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见傅国涌文《民国故事：马寅初为何被软禁？》，觉得有些不对头，于是翻找了一些资料。看来，傅国涌的说法差池较大，与历史真实不符。

1940年夏法国战败，宣布对德投降，并按照日本的要求关闭了滇越运输线，同时英国也打算关闭滇缅公路。这个情况来得十分突然，已经完全依赖滇越、滇缅线路为抗战物资保障的中国方面，对此当毫无预先准备。这样，陪都重庆的物资供给必然出现巨大恐慌，各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市场价格也就必然涌动。这样，出现囤积居奇和抬高物价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这样的情况当然为民众所唾骂，也当然为政府所不喜，侦办也就顺理而行。

但，毫无疑问，即使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作“囤积居奇”，显然也依然会有两类性质。一个是维系自己的营生，比如保证自己工厂和产业的继续生产；另一种全然出自恶意的趁人之危的故意。而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对多数案例来讲，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在此类现象成为某种普遍程度的时候，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杀一儆百”。而且，为了社会经济能尽快恢复平稳，政府反而还要依赖社会资本将战时经济继续运行下去。

这样，将抓捕的那些不德与不法商人象征性做以处罚，比如课以适当的罚金或押金，然后以某种方式，比如“保释”、“假释”，是政府必然的，其实也只能如此的选择。若这个道理为合理的话，那么，究竟谁来说项，就不是一宗很重要的事情了。对孔祥熙与宋子文，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收取了好处才来打理这宗事情才是问题的关键。可我们看到，傅国涌的说法中并没有指认孔祥熙与宋子文是否收受了好处，但其意思指向却分明鄙夷孔和宋的这番举止。

陪都的政府是否象征性地，比如“杀一儆百”地惩治这些囤积居奇的家伙了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1940年底的时候以“囤积粮食”为名枪毙了成都市长杨全宇。虽然对这个处决还有别的非议，但作为当时的成都市长，杨全宇的确对发生的抢粮和囤粮事情要承担责任。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处决杨全宇是在马寅初抨击孔、宋之后的事情。马寅初当然难以预料，但作为后人的傅国涌应当能够识别，这，我以为，不算苛责。

但就傅国涌一文而言，似乎支持马寅初的抨击。其实，静下心来仔细想想，马寅初又主张着什么呢？那些被逮捕的“不法商人”该如何处理？枪毙他们么？或者判以重刑？或者处罚苦役？流放？或者将全部或部分财产没收？事实上，2003年萨斯风声鹤唳的时候，囤积居奇的现象也多有发生，但又有谁被最终获罪处以刑罚的呢？有着这个案例参考，我实在觉察不出来傅国涌为马寅初出张的道理何在。

从傅国涌引用马寅初的说词来看，傅国涌对其抨击孔祥熙和宋子文“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还是认同的。这里需要判明的是，马寅初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如果是，马寅初是正确的，傅国涌也是正确的；如果否，不但马寅初的说词不真，傅国涌的说词也在继续失实。

1935年11月起，国民政府实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市面。同时，国民政府还宣布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而英镑与白银挂钩。这样，法币也是与白银固定挂钩的。1936年5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也保持固定汇率。负责国民政府的印钞的北京财政部印刷局设立在北京，“七七事变”后全部落入日本占领军手里，直到1941年才在美国帮助下在重庆重新开印钞票。其间，国民政府的钞票都是由美国帮助在美国印制的。这就决定了，国民政府没有能力采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调整物价与汇率。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此间，美英两国对华援助基本上都是“出口信贷”形式，其后的援助也是在“租借法案”下的实物而并非美元。国民政府财政和银行没有充裕的美元可资倒来倒去做投机买卖。

既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与美元和英镑固定挂钩，同时又由美元与英镑同白银挂钩而实现法币与白银挂钩，那么，政府也就没有可能操纵汇率，也就没有汇率变动的经济机密可言。除了外汇黑市外，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外汇市场性的买卖获得投机性汇兑收益。这样，马寅初所言“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也就是不实的说词。若以国民政府财政部并不掌握黑市交易的道理判断，且还若以马寅初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道理判断，马寅初的不实之词显然带有主观故意，可以认定是恶意的诽谤。

这里需要申明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负责当年的美援事务。孔祥熙或宋子文是否有染于此，不在此论。贪污或变卖美援物资毕竟是另一个问题，与“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的指向不合。马寅初对国民政府高官不实的抨击，既是诽谤也是骚扰视听、混乱民心的谣言。战争期间，宪法当然会暂时中止，相应的法律程序也会简化或停止。这样，不经由程序处置马寅初也是合情合理的办法。说起来，软禁马寅初到息烽“休养”，不能说不是一种克制，甚至可以说是有着相当善意的行政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