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韩国，我更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左派知识分子的错误：他们的目标和他们选择的道路相悖。

大陆左派普遍反对市场经济而又希望中国人在世界上能够扬眉吐气。这是非常愚蠢的。韩国是我们的邻国，也是部分国人眼中的“西方”。可是，当你真的置身于这个国家，你会发现它仅仅比中国先进“一点点”。韩国为什么会获得这“一点点”优势呢？不是因为它武力强大，也不是因为其国民信仰某种主义，而是因为它比中国早走市场经济道路几十年。几十年的时间差牵连出其它差距。如果中国不走市场经济道路，那么，差距恐怕就不是“一点点”了。现在，中国某些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早比较成功的城市，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甚至已经超越了韩国的相应城市。这也见证了市场经济的力量。中国要强大，国人要在世界上有面子，唯有走市场经济一条路。舍此，别无他途。

左派都是些敏感之人，对自己所处的阶梯特别在意。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因为感觉“受辱”而向左转的。但是，他们的敏感却没有引导他们找到克服自卑感的有效路径。著名左派孔庆东曾在韩国呆过两年。他注意到韩国人开国际学术会议时对日本人恭敬有加，对台湾学者次之，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为怠慢。据我在韩国的体会，他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真的，但他找的原因却是错的——他认为韩国人对日本人好是殖民地心态在起作用，我觉得这完全是想当然。决定一个人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是文化，亦非历史，而是其经济能力。大陆人的地位低，是因为口袋里没钱。在孔庆东先生访韩的时代，大多数大陆学者还要靠对方资助才能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其地位与乞丐无异，还谈什么尊严？大陆人口袋里没钱，是因为搞市场经济晚，或者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中断了几十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真正重启。毛时代的中国人普遍贫穷，连国都出不了，只能坐井观天，在空幻的自大感中构思解放世界的宏大计划，根本谈不上个体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现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人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在世界上的地位自然高了点。但这“高”还不够，因为我们的收入与人家富国公民还相差甚远。由于收入上的差距，西方人到中国来能够享受美食和美女，中国人到西方去则只能节衣缩食，过着单调的生活。我曾几次出国访学，亲眼看见中国的留学生或者在别人的国家从事最简单最苦的工作，或者在异国的大街上孤独地游荡。有人以为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方式源于内敛的性格，大错特错也——他们选择这样的活法是为了省钱（我刚刚与几个中国留学生聊过这些话题）。这些差距不是显摆一下我们的高楼大厦就可以忽略的。中国人要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想反过来对西方人进行经济、文化、性殖民，就必须有钱。要有钱，就得继续更快更好地搞市场经济一条路（发动战争只会适得其反）。

左派在外国人面前自卑而又反对市场经济，不但是在抽自己耳光，更是要把国人往更卑贱的位置推。这就叫南辕北辙。

2008年3月16日于釜山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