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脱胎自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这是公论，没得说。阿甲之前，已有人将该部电影改编做戏剧并公演，所以，阿甲也不是改编的第一人。阿甲改编的剧本，对原作作了相当程度的京剧艺术造就，这个没得说。但之后，江青更直接插手，包括曲调、唱词、举止、作派，也作了相当程度的润色。据说，李玉和高举红灯的著名造型，江青就花过相当精力，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文艺Logo。
以《革命自有后来人》为叙，故事的发生地本在华北，三个家庭之合的原因归到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也就是林祥谦和施洋领导的那场罢工运动。这里就有了蹊跷，罢工是1923年的事情，而日本占领华北并局部开通铁路，大约是在1939年以后了。而且，进入华北敌后的是八路军，各个敌后根据地虽是游击作战，但有组织的还是编制性的队伍或者非正规组织的武工队，且小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并非是电报。枚举这两点的意思是，这部作品，最初原作时就与历史事实不合。
改编后，故事就移交到了东北。这样，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可以前推，李铁梅的年龄也就有了合理性。而且，东北抗联完全是游击队，更没有像后来华北那样有建制的军事体制和作战，背景的另一个合理性的问题也似乎解决了。虽然没有直接证据确信改编者是否有此动意，可的确有这样的效果，否则，以华北为背景的故事叙说，肯定经不起历史亲历者的质疑。日军对华北的占领极为疏松，各个根据地联系甚为通达，根本没有设立地下联络站点的必要。
检索网上资料，知道哈尔滨京剧团也曾作过改编。所以，把故事编排到东北某地，是否出自这个原因，不得而知，但潜含的另一个寓意则不得令人不察。自中共中央离开上海转入苏区之后，东北的中共组织就彻底与内地失去了联系。而之前，诸如杨靖宇、周保中等，早已不受上海辖制，表面转由驻共产国际的王明、康生领导，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控制。抗联是游击体制，更多活动于边境地区，时常进出苏联，故也并不需要电报。设计电报密码的故事情节，意在表明依然受国内中央的调度指挥。
回归到历史，东北究竟是王明路线还是国内中央正确路线对全国抗战的统一领导，《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改编，耐人寻味。1949年后，除了死去的抗日英雄饱受张扬外，抗联组织和最终活下来的人等，在政治上一直不受待见，这也是分明的历史事实。《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改编，再到改编成《红灯记》，不能不猜疑，那个时代的历史亲历者附和或者缄默表示着自己的政治归顺，也是正确路线统领全国抗战，这个政治正确的掘夺。
抗联，本身当然是志士仁人的铁血抗战的象征与符号。但，抗联也还是“武装保卫苏联”的政治产物。相当一个时期里，抗联的存在和发展，符合苏联利益，故长期接受苏联的支持和资助，也正是因为如此，抗联曾经一度声势活跃。而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东北抗联也就快速消亡，所余人员有编制地进入苏联远东，放弃了坚持在东北民族抗战，直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作为先遣和向导与翻译，他们再度回到东北。
从在华北地区的创作原型，到移栽成东北那里的故事，改编不仅是作品，更是力图改编历史。改编历史成为政治正确的唯一选择下，可以说，《红灯记》的蓄意，对其追究绝非可以止步于文革而了得，当然也就绝非“样板戏”而了得，也更不在其艺术性而了得。《红灯记》的经典，全在于将那段历史覆以红色，掩去、抹煞，乃至歪曲史实，并还要催人泪下，并由此引发从阿甲命运可证的人类空前浩劫。
体察这些，不能不说，“样板戏”看似是文革的产物，但文革绝对是“红色经典”的产物。人类巨多的悲惨都发自篡改历史，而人类最大的悲惨是还要想去改编未来。样板戏的意义就是给中国人文精神的未来以标准模板，打造未来的子孙万代。犹如戈培尔所言，重复一千遍，谎言就是真理；而样板戏呢，看上一千遍，邪恶就是善良，尤其是到了信口而歌的熟悉，骨子里都相信假冒伪劣有这异样的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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