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某些文字，常被人批语为“读不懂”。码字符，就是为着让他人读懂，但依旧被斥责作读不懂，原因无非有四：一是，为了保持可读性，要尽量节俭文字，过长的文字会令读者乏味；二，所有的文作都有自己的读者选择，有些人读懂了，有些人当然不好读懂；三，网文多是速成之作，疏忽于校对编辑；四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有政治避讳，不做有效避讳，给自己惹麻烦无所谓，而弄不好还要牵扯他人，比如网站或博客的经营公司。

所以，这篇文字也要恪守这个原则，即主动照顾避讳。比如用间接的文字来廓清当下的事理，这样的笔法不仅可以，也未必不能做出有效表述；还比如，指魏说赵，读者也一定会明白苦心所在。或者，把具体的事情用抽象来表述，或者把抽象的东西放在具体中打量，等等。就把握的准则而言，就是回避于口实，不令权力拿到把柄。这个事理的根由人所共知，那就是因思想和言论受到权力威胁，是如今依旧存在的现实。

对“思想解放”这个呼吁，我甚不感冒，也作文讲述过。其实，即使借用“思想解放”，那也一定是不以思想问罪。如果真的不以思想问罪，思想何须解放？而若问罪，有罪的思想岂能解放？不对思想问罪，一定不是不对正确思想问罪，而是要不得对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思想问罪。这个意思就是不对任何思想问罪，一切思想都不得被问罪。于是，显然，就一定没有什么“罪恶思想”，也没有什么“图谋”或“阴谋”以及“妄图”之类的指罪。

思想被表述，第一层面就是言论。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者对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这样，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者自主决定说什么或者如何说自己的言论，并对自己的言论承担所有民事法律责任。在这个法理上，“恶毒攻击”是许可的，造谣也是不被屏蔽的，只要以法律使其承担起责任，使得当事对方受到的侵害得到赔偿，这就足可以了。回过头来看以前，反对或攻击毛主席不是罪，反对大跃进也不是罪，反对文革更不是罪。这样，大约可以推定，所有前缀冠以“反”的言论，都不是罪。

以思想和言论问罪，是中国过去一百年那列通向奴役的特快列车，无论这样的列车是争气牵引的，还是电击驱动的，或者什么串并联驱动的动车组；也无论被冠以什么什么名号的机车。这部特快列车承载的不是春运，因为再拥挤，春运也是让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这部列车要把思想和言论运送的一个共同的家。当思想和言论没有自己独立赖以遮避的窝棚，这个共同的家，就是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或者秦城的，在或者古拉格的。奇异的是，即使如此，还依然有人抡动自己粗大的胳膊，逃票地拼向思想和言论的焚化炉。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都不是以自己的感情好恶而取舍，也不是以自己的利益安危而予夺；这里，自己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黔民或者是至尊；自己也可以是群体，或者一个组织，也或者所有国民。因为，即使是所有国民一致情愿剥夺异类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依然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当然更不是自由，而是独裁。所有专制和独裁，不单纯以对国民的权利剥夺为实现的，它一定也是以臣民的效忠为支持的。

所以，对于思想与言论，无论他们如何突破人们的价值低限，其自由，也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依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对于思想与言论，无论人们为自己找到多么崇高的正确理由，其自由，也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依旧神圣不可剥夺。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类获得自尊自重的根本所在，没有比这个权利来的更神圣也更崇高的了，无论那些是信仰抑或崇拜，也无论那些是神明抑或偶像。

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并自主享用的权利，除非法律程序，不可剥夺。不管他是什么人，哪怕是已经被判罪，法律程序若并未剥夺其公民权，那也同其他人一样享有这个权利。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能因其势力弱小而横遭凌辱，也不得以其势力强盛而践踏他人。道理很简单，当思想和言论的意志是个人的独立体的时候，是关于自由的权利；当思想和言论的意志是众人的联合体的时候，是关于强制的权力；两者间以相互逆转为条件，简称就是“异化”。

也就是说，将思想和言论自由用作正义的工具时，一定以不正义为条件损毁这件工具。这也正是历史中所有把思想和言论自由当作法器的革命者，在获得权力之后，比传统专制独裁实施更彻底和更极端的独裁专制的原因。剥夺“汉奸”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与剥夺“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在招数上同曲同工；只有“爱国者”才享用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与“无产阶级”独有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不过是不同剧目的同一奏曲。

就此而言，最极端地乃至法西斯，在正义的法庭上也有不可剥夺的辩护权。未经法律审判，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不得剥夺；经由法律审判，捍卫自己思想和言论的辩护依然不得剥夺。而且，审判必须是公开的，这样，被问罪的辩护也是公开和透明的，以社会共知为条件，并以社会争议为现实。即使如此，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依然能存留下来，经由人类的良知和人类的经验以不断的审读。而对“四人帮”的审判，恰恰因为不具公正透明，以认罪态度而不以辩护权利为规则，“历史的审判”永远玷污着历史的愧憾。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事理的本质很简单：如果作为准则，那么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固守，不因事由的不同而不同，也不因身份的不同而不同，更不因利益的不同而不同；反之，那一定是自欺也欺人的把戏，高调时是雕塑脸面的噱头，低调时是封杀异见的法器。而若再做观察，一些国家即使处于战争状态，人们也宁可献出生命而坚守自己的权利；而另一些国家，即使非战争状态，当作纳税一样地要交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