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知识分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七十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
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简况
姓名生卒年联大期间专业至美国时间首次访华时间
何炳棣1917—1939—1945历史1945年1971年
杨振宁1922—1938—1945物理1945年1971年
王浩1921—1995年1939—1946哲学1946年1972年
任之恭1906—1995年1938—1941物理1941年1972年
陈省身1911—2004年1938—1943数学1948年1972年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文革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是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1]32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1]34
对当时文革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1]34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附：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一文，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1]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零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它各方面的行政。”[1]38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的自给自足了。”[1]46
他还把所见到的农民与过去相比：“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1]47
他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象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演讲最后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表达“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有听众问他，文革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37
王浩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1]78
王浩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生活：“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很多人觉得组织太严密了，但也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1]75
任之恭在《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一文中认为：“现在新中国社会里，最坚强的基础，可说是精神建设。精神建设的推动力，确确实实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思想是一个彻底革命、踏实建国的原理。”[1]129
任之恭从三方面来说这个问题：“机会平等。新中国现在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与人之间，一概以机会平等为原则。所以贫与富平等，女与男平等。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特殊情形，绝不能允许他压迫或剥削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解放军里面，各级长官（或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不管职位高低，任何人没有特殊的权利。在家庭里，男女完全平等，各人可用自己的姓。又如一位职位很高的党员，绝不能压迫一位非党员。”
任之恭说：“我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数月（一九四六年）内离开中国，直到二十六年后的去年夏天（一九七二年夏）首次返回国，亲眼看到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动。试问在仅仅二十多年中间，一个腐败到头的社会如何能够一旦翻身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精神品德崇高的新兴国家？我愿冒昧答复，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中国广大群众，痛心旧中国的不振作，受了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感动，全国毅然决然地坚持一条信仰，用最大的努力，创造出古今罕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139
陈省身在《见闻与感想》中提到，当有人问到文革时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去农村时，陈省身说：“他们是愿意的。去公社工作是会提高这个教授的威望而不是会让人看不起的。判断这件事，一定要置身在中国的环境里，当然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只去了中国一个月，但是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从事劳动感到骄傲。”当有人问他中国的犯罪率时，陈省身回答：“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绝对没有理由要担心个人的安全。”[1]136
当听众问到中国“是不是会有传闻中的严重压迫”时，陈省身回答：“并没有。在你所说的情况之下，他们会用很温和的方式对待你，他们会与你讨论，设法说服你，你必须考虑中国的过去，才能判断这个国家目前的进步。我看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感动的。因为在过去，一个农人遇到荒年时，可能要卖掉自己的子女的，而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再发生的了。至于自由的问题，由中国的历史来看，我想中国人现在拥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中国人从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经验，当然他们并不拥有许多西方社会里的自由。”[1]139
本文提到的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是历史学家，陈省身是数学家，王浩是哲学家，杨振宁、任之恭是物理学家。他们的专业背景大体可以代表人类知识的基本范围，同时他们在这些专业领域具有公认的世界性地位，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华人精英。他们早年在西南联大这样具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高等学府生活过，同时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中长期生活。作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完全中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对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却做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历史判断。这样的的错觉源于他们的知识背景还是政治原因？现在看来都不是。他们当时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完全出于自觉并且发自内心。现在没有材料能证明当时他们受到了政治压力或者中国当局对他们做过统战工作。何柄棣、杨振宁、任之恭都写过较为完整的回忆录，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一个基本事实是二十多年后，杨振宁、何炳棣有明确言论，对他们当年对中国的失察做了反省。杨振宁说，十多年以后，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你于七十年代初讲了新中国很多好话，你今天怎么评价你当时的言论呢？”他回答说：“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2]101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访华的观感时曾说：“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3]393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都用了比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历史事实是他们都是战乱中离开中国到美国去的，当时战乱中的中国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连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特别是下层社会极端贫困，这样的历史情景曾经刺激了当时还在学生时代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盼望中国统一、安定、强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当时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对现政权产生反感，在思想深处普遍产生左倾萌芽。所以在去国二十多年后，看到国家统一成为基本事实，看到社会成员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和早年留在记忆中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印象比较，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过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很难再调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去理性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见过一些亲朋故旧，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那些他们所见的人，不可能对他们大胆讲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处境，再加上当时他们到中国来的国宾身份，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当时中国在接待外宾方面所表现出的虚假作法是普遍现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胁外宾的亲朋故旧，不让他们讲真话，再有就是临时装扮外宾所要到的机关场所和亲戚家里的生活条件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在困扰人们，这样的行为难道会天衣无缝吗？这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当时经历也是阅尽沧桑，何以会对此一切毫无察觉？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是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杨振宁的“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的心境，何炳棣的“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的说法，都是很好的证明。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当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情感主导思想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不如一个家庭妇女。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和他的父母见面。他父亲数学家杨武之告诉杨振宁：“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当杨振宁父亲讲得正高兴时，他母亲打断了他父亲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当时杨振宁的感受是“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4]12杨振宁访华前十年就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认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早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物质文明发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他们在儒家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价值标准发生冲突，常常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矛盾，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但一方面又简单否定这种文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们不愿意放弃真实的西方生活，但同时在思想和观念中强烈表现对故国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何兆武曾说：“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习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5]227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宪钟从美国回来看他，他的孩子们在议论此事时流露出抱怨情绪。但穆旦严肃地告诉他们：“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穆旦还说：“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6]139
黄仁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吴文藻和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7]141
1971冬天，冯友兰听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写出“东河昔游地，及见旧邦新”的诗句。第二年冯友兰和梁漱溟见面，“谈话间，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地位事十分高兴，因此对毛泽东十分佩服。”[8]516—517
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普遍对于从事观念和知识活动较为轻视，所以很难摆脱成王败寇的思维。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提到当时一个美国博士多克·巴内特（DockBennett）的感觉。他认为“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7]196
黄仁宇说在巴内特访问过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7]196
黄仁宇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是同一辈人，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和处境（特别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产生思想共鸣。黄仁宇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7]477
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设想，如果黄仁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回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观感，也会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相同，至少作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当时并没有看出中国历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观察历史真相的知识准备吗？不能这样认为。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9]33
从这段史料可以判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别是联系到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主权地位这一事实，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
三
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必须在思想上保持对某种制度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依赖知识背景，排斥个人情感，理性的支撑以思想为基本后盾。
在历史上，对极权制度产生错觉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种考虑把真相留给历史，当时只说出假象，比如罗曼·罗兰；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气，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识信仰，比如纪德。但更多情况下，对极权制度的错觉来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倾向。
1926年夏天，胡适对莫斯科作过三天的访问，后来他在给张慰慈的的信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作了肯定的评价，为此他曾和徐志摩发生过一些争论。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面对苏联，何以会与徐志摩对苏联的评价完全不同？其实主要还是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观念之间发生了偏差。因为他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见也就不同，观念不清晰，怀疑就无从谈起。而徐志摩一开始就对这种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苏联去，但徐志摩笔下的苏联却是这样的情景：“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10]573徐志摩写《欧游漫录》前后关于苏联的言论，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对莫斯科的感觉是：“但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个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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