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人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外写作的思考

本文不打算从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关系作抽象的谈论。我想专门就中国大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写作状况和艺术状况作一些探讨，尤其是对92年以来中国大陆体制外写作状况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在一个人性本质都尚未澄清的前提条件下，写作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写作不可能完全摆脱任何束缚，进入所谓全息自由的境界。从更为实质的角度上说，诗人也好，作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在他还没有真正摆脱现有体制和现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其艺术创作依然只能是体制内写作，创作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依然只能是体制内面貌。

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就其写作的主要动向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周伦佑等为代表的非非主义写作集群；以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集群；以邱正伦等为代表的现在主义写作诗群；以朱文、韩东等为代表的下半身部分；还有于坚、伊沙等人的口语写作；还有70什么后、80什么后的写作部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写作，或许人数并不少，但是，由于缺乏艺术的倾向性，因而不在我的思考之列，还有其本身就在体制内的写作，也因其缺乏思考的价值，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我要探讨的问题差不多就集中在以上的这些写作倾向之中，而许多的迷惑和误解也主要集中在此。

现在我们的分析和思考已经具备了应有的立足点。我在区别这一特殊时期体制内和体制外写作时，其标准就集中在写作者是否具备自由写作的思想品质，是否具备独立的人格，是否具备独立的艺术立场。有关这一点，是我们区别体制内写作和体制外写作的分水岭。

依据这样的判别标准，我发现以上的一些诗歌写作，尽管各自的写作追求都有着许多细微的差别，但是都有着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追求和拓展一种自由的写作空间。换一种方式讲，整个中国大陆的写作形势有了较为大的转变，体制外写作的动向正在不断地明确起来，自由写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变得洪亮，并越来越对汉语写作构成巨大的牵引力和激荡效应。但是，我同时也想说明，从以上出现的一些写作动向来看，真正具备体制外写作的依然很有局限性。我在这里所说的局限性，不是指表面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而是就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外写作的判别标准而言。可以肯定地讲，在以上的这些写作动向之中，非非主义起着先行者和引领者的双重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出于后非非写作的流派意味，更重要的是出于后非非时代体制外写作的自觉使命。与此同时，以立场为标志的现在主义写作、力图捍卫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在相应的位置推动体制外写作的进程。

但是，不管是依然还在坚持的民间写作、口语化写作，还是下半身写作，还是什么70后、80后的写作，在我看来，都和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写作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联系。相反，他们正好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时代体制写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颇具代表性的写作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面对自己的写作，迷惑与误解会进一步加深呢？在我看来，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顺利推行，由此而引发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顺利推行，的确为一大批具有自由写作倾向的人们准备和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创作环境，甚至为有可能成为主流趋势的体制外写作提供和准备了最直接的渠道。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换一种方式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推行的。那么，由此而来的文化策略也就不可能超越这种集权本身的高度。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写作模式依然是无法超越的佛爷之手。不少的人想当然地以为，写作和与此相关的一切艺术创作都已经是非常个性化非常自我化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真正在实质上捍卫并自觉坚持体制外写作的只有复刊后的非非写作、现在主义的写作和部分知识分子写作。许多自我标榜的个人化写作，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创作的个性和自由写作的品质。我们说，个人化的写作与个性化的写作是完全不等质的两个概念，个人化往往表现为行为主义的写作状态，而真正个性化的写作则与自由的价值追求分不开。所以，不管是民间写作，还是口语化写作，还是沾沾自喜的下半身写作，差不多是同一种集权体制下大量存在的写作行为，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只在于不扰乱该社会体制所规定的行为尺度。这正如一场足球赛事，球迷和拉拉队完全可以大喊大叫，其行为只要不影响整个的比赛秩序就被视为合理。不妨再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样的写作，就像有些人特别喜欢在政府搭设的游乐场所表演绝技一样，自己总是习惯于陶醉在某种事先就可以领略到的快感与由此而来的幻觉之中。我们说，任何一种写作，一旦脱离了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旦失去了基本的艺术立场和应有的使命，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标榜个人化的写作，在这一特定的市场经济时期，迅速地蜕变为广泛意义上的商业炒作。写作的自由和自由的写作之梦，都将在现有的体制经济面前击得粉碎。

由于我们的诗人、作家、画家等相应的艺术界人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文艺反映论、再现论、政治工具论的多种束缚，因而不由自主地出现了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恋情结。他们天真地认为，文学艺术已经进入了非常自我非常个人化的自由境界。于是在那里开始顾影自怜起来，要么一阵风花雪月，表现才子佳人的万种风情，或者在那里卖弄自己的学问，做知识分子状；要么在旅游点换上民族服装，表达一番自己的民间情怀；要么欲火中烧，情急之中用笔在幻想中抚摩自己的下半身，以此标榜自由写作时代的到来；要么见钱眼开，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只要自己凭借手中的一枝笔就能打开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黄金屋，并以此表明自己的写作已经同市场经济接轨，接着就能世界一体化了。

所以，诸如下半身写作的那种自娱自乐行为，并不是什么体制外的行为，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价值承担者，而只能是任何一种官方体制状态下所允许的甚至是支持的老百姓的娱乐行为。从更极端的意义上说，个人化的写作也同时包括个性化的写作，其自由性的品质都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正如周伦佐在《后极权锋刃上的先锋诗歌》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写作绝对是个人行为，但是个人化写作一旦不约而同地切入潮流，便进入了历史。不仅是艺术的历史，而且是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历史的边界成为了写作者和艺术家个人化创作的舞台，同时也是其难以逾越的雷池。所以，写作也罢，艺术创作也罢，其并非作家、艺术家在一种真空状态中的纯粹愿望，或者是为自由的一次美好心动，说得直白一点，写作不过是一种抵押，一种兑换，一种人质，一种貌似极端光荣的出卖。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许多写作的症结依然还集中表现于此。那么该如何来估价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创作形势呢？我觉得周伦佐就前极权时代和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描述很有启发性。最明显的事实是，当前极权时代的政治体制模式转变为后极权时代的市场体制模式时，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极为有限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更具有了欺骗性。列宁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到了后极权时代，这个口号就可以转述为，集中的经济就是政治，也就是说，经济就是政治。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龚盖雄的看法。在体制转换机制之后，以前政治的阶级斗争化转变成市场化。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几乎一直按兵不动，或者基本不动，官本位不动。因而，这个市场就只能是极权控制下的市场，市场经济也就只能是极权下的市场经济。当然这种转变绝对是符合潮流的，也绝对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体制的转型，才使体制外写作成为可能；也正是这种转型，才使体制外的写作同体制内写作并行不悖，正如这种体制的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可能，也为市场经济能够同政策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并行不悖一样。但是，这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写作，其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体制内写作和体制外写作的对抗和冲突，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还在进一步加剧。这正如在真正的黎明到来之前，肯定还要经历一段更加艰巨的较量，否则，我们标榜的自由写作立场就值得怀疑，体制外写作也就只不过是一种体制外写作的神话。

在经历长时间的迷惑和自我的思想折腾之后，我们应有的选择和参与肯定是必然的。事实的确如此，此前许多貌似重要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已经不由分说地隐退到了后边，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一场有关体制内写作和体制外写作的大讨论已经浮出水面，而且很快就在写作界思想界得到了应有的响应，在21世纪刚刚到来之时就已经成为并将进一步成为人们炙手可热的话题。也许，这本身就预示着某种思想命运的必然归属。

邱正伦：先锋诗人，艺术批评家。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兼及小说、随笔与艺术批评。1992年加盟非非主义。曾任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社长。出版个人诗集《四十九种感觉》和《手掌上的风景》，诗歌理论专著《艰难的启示》，艺术理论专著《艺术美学》等。与同仁创办《现在》先锋文学网站。现为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