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霍维茨和其他两位研究博弈的经济学家。说起来，霍维茨的贡献不是阐述什么经济学事理，而是将数学分析应用到机制分析中，这如同若干年前的纳什一样。纳什的贡献被称作“纳什均衡”，霍维茨的贡献呢，似乎应当称作“激励的兼容性”（incentive compatibility）。纳什关心的是结果最优与否，也就是“帕累托有效”的数学证实，而霍维茨呢，着眼的是由初始所决定的必然，也是数学证实。
霍维茨的分析，纵然可以从不对称的信息系统这个假定开始推进，但用更简单的说法来叙述的话，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表达，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不真实的表述。博弈就是由这个条件开始，在足够多的参与者的情形下，产生了某种必然的、机械性的过程和结果。这样，在哈耶克那里用社会逻辑证实的制度效应，在霍维茨这里以“激励的兼容性”的公式下，一层层地用数学关系解析出来。
在每一个人都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情形下，策略性的激励约束会导致离散行为的“道德意外”（moral hazard），而信息性的激励约束会导致离散信息状态下的“逆向挑选”（adverse selection）困境。正是这两个激励约束，使得一揽子的社会统筹与协调成为不可能。这样，霍维茨以数学手段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正当选择，而计划经济则必然最终导致灾难。但“激励的兼容性”的分析并不止步于此，经由包括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同时获得者的聪明才智，这个数学分析公式还证明了寡头政治的运作形式与必然结局。
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贝克，成功地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解释了人类在不同领域的行为机制，将经济学渗入到诸如政治、人际关系、婚姻、犯罪等等旁门左道。经济学以其高超的阐述力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此，索罗斯嘲弄地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而霍维茨长期浸心搭建玄妙的分析模型，在对经济作统计意义上的计量分析之外，用数学方程式的方式分析了人类的行为选择，解释了社会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必然机制。
用数学工具揭示社会现象的机制，从二战后就开始了，到今天，可以说付出了一代人的努力，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论，当然并非只有诸如纳什和霍维茨这些深谙数学的怪杰，但我们今天已经能更清晰地看到，数学逻辑比形式逻辑能更深层地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隔阂，对人类行为做出更底层同时也更统一的解释。作为趋势，其实早已为人所知，而作为成就，霍维茨的努力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想象。
这实在是一宗令人气馁的事情。其实，回想起来，这从纳什那里就开始了。若没有自利这个人的本能假设，就不会有博弈，纳什的博弈最优的模型也就无从树立。而更令人绝望的是，在霍维茨的框架下，任命制的激励机制在于特权，也正是受到策略性的激励约束，才使得任命制走不出道德风险，霍维茨的数学模型还可以精湛揭示任命制条件下的官场现象的数学原理。这样，我们无疑可以断定，这样的东西不符合我们的传统道德，不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仅为我们所拒绝，也无论如何不是博大的仁义礼智信所能发现和所能创造。霍维茨理论那里，在正当和正常社会中，仁义礼智信基本上随时随地都会出现“意外”（hazard）。
想起林毅夫前些日子的预言，他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学人更有条件和机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这样的说法我一开始就极度疑惑，因为，比如美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也很不错，不仅如此，其经济发展模式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创新层出不穷，但依然没有经济学家为此名声大噪。而如致力于经济实务的尤努斯获得的是和平奖，并非经济学奖。可见，以经济实务判断贡献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差距如何。
依我理解，古典自由主义一路走来，哈耶克从政治哲学的视野预见了社会制度的必然，弗雷德曼、贝克论证了自由经济的普世和持恒效力。1960年，霍维茨第一次提出“机制设计理论”，经过四十多年的完善和补充，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方式最终获得全面认可。这样就思想体系而言，古典自由主义是唯一一个拥有数学解释基础的思想体系。而饶有兴趣的是，这些数学公式同时证明了诸如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以及政府干预等等不仅是无效的也是不可为继的，甚至更是灾难的。
顺便说，我怀疑“机制设计理论”这个术语并不能准确翻译霍维茨理论的本意。在霍维茨那里，“Mechanism Design Theory”中的mechanism在更多的场合和领域里是“机械主义”或者“机械论”，表示某种既定性和刚性过程的系统特征，而“机制”则有明显不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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