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摘自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

1983年3月7日，一个万物临春、百花待放的上午。北京西郊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周扬本来极富演讲才华，但年岁不饶人，他在念了一个开场白之后便由一位女播音员替他继续。专业播音员的长处在于能够将此前从未见过一眼的报告念得抑扬顿挫、铿锵有致，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这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自称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1]

这份报告受到热情欢迎是容易理解的。承认过去的重大失误，不仅是周扬本人痛定思痛的表现，而且代表了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有勇气、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人民和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来。沉浸于报告带来的兴奋之中的在场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预感：因为这场报告，一场始料不及的新的寒流就在近处不远，历史正是从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没有参加报告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很快阅读了这份报告。3月9日上午，纪念马克思的学术报告会宣布延期。3月10日，正在住院的胡乔木率一行人来到周扬家中，其中有前文化部副部长、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副部长贺敬之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据王若水回忆，会面期间胡乔木并没有明确表示周扬报告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报告，有权威认为受到触犯。中宣部酝酿处理意见中包括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和责令周扬检查，这份处理意见并没有按文件马上发下去，据说是胡耀邦提议处理材料及意见要与本人见面，于是在3月26日由胡乔木出面召集在中宣部开会议，出席者有邓力群、周扬、秦川（《人民日报》总编）和王若水，会上胡乔木与周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周扬将中宣部邓力群准备的材料扔到胡乔木面前，连声谴责：“这样做法不正派！”胡乔木反问“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回道：“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反击：“你这是反中央！”最终处分意见还是没有发下去。周扬报告起草成员之一、中宣部文艺处官员顾骧先生指出其原因是“是胡耀邦的袒护”，他并分析真正的矛盾其实是在“胡乔木与胡耀邦”之间[2]。

这场仿佛是突然间爆发的争论，在经过了一系列演化之后，成为另外一个性质不同的主题。这年秋天10月份，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一年前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是“整党”，但是在邓小平10月12日的全会报告中，除了原定计划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既然不能搞“精神污染”这种东西，于是就需要“清除”它。事情很快演变为全国范围之内的一场“清污运动”。顾骧在书中写道：“1983年10月下旬，‘清污’呼地一下子在全国铺开，浪潮滚滚。一时间各种报道、表态性文章、批判文章充斥报纸版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要对发表出版、播映过的文章、言论、图书节目进行清理，大学文科教材、学术研究机构的著作也要检查清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污’积极地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3]一时间风雨欲来、人心惶惶。王若水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个细节：“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之多，乃至于《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10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人员开会，宣布“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要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4]直至年底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人谈话，提出可能存在“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的问题，并具体提出八条注意事项，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顾骧语），才得以平息，总共持续了“二十八天”[5]。

胡乔木本人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与周扬一样，报告也是由电台的专职广播员来播报的（周扬报告是一人代念，他则是两位播音员轮流代念）。这份讲稿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面，很快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似文件如同文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完全否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的任何努力，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并将有关讨论说成是“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诱发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6]，于是这场始于1979年的大讨论基本结束。后来只有在一些比较“边缘”的杂志上，才能够发表与胡乔木观点商榷的个别文章。

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矫正视点

因为距离文革结束时间比较接近，人们便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这场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讨论主要是总结文革教训，是面向过去的，并由于文革已经成为过去，这场讨论的意义便已经结束。这种观点实际上与胡乔木当年批评王若水们的立场如出一辙。在胡乔木看来，文革中出现的那些不正常现象，已经由“党中央集中全党智慧”、“进行了科学总结，并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和避免重犯类似错误的办法”[7]，因而继续进行深入的理论讨论已属多余。在官方权力的干预之下，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对于文革的反思渐趋式微。对于胡乔木们来说，只要将文革这一页翻过去，就可以按着既定路线顺利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对于王若水们来说，事情远非如此。

由文革结束凸现出来的另外一个语境是：原有价值观念的衰落。这突出体现在1980年中期开始的“潘晓讨论”中。该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标题是《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其间表达了对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怀疑，从而得出结论是“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从根本上区别于此前“为共产主义献身”、“大公无私”的一整套表述。公开发表的这封信很快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各地读者的来信雪花似地飞进该报社编辑部，信中反映的空虚迷惘的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它也不能放在文革结束的框架之内，而意味着这个社会在面对“新时期”时，需要不同的价值表述。

作为有责任心的理论家，王若水对这一点意识得非常清楚：“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和改革的步伐合拍的。”[8]到底王若水们在这场讨论中提出了哪些符合新条件下的价值表述，它们事实上与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适应”还是产生某种裂隙，这是另外一些问题，但无疑这场讨论远非仅仅停留在对于文革的反思当中，而是从这个反思的维度出发，进一步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接受新的现实挑战。如果说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另外一些视野——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需要建立一整套与之相适应新型社会关系和“整个上层建筑”，尤其是一整套有关自由、平等、人的权利等现代社会的价值表述，那么，这场讨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起点和维度。

在197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之内，不仅是《人民日报》，当时发挥巨大影响的《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研究》、《哲学研究》、《学习与探索》、《学习与研究》等全国和各省的社会科学杂志及文学刊物，都广泛参与了这场讨论。王若水这样的看法也是十分中肯的：比较起1949年之后历次意识形态的思潮运动，包括此前不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都是官方发动的，在有指示、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而唯独这场讨论是“自发产生”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间”的。虽然参加讨论的人们都是在体制之内，其中有一些还是较高级别的意识形态官员，但是当他们发表文章时，都是以个人的名义。讨论中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否兼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西方近现代关于人道主义的遗产，包括围绕着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问题，以及相关的文艺学、美学问题。不难想象，处在当时仍然比较禁锢的情况下，不管什么讨论，都只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借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渠道发出声音来。如果它不叫马克思主义，也会以别的什么形式体现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别的。

“反思”的一方主要由三种力量组成。第一拨可以称之为“有备而来者”，他们此前在相关问题上被批判过，主要是在美学和文艺学领域中。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1956年他因为“唯心主义美学”遭到批判，1979年他率先发表文章《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钱谷融先生，1957年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遭到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批判，1980年他发表了自己写在1957年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名为“自我批判”，实质是为自己辩护的。还有一位当年被批判时十分年轻、此番经过重新理论装备之后再度出场的学者是高尔泰，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历经九死一生之后，78年获平反改正之后任教兰州大学哲学系。曾经身处“强化的国家机器”之中，他所认识和捕捉到的问题更加尖锐，表达也更加彻底。

“反思”年代的不同寻常在于：远远不仅是当年的被批判者重新站出来说话，而且是同时期的一些批判者即否定人道主义的人们，在经历了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重新改变自己的立场，站到了人道主义一边。这第二拨的力量中动作最大的要数前面提到的周扬。处于他那个身份位置，1983年春天做那个“惹是生非”的报告，他是下了决心，做了充分准备的。六十年代曾经被纳入周扬“批判人道主义”写作计划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所研究员汝信，于1980年8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表达了“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9]。还有一位小说作者、当时华师大的文艺理论教员戴厚英，这位文革中的造反派当年的“小钢炮”，写下了《人啊，人》这部小说，给这场讨论添加了浓浓的感情色彩。

真正发挥“引擎”作用的是一批可以称之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人们。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他们才二十出头，但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早年因为信仰而投身革命，后来目睹了自己队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及其在党内外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从而下决心从源头上来梳理一些问题。他们其时尚年轻、富有锐气和勇于探索真理。纵观他们的立场，可以说是自觉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起点和资源，尝试从“人性面孔”这个维度上，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和魅力，以此来回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这同时也可以看做试图挽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努力，希望这个民族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前行。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1926年生，1946年进北大念哲学系后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1964年发表《桌子的哲学》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赞赏，60年代与周扬因为批判人道主义有过工作接触。还有比如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薛德震，1932年生，15岁参加共产党，虽然他的著述没有王若水突出，但是1981年初由该社组稿、编辑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书，在这场讨论中起到了“制高点”的作用，其中收入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该书标题是王若水的同名文章，薛德震本人的研究心得也在其内。一年半之后在压力之下，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虽然锋芒远不如前一本，但是将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加以延续。周扬报告中“人道主义”这部分起草人顾骧，1930年生，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的部队新四军。对于这些党内成员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与革命队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即便是在讨论理论问题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个革命者在组织纪律性方面的约束。这就体现为在王若水或薛德震的文章中，他们引经据典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本身，引文90%都是来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偶尔也会用到《列宁全集》，王若水在个别地方还引用过《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

另外一些更加年轻的人们没有这些历史与现实的负担。虽然有着在文革中失学的经验，但是靠着追求真理的热情、问题意识和勤奋，他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当时最重要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意识形态官员们来说，他们不是主要担忧的对象，于是可以沿着“学术独立”的方向进行。丁学良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五十年代生人，在短短两三年之内他写下数十万字文章。对丁学良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心，也是枢纽，趁着言及马克思主义，同时展示了西方思想史上其他宏伟有力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展示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一个窗口，当然也代表者它的最高成就。这种做法，也是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年轻人的思路。在当时情况下，我们都是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而接触西方自由和批判的思想。比较起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丁学良文章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引用的，除了他极熟悉的马恩原著之外，还大量使用了在某些人眼中看来是“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参考了社科院储藏的大量外文资料。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个注释来源引起笔者的高度兴趣，那是一本叫做《修正主义》的灰皮书，编者为英国人利·拉贝兹，1962年由美国纽约弗雷德里克·阿·普莱格出版社出版，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组织若干专家翻译内部出版。

言及思想资源及理论面向，需要指出的是，这场由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与东欧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人性面孔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非常一致，同样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可能性，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矫正的视野。作为理论背景而发挥作用的中文内部出版书还有南斯拉夫学者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其中系统地讨论了出现在苏联的官僚异化问题；波兰哲学家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主要是回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一时期的错误和过失”而带来的“道德危机”。比修正主义晚一代的波兰人米奇尼克，曾经运用“圣经”与“教会”这个比喻，来称呼五十年代东欧的这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对于沙夫等人来说，他们仍然信奉“圣经”（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反对“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及其高级官员）。这个比喻完全可以用在王若水和他的同道们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这场讨论，看作类似“宗教改革”的一次尝试。很可能，包括笔者在内的年轻人们都忽视了“宗教改革”的意义。它是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过渡，是在保留旧时代的权威和形式之下，悄然为新时代的诞生准备思想理论上的产床。只有有了这样的准备，在新一轮的社会变革真正来临之际，才不至于因为缺乏精神铺垫而过度颠簸和震荡。

指出来自东欧“人性面孔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是为了澄清这样的说法——有人用统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称呼出现在这场讨论中理论背景。实际上王若水们与胡乔木及其专家们所运用的外来资源完全不一样，后者才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更多地来自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的著述，下面我们将会谈到。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接着很快，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出党。同年8月，王若水被告劝其退党，他最终被从党内除名。

争论的焦点或变动的视野

84年初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所做的那份报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专家班底所为，其成员包括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等。在今天看来，胡的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结束讨论的“总结性”意见，而且对于其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起着一个主导的、纲领性的作用，可以说迄今为止主导意识形态仍然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操作，因此这份文本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它提供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视野和框架。王若水、高尔泰及其他人分别写文章对其进行了反驳，王若水的反驳文章《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未及在国内发表流传到了香港杂志，这成了王若水最主要的“罪状”，该文章后来收在了他1986年出版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当中。高尔泰的反驳文章《人道主义争论备忘录》经过辗转发表在1986年第四期的《四川师大学报》上。与别人不一样的是，王若水与高尔泰始终出现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视野之内，被视作十分危险因而需要加以严加防范，包括胡的报告中有许多内容是直接针对他们的，因而他们的论述以及后来反驳也集中代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观点、成就及理论上的突破[10]。

一、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针对王若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提法，胡乔木文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命题”。该文重申了1845年“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的表述之后，指出“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而“马克思自从找到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来谈人，他所说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11]。

突出强调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新出发点”，实际上暗含了前后“两个马克思”之分，这是采取了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写于六十年代那本《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基本划分，其时该书中的某些部分刚刚翻译为中文，1983年2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收录了阿尔都塞这本书一半以上的章节，包括那篇为英文版作序的《我为什么反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论青年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阿尔都塞以“认识论上的断裂”来表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此前的意识形态“决裂”从而成为“科学”[12]。这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显然给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们注射了强心剂。

涉及到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则问题。王若水当然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他先是采取了一个缓和的提法：“不能把从现实的人出发同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立起来”。针对胡乔木文中引用大量马克思原话的做法，熟读马克思著作的王若水手中也有另外一批足以证明自己观点的马克思原话。而某些本来很有意义的引文却体现不出它应有的力量，因为它们来自1844年的那份早期“手稿”，比如“应当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