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我们”，不是体制修辞学当中的“我们”，那是代表胜券在握的一方，是以人民为背景的强力意志，是戏弄老鼠的猫，几乎就是正义、真理的发言人。因此，本文使用的这个人称代词，仅仅是指一小撮人，即使在批评余氏的混杂群体中，也是与之不一致的。我们可以略为回顾一下“批余”亮色：评论家朱大可对余氏的批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以及萧夏林先生的文章，几乎可以说已经完成了“终极审判”。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的同乡、作家聂作平撰写了《“审判”余秋雨》一书，才华横溢，由于事前经过企划，由于出版社的幕后节目主持人思想密度的虚以及内力的软，使作者在操作时无法深入事件的骨头，这就有些可惜。因此，本着可说、可不说的话就最好不说的原则，本文仅以结论式的话语，展示一点想法。

对一个写作人的评判，着眼于文本解读也好，着眼于思想呈现也好，其种种指标最后会归结为一种道德价值，这无疑决定着一个写作人文字的生命期。在一件道德含量极高的事情取舍方面，人们最容易犯下的致命错误，往往是凭自己的感情来一锤定音。因此，一个人的文字出场方式，基本上就决定了他一生文字的重量。用一句很过时的话来说就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一被极权时代用以评鉴作品性质的评判原则仍有“深意”，适用于后极权时代的写作鉴定。这并是过往时代的阶级斗争，而是由此揭示出作者无可回避的身份立场和价值取向。在余氏十几年来提供的种种文体当中，也不乏文体优秀的篇章，但混迹于“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当中，就显出了方向性错误。

一个反思历史的人，最大的立场错误就是不断更改自己的评判立场，以当下体制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反思历史。自然会出现郭沫若顺着权柄而炮制出的对李白、杜甫的妖魔化评价，会出现迎合权威训令而适得其反的《海瑞罢官》，会出现魏明伦式的“还潘金莲以人道主义”的荒悖。这种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反思不但不会廓清历史，只会进一步扭曲事态的原貌。因此，纠诘余氏知识性的错误、文句的缺乏周密、媚俗、媚雅或者指责其演绎历史事件过程中出现的感情、资料性悖谬，都是正常的，但不是道德价值的评判。这些批评有同志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的意味，目的是希望余氏抱着虚心使人进步的态度，把文章洗练成一种体制文化的范本。可惜，余氏身上汹涌着太多的上海滩的才子气，不但听不进去，反而从文化苦旅飞速过渡到法律苦旅，以一连串的起诉来回敬这些同志，显然，彼此都错了，余氏是弱智式的误会，批评者比如古远清之流则是彻底的误读。

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其体制文化的核心是政党文化。政党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涵盖了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所有地域。它就像一个具有绝杀力的猛兽，居于顶级食物链的高端，它把所有物种视为自己的臣民和附庸，控制着世界的结构。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洗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味加强体制的威慑力。早在多年前，与戈培尔就任帝国宣传部长时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一样，文化很自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力军。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同样是体制“形象化的、感人至深的”自我展示手段。唯一不同的是，在前极权形态下，我们的文化人以口号诗、新民歌、三突出小说、图解政策的戏剧等等蹩脚的形式而争先成为体制文化的代言人。那个时期，体制是摧毁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体制，“延讲”逐步完善了体制对文化、思想的严格规范（李劼先生有十分精道的论述，可参见其《<讲话>：“五四”精神的逆转》一文）。发展到“文革”时期，它竟然声称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愚民教育，取缔宗教、查禁诸家学说、颠倒历史、篡改文字、提倡告密，最后更以“稳定”的名义，用危险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结的极权文化全面取代了传统文化以及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化。

在进入后极权时代之后，经济的加盟调整出了一个价值向度，类似于正剧当中插入了一段喜剧，它不但不会破坏体制演出的效果，反而会以一种暧昧的色调来增强其场景效应。这完全符合体制在新形式下的对应策略。正如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大规模地促进人民的幸福和满足，以便使人们不再听到不满的声音，使瓦解我们制度的想法在物质享受中被忘记，这是与真正的保守党政策一致的。”这段话解释了一个均可意会的御术秘密，这同样是体制文化苦心孤诣所期求达到的目的。因此，一些人认为80年代以来的商业写作可以起到“消解”“文革”形成的红色铁幕的作用，显然是在胡言乱语。也就是说，以官员文人为代表的官本位体制写作；以余秋雨、王蒙、贾平凹、魏明伦等人为代表的体制专业写作，以艺术、文学手法图解体制话语的御用写作，以卫慧、棉棉、九丹等人为代表的商业体制写作，以及奔走在民间与官方之间比犬儒更等而下之的机会主义写作，他们以不同的成色和奉献，构成了后极权时代官方文化的乐章。他们不但被政体文化所吸纳，也“激活”了一度板结的体制黑板报阵营，从而使体制的文化、宣传出现了“多姿而繁荣”的现状，他们的文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体制文化在后极权时代怒放的纸花。

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前极权时期否定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惨痛后果早已彰显，因此，竭力把自身体制纳入历史、纳入传统之河才能更为有效地面向世界，这是他们所理解的“承先启后”，这一直是以开放姿态来保持自己话语霸权的时代长远的发展策略。文化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到这一布局当中，并为了物质和精神的收益，围绕体制的石榴裙跳起了献媚的狐步舞。

由前极权形态时期的单调口号图解、扁平艺术人物，发展为后极权形态下的“富有感情和知识背景”的文本后，其文化功用仍然无法逃脱为体制服务这一铁律。我们可以从余氏上百万字的作品里发现，他所展示的文化景观是通过了周密布局的，他把笔伸延到过去或者未来，恰恰回避了对当下的拷问。有些所谓的“锋芒”，均采用了“小骂大帮忙”的世故写作策略，因此，得出的结论都使读者和体制感到自身和文化均是“生逢盛世”和任重道远。而“文化决定论”已经成为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太极策略，朱学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曾经将文化决定论比喻为清风逐流云，伸出手抓一把空气，闻一闻空气充溢于宇宙万物，故而什么都能解释，一松手，空气回归万物，什么都不能解释”（《“书房里的被动语态革命”与漏斗》）。不能解释是学者看到的理智结果，但那些文化论者本就不屑于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借此希望操控权威的解释权。于是，我们就看到被汽化了的余秋雨同志，犹如空气的精灵，正从体制的手心里，以云无心以出岫之势，展开体制文化的天幕。

一个文化人写点文章即使不涉及思想也很正常，但既然采取了思辨的路数，那就不能逾越思想的规则。一个思想者最起码的立场就是着眼于当下环境和局势，而一个竭力回避当下，千方百计维护体制荣誉的写作人，就是真文化、真思想的敌对者。我们反对余秋雨，并不是针对一个个体，其实他比很多体制写作者要强得多，我们是反对以余氏为代表的体制写作以及体制文化。这种反对也许是弱小的，但我们必须反对。因为体制文化最大的效用就是从事遮蔽思想和粉饰现实，这恰恰与艺术最直接的使命——呈现和真实背道而驰。

更具有反讽意义的现象在于，余氏注意到自由、民间、“体制外”等称谓的广泛吸引力了。2002年9月1日，香港的《亚洲月刊》报道说，余秋雨自称是中国自由作家，拒绝一切来自中国官方的职位。2003年7月28日香港《信报》世纪版《我到底可以怎么办？》一文当中，余秋雨称自己是中国“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身受知识分子和上海官方及中国官方的迫害，文人和官方合作用大批判的方式消灭他，让他背井离乡，从上海远走深圳，并且想离开中国。这就使我们进一步发现，连自由、“体制外”等等，已经被余氏当作出名获利的标签了，而对一个被御用得如鱼得水的人来说，他其实很清楚，说说这些，具有一箭多雕之功。

置身于被极权操控的商业时代，置身于这个只能谈论纸上自由权利的时代，余氏自然有存在、壮大的土壤和自由，读者自然有喜欢商业写作、体制写作的自由，但我们同样有否决他们的自由。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思想之余，没有更多的反对办法，只有在自己所能影响到的一切领域揭穿他们满面春风面具下的雀斑和权力的金印。具体到行动上，这就是说，你大可以购买余氏的著作，宣传他的美文；但我们将尽一己的能力，就像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抵制外来百货那样，告戒我们的亲友们拒绝他的所有文字，抵制他渗透人心的途径。

思想是获得生命的尊严的唯一途径，思想使人避免陷入盲目与狂乱的冷却剂。同样的，思想是墨水获得内力的唯一水源。我们发现，造成黑暗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自我视野的封闭所造成的，另一种却是人为的对真相和自由的遮蔽。当很多文人以廓清前一种黑暗为己任并为此沾沾自喜时，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又制造并加重了后一种黑暗。他们写出的黑字，都在为思想的黑暗添砖加瓦。后一种黑暗却是最为顽固的，而清除后一种黑暗，即专制及其御用文化的黑暗，应该是每一个思想者的任务。

在一篇题为《黑暗的发现》的文章里，我曾经写道：

“我注意到，以苏格拉底以降二千年的人类智慧，就是思想照亮黑暗的理性智慧，但尼采却发现了以感觉来反抗黑暗的智慧。既然光不能被光照亮，反过来说，光也不能使黑暗显形，黑暗就跟思想一样，自明是它获得命名的唯一方式。那么，我们是否进入到了一个让‘黑暗自明’的特别时代呢？这是思想在长期的集权压制下，不得不进行的自我保护。如果这种推断可以成立，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智慧的喜悦，而是极权形态下思想的某种变本加厉的单向度进化。它抛弃了一切温柔敦厚的造像，只能以凌厉的对抗，来获得自明的筹码。在这种时候，思想的确是丑陋甚至狰狞的，因为它在从事针尖削铁的自救。”

在我点燃一支烟的过程中，思想就像一根防止潮湿的黑头火柴。而那块更黑的擦皮，我意识到，那是无数御用人士的心力所组构起来的体制凝结物。火只有短短一寸的燃烧过程，世界因为火首先变得丑和恶，尔后，一切都熄灭了，复位了。但是，如诗人周伦佑所说：要使暴力失去耐心！如此，成为了我们唯一的心跳和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