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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非非主义是中国近20年诗歌史的缩影，尽管它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史。它所走过的路，其价值转型的之字形发展轨迹，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启示。2000年“非非”再度复刊，相继出版了《非非/2000特刊》、《非非/2001非非主义流派专号》、《非非/2002体制外写作专号》，基于对后极权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清理，明确亮出了“体制外写作”的主张。这种“深入骨头与制度”的诗写，为他们的诗作注入了血性与力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对“红色写作”的接续和深化。“体制外写作”是从“红色写作”（1992）的基础上明确出来的，这是一次更为自觉的命名，因为红色创作还只是一种比喻性概念，而到了体制外写作，则是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了，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念——自由、独立，这种价值观念在文学上外化为人与艺术的双重自觉。在当下自由而浮躁、缺乏深层价值根基的诗坛上，“在我看来，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借用程光炜语）“体制外写作”的概念，不仅对于诗界、文学界，乃至于学术界、思想文化界都具有反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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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评价“体制外写作”，我是把它放在特定语境里来看的。从1992年提出“红色写作”到2002年提出“体制外写作”的这十年，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后最混乱、最黑暗的十年。这一阶段，由于畸形的市场经济与专制政体的联姻，下半身的物欲被极大地激活了，魔鬼从索罗门的瓶子里释放了出来。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以爱国主义名义命名的民族主义三大思潮，把80年代艰难吁请出来的对于“人”的呼唤，再次逼回去。真正的文学边缘化了，泡沫文学披着文学的外衣以极大的热情融入经济大潮。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的商业化追求，导致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再次被放逐。正像龚盖雄《最后的知识分子》写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停留／在浪潮之外。被浪潮／抛出，摔碎，离弃。而把异端的／权利交给了／死……”，“在最物质的地方／／与人类全部的苦难抱成一团”，“最后的知识分子，被伟大的阶梯／漏选，他不在任何一个级别的台阶上。”就在这种萎靡的时局语境与文学语境下，周伦佑1992年抛出了“红色写作”理论和《刀锋二十首》，犹如漆黑的暗夜里一把逼目的刀子，闪烁着颤栗的寒光！这是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他试图完成的是在后极权社会建构起深层的“心理主体”和深层的“语法主体”（借用福柯语）。
后非非主义的语境既与80年代的新潮诗人不同，也与90年代的流亡诗人相异。在80年代，整个社会改革思潮风起云涌，“新潮”不再是异端，而是主流话语，这种新潮与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第三代诗人的所谓先锋，其实只是沉迷于极左政治造成的艺术僵化形式被瞬间打破之后所产生的“美丽的混乱”（借用谢冕语），形式上的锐利革新所带来的震撼暂时掩饰了思想的贫血，尽管这种“白色写作”的重大意义谁也无法抹杀。因此，9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相当一部分纷纷转向，或者响应党的号召下海经商，或者转向叙事文体的写作，与世俗生活保持高度近距离。最近虽然有所复出，基本上还是延续80年代的“白色写作”。当风起云涌的形式革新思潮过去、它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之后，这种延续就成了非常自恋的回眸。1989年以后，北岛们这些被体制放逐到海外的诗人，海外的生存语境自然规定了他们的写作属于体制外写作，是一种被动价值定位。
体制外写作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地下写作”和“潜在写作”两个学术概念。其实它们之间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地下写作”和“潜在写作”，是在状态层面的命名，而且是对特定语境下文学状态的事后命名和被动命名；而“体制外写作”是在价值层面的命名，既可以是对文学史的事后命名，也可以是对文学史的前瞻定位，不仅仅是被动命名，更主要的是一种主动承担，以一种独立人格和诗性方式去介入现实，不是游弋于飘渺的白色幻梦，而是深入骨头的在场召唤，召唤“人”的出现和“诗”的出现。
关于体制外写作的存在问题，龚盖雄说：“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冲突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非体制化写作是一个不断抗争的过程。周伦佑则说：“从机制上考察，凡是权利染指文学的地方，就必然会有体制内写作。体制文学只会产生于一个封闭的体制和社会”，因此，他认为体制内写作（体制文学）是个别文学传统、个别政治体制下的特殊写作现象，不是人类普遍现象；而体制外写作则带有普遍性，周伦佑认为：“就全人类的现象考察，艺术在本质上就是非体制的，体制外的。”其实他们考察的出发点不同。周伦佑是从客体角度——特定语境的分析——出发，考察不同的体制对体制外写作的影响；龚盖雄则是从主体角度——诗写者的立场——出发，考察个体与群体的对立。按照我的理解，体制有它的两重性：既有专制性体制，也有民主性体制。它是一柄双刃剑，民主体制促进社会的发展，专制体制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体制是不可消灭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关键是，我们又不能这么简单化地二分法地对待体制问题。我们说，即使民主体制，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绝对纯洁，那种“自证自”的思维方式是自欺欺人的一相情愿的虚妄。因此，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体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就需要体制外的东西存在。能不能容纳或者容忍体制外的思想正是该体制是否健全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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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历史的大国，各种形式的专制体制因素没有肃清，从司马迁时代到今天，体制之骚一直弥漫喧嚣。“这样的人柄笔／我们就能闻到体制的拐角／都有一股本质的骚”（蒋蓝《酷刑及其它》之《宫刑》）。非非主义体制外的诗人特别敏感于“黑暗”，蒋蓝的随笔《黑暗之书》十篇，让我们洞见了黑暗里的“血光”。他的《酷刑及其它》组诗从历史的纵向指证了专制体制对人的种种摧残，陈小蘩《正午的黑暗》则全方位揭示了当下中国教育制度的“正午的黑暗”；邱正伦在历史“悠久而漫长的伤口”里再次让冷兵器出场，刺入当下语境……周伦佑的《变形蛋》可谓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对专制体制做了诗性的、文化的解剖，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具象的，又是象征的，做到了“诗”、“思”、“史”的完美统一。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部极其难得的富有时代定心力的杰作。
体制外写作的意义不仅仅在诗歌界、文学界，其价值具有普适性，适宜于一切精神领域。近年中国只有极少数学者、诗人如李慎之、秦晖、钱理群、夏中义、林贤治、邵燕祥、朱学勤、徐友渔、北岛、周伦佑、崔健、陈小蘩、蒋蓝、雨田等人，具有了体制外写作的特质，而在最大众化的叙事性艺术领域如小说、电影、戏剧等，体制外写作立场更是极端匮乏。但是，这些迟到的先驱者毕竟为板结的思想界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夏中义先生的《九谒先哲书》以九个学术个案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体制内灵与肉的分裂、学统与政统价值抉择的矛盾与困惑，从价值根基上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鞭辟入里，震耳发聩，可以看作一份中国21世纪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黎明通知书。这些人文学者和诗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使体制的黑暗得以毕露：“我就是一瓶坚持的墨水／在夜的最深处／使黑暗显形”（蒋蓝《黑暗中显形的动词》）。
体制外写作这一概念，是中国20世纪血泪交迸的历史中孕育的眩目之花，是真正的痛定思痛之后的觉醒。但是，她来得太迟了！！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血与泪……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想，必须得到合法认可！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教训证明了的。
北京大学编辑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的资料，而今天看来，却是我们民族的一笔极其沉重的遗产。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大学生关于民主、法制、自由等的体制外思考酿成了他们的灾难，更是我们民族莫大的灾难。非常有意味的是：1957年青年学生的右派言论与1980年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文件中对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比如制度改革问题、特权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几乎如出一辙！这样的悲剧太多了，储安平、遇罗克、张中晓、顾准、张志新、陈寅恪等等，他们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伤口。王申酉的悲剧尤其令人深思。王申酉1945年出生，1962年考入华东师大物理系。60年代到70年代，他独立提出批判个人迷信、纠正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错误，提出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力倡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改革思想，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是，1976年9月由于其思想超前被捕，1977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1年平反昭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很多思想家的悲剧根源推脱到“四人帮”的头上，但是“四人帮”只是体制内部的一个符号，他们也是体制之皮上的四根毛而已——更何况王申酉的悲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平反”还是体制内部赋予他的一种“幸运”，他的“解放”仍然是体制对他的“解放”，他的“解放”不是依据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而获得的。他的言论为什么一直不准出版？为什么没有法律保障？单靠没有制衡力量的体制本身很难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践证明，相当多的思想家由于思想超前（暂时超越了体制内思想阈限）而牺牲了生命。
单一的体制写作向度不仅排斥了体制外的思想、文化，而且极端化的体制控制使体制内的思想完全僵化，即使有一些建言性的具有补天意义的言论，也残酷地扼杀掉了。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而做的个性思想思考，也难以为体制所容。意识形态的胜利就是所有的个人思想被控制与绞杀。知识分子由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格的浸润，在价值根基上往往使个人走向政权。如果处于专制体制下，其后果是使人们的思维越来越自觉地局限在“凡是”的框架里边，话语主体被异化乃至完全取消。胡风这个体制内部的建言者，在晚年发疯状态下幻想着毛主席坐着飞机来接他。他灵魂深处还是要归顺体制的。大部分右派分子亦是如此。写《归来的歌》的那些作家，仍然被官方称为“归来者”。甚至反体制者最终也为体制所利用。鲁迅作为彻底的专制体制的反对者，还是被树为另外一种体制力量的榜样。毛泽东从最初的反叛体制，到后来成为一段时期专制体制的领袖。
有了他们的鲜血，才有了李慎之、秦晖、刘军宁、钱理群、林贤治、邵燕祥、朱学勤、徐友渔、夏中义等体制内部的觉醒者，尽管他们是迟到的觉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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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体制的力量如此强大？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大概是，缺乏对专制体制的制衡。单一的体制文化窒息了民族的人格自由发展。周伦佑把剥夺体制外写作的原因归结为“党文化现象”，可谓一针见血。党文化“就是一个政党关于自己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以及作为真理代言人的不可置疑性以及代表未来的胜利必然性的总的解说。”它的有效性只局限于该政党，而当“只代表某一个政党利益和观点的党文化被泛化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的文化”时，便酿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体制文学便是某一个政党试图以它的党文化取代全民族文化，进而取代全人类文化的畸形产物。”
关于这一点，用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无知”理论来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哈耶克把人类对待知识状态的界定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尽管所有的人当初是无知的， 但其中的少数人凭借着理性和直觉最终可以克服这种无知，并能掌握终极真理，另一派则认为，所有人的知识都是有局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通晓一切，或是把握终极真理，人类的相对无知性是无法弥补和不可克服的。他进一步论证到：如果有全知的（omniscient）人，如果我们能洞察并预见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一切，我们也就没有多少自由了。自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不可全知，为不可预见的事物留下了空间，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目的提供了机会。全知的假定之所以剥夺自由是因为它没有为可错性留下空间，它要求人们始终走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基于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没有任何一个中央当局能够充分掌握分散在个人手中的全部知识。所以，只有在没有统一目标的秩序中人才是自由的。若是某一秩序把公共目标强加给个人并追求这一目标，就只有把个人变成秩序机器上被指定部位的零部件，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自由了。哈耶克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为了给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事象提供发展空间，自由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体制要求它的国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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