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7日，八十二岁高龄的威廉.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ey Jr.)趴在自己的书桌上仙逝。对于一位文人而言，这也许是离开世界最好的方式。他的离去，象征的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者说，他的一生创造了一个时代。

他是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传建者。1980年，当里根赢得总统大选、使保守主义达到峰巅之时，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George Will这样写道：“在里根之前，有Barry Goldwater；在Barry Goldwater之前，有《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在《国家评论》之前，有威廉.巴克利。”《华尔街日报》在他死后的第二天发表的社论中指出：“没有威廉.巴克利，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可能就不会发生。”他所掀起的运动，把里根和两位布什推进了白宫，建立了保守主义对美国政治的主导。而当他去世时，也正是保守主义花叶凋零之季。伊战失败早被威廉.巴克利所承认；布什虽然身为总统，但几乎从媒体焦点中消失，变成了无关紧要的“瘸鸭”；在共和党的总统预选中，保守派大将满盘皆输，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敌人麦凯恩锁定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按现在的势头，民主党入主白宫的机会要远超过共和党；即使麦凯恩当选，他也可能把共和党的政治基础从极右翼转向中右，使保守主义因失去共和党的依托而“下野”。在这个意义上说，威廉.巴克利的一生就是战后美国历史的一个完整章节。

许多人把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归于三个人：哈耶克、弗里德曼、威廉.巴克利。其实，把巴克利在学术和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两位诺奖经济学家、思想家并列，实在有些勉强。很难说他的哪部著作有前两位的深度。即使在他死后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发表的一系列纪念文章中，也很难发现谁能说出巴克利的“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不过，他对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却超过了前面两位。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创建并主持四十余年的保守主义思想杂志《国家评论》、还有他主持的电视节目“火线”(Fire Line)、他的辛迪加专栏“右翼”(On the Right)。他一生写了五十多本书，题目从政治社会评论，到航海、侦探小说（因为他曾经短期在中央情报局当过特工，其小说也大多以中情局特工为主角），乃至论述拨弦古钢琴指法的专著。他的专栏“右翼”，字数累积四百五十万，够四十五本中等规模的图书。他已经捐献给耶鲁大学的手稿，重达七吨。他不仅组织了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自己还竞选过纽约市长。同时，他又是位风帆航海家，小有成就的钢琴家，死前还请一位仰慕他的钢琴家在他家里开音乐会，并一起讨论演奏的细节。说他好学深思固然不假，但说他“能折腾”恐怕更为贴切。在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他几乎无处不在。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人创造历史的典范。

威廉.巴克利出身于纽约豪门。其父亲是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石油商，其母则是德国瑞士混血的后裔。他在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其家门中也是英杰竞出，兄弟姐妹中有参议员，有作家，不过没有人能和他对美国的影响相比。他自幼跟随父母走南闯北，第一语言是西班牙文，第二语言是法文，第三语言才是英文。这让他在英文媒体中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异。他桀傲不驯的性格，从小就反映出来。他五岁时，曾致信英王乔治五世，讽刺地建议国王陛下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支付赔款。没有这样挑战权威的性格，他恐怕很难成就日后的事业。

威廉.巴克利要挑战的，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统治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1950 年美国一位知识界的领袖Lionel Trilling这样写道：“在当今的美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不仅是主导性的，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坊间已经不存在保守主义或者反动式的思想。”Louis Hartz则1955年在《美国自由传统》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中感叹：“美国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顽强的保守主义对手。”霍夫斯塔特在其六十年代初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基本上把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当同义词来用。丹尼尔.贝尔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声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经被关于管理的技术辩论所取代，言下之意已经无所谓右派了。

所谓自由主义，在西方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化、分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用法。自由主义词根是拉丁文中的liber，意思是自由而非奴隶。作为一派思想，最早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核心信条是保护个人权利和平等，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限制政府权力等等。不过，在自由主义内部，一直有着深刻的冲突。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或“消极自由”，着重于个人所享有的免于强制的宪政权利。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高税收为基础的福利制度等等，都属于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在免于强制权力的自由之外还认同经济自由，强调投票权、平等教育权、以及享受医疗服务和足够生存的工资等等正面权利，相信可以用政府权力来实现社会正义。

美国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自由主义阵营中发生重大分裂。杜威、凯恩斯、加尔布雷斯、乃至美国总统罗斯福等等，主张运用政府权力干预经济，建立一套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系统，以避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派人最后发展出了现代自由主义。与此相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等，则仍然坚持小政府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理念。这样，在二战后，现代自由主义不仅和基于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免于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的libertarianism (与自由主义仅有词尾之差，暂译为“个人自由主义”)分裂，也与强调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成为死敌。

战后美国的现实政治，一开始基本为现代自由主义所统治。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共和党赢得了白宫。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保守主义的政治成功。艾森豪威尔自称是“进步共和党人”，这和“保守民主党人”几乎没有区别。他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大选，主要是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人脉，并不是意识形态。事实上，他接受共和党的提名前，一些民主党人指责他，说他本来应该是民主党的候选人。1956年他竞选连任时，有位记者甚至主张两党联合提名他。艾森豪威尔自己宣称“逐渐扩大联邦政府”是“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代价”。他上任首先对国会提出的要求，就是建立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可见，大政府的理念，已经成为共和党政府的理念。

威廉.巴克利也正是1950年从耶鲁毕业的优等生。在耶鲁时，他主修的是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专业，是辩论队的队长，被选为学生报纸《耶鲁每日新闻》的主席，还加入了大名鼎鼎的骷髅会。四年级时，他本来被授予在校友日集会上发表演讲的荣誉，但因为他猛烈攻击校方，被临时替换下来。作为报复，他索性把讲演辞扩充为一本书，题为《在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炮轰耶鲁把自己变为宣扬无神论和集体主义的大本营，要求学校解雇那些鼓吹与耶鲁的传统价值相左的意识形态的教授。他还给了出版商一万美元作广告宣传，一下子使此书获得了全国的注意。1954年，他与他的姐夫L. Brent Bozell合作出版了《麦卡锡及其敌人》，为当时的反共斗士麦卡锡参议员助阵。此书一下子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榜。

不过，他对保守主义最关键的贡献，还是1955年29岁时创办的《国家评论》。在他看来，右翼并非没有，但不过是些散兵游勇，内斗不休，缺乏国家一级的核心意识形态。自由派的成功，在于有《国家》、《新共和》等八种思想性周刊。而在保守主义一方，《自由人》频频在内斗中迷失方向，剩下的仅有一个《人类事件》(Human Events)。保守主义要想成功，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全国感召力的核心的思想杂志。这就是他创建《国家评论》的初衷。

所幸的是，他出身豪门，父亲一下子给了他十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他又周游全国化缘，再募集了三十万美元。他当时计算：杂志头两年至少有四十五万的赤字要填补，四十万还是不够。但他的朋友劝他：“如果你发展了两万五千个读者，你的订户就不会看着你死掉。”于是，威廉.巴克利决定一赌，把杂志于十一月推出。头三年，杂志的销量在两万以下，1958年因为财政困难转为双周刊，到1960年达到三万份，1964年Barry Goldwater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杂志已经达到七万份的销量，1972年上升到十一万五千份，如今则维持在十六万六千份的水平。不过杂志的维持，自始至终依靠订户的捐助和威廉.巴克利本人的讲演费。

《国家评论》从一开始就把自由主义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宣布当今时代的核心危机在于新政传统中的“社会工程师”和那些捍卫“有机道德秩序”的“真理的信徒”的斗争。他在发刊辞中宣告：“《国家评论》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上，呼喊着停止。。。受教育的美国人拒绝了保守主义，而倾向于激进的社会试验。美国如今不仅不如饥似渴地去巩固她存在的前提，反而似乎在被她传统中固定的预设所折磨。而这些预设所涉及的是存在的意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其邻居的关系。这些都被奠定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文献所清晰地阐释。。。我们所提供的，除了我们自己外，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在庞大的、寄生的官僚机构的压力下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一代人关于社会工程的博士论文所变更，没有被不同的利益集团上千种庸俗的许诺所削弱，更没有被那种对人类自由的玩世不恭的轻蔑所侵蚀。”

确定了这样的意识形态目标后，威廉.巴克利巧妙地把保守派中的传统主义、反共国际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这三股力量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并非现在看起来那么容易。这三派彼此之间本有着深刻的冲突。所谓传统主义，是对新政前身的进步主义的一种反动，认为政治问题根本上是一种宗教和道德问题，强调等级和秩序，强调财产和自由的不可分，强调经济上的平均并不是经济进步等等。传统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Russell Kirk特别对战后将传统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libertarianism) 结合的融合主义 (fusionism) 潮流不以为然，认为传统主义信奉一种超越性的道德秩序，而个人自由主义不过是功利主义的变种，不相信这种超越性秩序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威廉.巴克利本人则声称他自己一直游弋于保守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之间。自由市场主义所鼓吹的小政府下的自由放任，也来源于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而反共的国家主义，则必须依靠大政府才能够有作为。不过威廉.巴克利认为，共产主义威胁，足可以把这三股力量联合在一起。因为共产主义对传统道德精神和市场经济是共同的威胁。他本人在1952年则承认：“我们已经不得不接受大政府的理念。。。如果他们把苏联作为对我们自由的威胁的话（我恰巧也这么看），他们就不得不支持庞大的陆军、空军、原子能源、中央情报、战时生产委员会、以及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华盛顿的中央权力――哪怕是杜鲁门执掌着最高的权力。”

威廉.巴克利善辩好斗，有时甚至为辩而辩。但是，他又是调解各派冲突的好手。最后，自由市场派的弗里德曼和传统派的Russell Kirk以及那些反共的鹰派都成了他的写手。后来共和党那种冷战中的鹰派立场，内政中的小政府、减税、亲企业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以及基督教福音派传统主义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威廉.巴克利最开始缔造的。他之所以能扮演这种联盟缔造者的角色，和他独特的保守主义信念有关。他不相信一套宏大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强调现实的随机性和复杂性，以及顺应现实的实用精神。他自己的观点也在随时变化。他从早年主张把毒品合法化，到后来要求禁止吸烟；他从支持种族隔离、认为黑人是后进种族、不应享受和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后来修改为不管黑白、没有受过教育的不应该有投票权，最后走到支持设立马丁.路德.金的国家节日等等，保持着巨大的思想弹性。

当《国家评论》创刊时，威廉.巴克利就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中的自由派。不过，他没有公开和艾森豪威尔叫板，大概是出于为杂志募捐的考虑。不过，他一直致力于为共和党提供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的选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肯尼迪撕杀时，他就建立了“自由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组织，把Barry Goldwater看作是尼克松之外的保守主义选择。到了1964年，他所领导了力量在党内进行了一场“政变”，出人意料地掀翻主流候选人纽约参议员洛克菲勒，把Barry Goldwater推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虽然Barry Goldwater在大选中惨败，但是保守主义运动由此发足，最后在1980年终于让正牌的保守主义者里根当选总统。根据《华盛顿月刊》1988年的估计，在里根任上，有五千左右效力于政府的中级官员、记者、和知识分子，是威廉.巴克利的信徒。许多人是被他亲手培养而成长起来的。

直到今天，美国的保守主义还是社会文化保守主义、国家安全保守主义、和市场经济保守主义的结合。2008年共和党内的总统政治，也是这三股力量消涨的结果。因为保守主义的存在，美国和欧洲虽然同为民主国家，在政治社会文化上却迥然不同。比如，欧洲在经济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大政府无所不管、手伸得很长；但在国防上，这个大政府却是矮小、无所作为的鸽派；而在文化上，不仅是政府，而且社会主流都遵循个人自由主义的信条，乃至公众人物的婚外男女关系也成为被合法化的个人领域，许多人干脆已经用同居来代替婚姻。美国则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的个人自由主义，政府不仅要小，手也不能伸得过长；但在国防上则有着世界第一号的大政府，是敢于在世界上横冲直撞的鹰派；而在文化领域，主张超越性道德秩序的传统主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要把个人自由置于这种外在的超越秩序的统治之下，乃至象同性恋、堕胎等等个人领域的问题，也每每成为总统政治的核心。这一奇怪的保守主义联盟，没有巴克利是很难想象的。

不过，威廉.巴克利一手创造的保守主义，已经远非他自己所能驾驭。里根称保守主义的灵魂是个人自由主义，对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则常常虚应故事，把宗教置于国家政治之外。这当然最合乎有强烈个人自由主义倾向的巴克利的理想。但到了布什，有强烈传统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福音派成了保守主义的主导，个人自由主义在共和党中一度失势。而布什以教育水平低下的白人选民为基础的反智主义，虽然和巴克利针对新政知识分子的反智立场不无神通之处，但毕竟不对知识贵族气味十足的巴克利的胃口。所以到了晚年，巴克利特别和布什政府保持距离，称布什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虽然不肯说伊战是错误的，但明言美国在伊战中的目标全没有达到，伊战是失败的。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本身意味着对现实的屈从。而要在一个没有权利法案的国度用刺刀推进民主，未免太堂吉珂德了一些。他还说那些新保守主义分子大部分他都认识，而且都是优异之士，但这些人显然高估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如今他退出历史舞台，保守主义也许将再次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这也怪不得有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威廉.巴克利是美国战后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