒。他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是因为同时存在另外一些条件：那就是军队里上下级之间及战友之间的一种深深信任：信任更高一级长官不会无缘无故将他们牺牲掉；信任他们自己与任何人一样，在任何战斗及危险中都拥有战略转移的权利，而不是战争中的贱民；信任如果处在死亡线上，不是决不可能没有人拉他们一把。所谓“服从”是与这样的深信联系在一起的。

而如果有人从来没有打算给谷子地们发送任何信号，就等于率先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深信和承诺，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破坏了的新格局中作出自己新的选择。我看到《南方周末》上面的小说原作者说“部队不跟你讲代价，也不跟你讲承诺”，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不适。

在大半个世纪的有关历程中，我所说的“1948年”也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已。本人迄今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也建议大家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前人全都错了，我们又如何可能全都对了？我们来自何方？是不是我们曾经接受的东西中，实际上有些部分今天仍然是有意义和有用的？如果我们不去尊重1948年，那么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自重，今后的人们也不会尊重我们。

起码，就电影目前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包装成“主旋律”呢？一个影片怎么可能通吃——既是“主旋律”，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还是“普世的价值”？说是商业片，本人完全同意，商业片可以歪说历史、戏说历史，但是拜托不要说成“主旋律”好不好？我就不理解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为什么有电影管理部门的最高领导在场，这个人在场释放了什么信息？它看上去多像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为了票房，有高高在上的人们愿意放弃价值观，放弃自身的历史传统。在这种放弃中，他们真是跑步前进啊。那些迄今以为有头有脑的人们仍然拥有和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真理”，真是幼稚；以为自己还在与这种东西进行作战（当然是不付任何代价的），更加幼稚。

再说下去，我就要离谷子地哥哥的47位兄弟不远了——说得像个烈士似的！

三、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正如何东先生所说，我本人曾经花大力气传递这样一个理念——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艺术有许多广阔的天地，不一定都与政治直接相碰撞。能够引起碰撞的是自由的心灵，而这个恰恰是艺术最不能缺少的。在自由心灵的问题上，“打折扣”是有成本的，是要付代价的。不能要求艺术家都像政治家一样懂得妥协，就像不能要求进电影院里的观众，与政治家一样精通这门复杂的艺术一样。放在艺术中的东西，最不能虚假和华而不实了，观众一眼就能够见出，因为在电影院里这个黑暗的场所，他们的知觉恰恰是最敏锐的。

苏联艺术家塔尔可夫斯基在考虑创作时，他能认为自己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么？同样，我在从事电影批评时，更加不是从事政治的工作，而与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没有比政治家将自己视为艺术家更危险的了，也没有比艺术家将自己视为政治家更加没有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