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体制改革是中国的根本改革。体制反思是中国的根本反思。体制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体制语境、体制话语和体制障碍的历史清理、历史批判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改写和重建的前提。体制外思想向人类文化的全面开放，体制外写作对自由精神和自由原创的全面觉悟，显然已经形成中国先锋诗界和前沿学界的交叉共识和重叠个识。后非非写作及时提出体制外写作的正名与命名，正是推动中国21世纪民主化进程和汉语精神重建的强力举措，它必将开创全新的视野和注入更大的活力，为知识界、诗界乃至生活界的中国人争取思想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为完成中国个性解放的历史使命，作出应有的奉献。
2、
《公共论丛》主编王焱先生指出：“在自由派看来，只有体制性的或者是制度化的问题才能界定中国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制度显然跟西方不一样，如果光从政策层面上肯定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从毛的那个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很多社会现象变了，但它只不过是一种体制的两种表现，而那个体制本身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不谈体制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新左派肤浅或者不着边际的地方。”①
新左派绕过体制问题谈公共政策问题，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甚至在谋求自身更大体制利益和体制话语霸权参与的前提下，谈社会公正问题，显然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代国家立言，代体制行事，附依权力的弱化人格。更值得警惕的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唯口语诗人，长期以来回避中国文学中的体制问题，对极权主义和极左统治放弃批判、反思的立场，90年代之后全面陷入下半身肉体写作的欲望，成为商业意识形态的帮凶，却打着诗歌先锋的旗帜，造成更大的蒙骗。于坚把中国的病根说成是“文人怀才不遇”造成中国的非专业社会，把1966年说成是“处于一个全民都在思考生活之目的的时代”，把中国失去记忆的危险归结为失去对琐事生活的危险，即失去了张爱玲一下午关注一个糖果罐色彩的记忆危险，而痛恨大家只记得1957、1966等重大历史年代。于坚完全错置中国历史，居然十分无知，十分浅薄地认为中国历史值得抛弃的是形而上历史，而要进入诗歌和文学的形而下——下半身写作才是出路。② 事实上，于坚根本不懂得中国历史恰恰最缺乏象西方哲学史一样的形而上思想，逻各斯中心，中国历史恰恰没有真正的形而上思想的超越的哲学传统，更谈不上后形而上对形而上的再超越。中国历史最值得抛弃的应是皇权专制体制和专制体制造成的体制人格、奴化人格和太监人格。于坚宣称向隐喻后退实际上就是甘心退回《金瓶梅》《红楼梦》语境的“伟大”时代，退回腐朽皇权时代而号召诗人们只做诗的匠人、艺人 ，回避社会的一切体制反思。更有一些批评家如程光炜等也是盲目宣布“市场时代”来到，仿佛站在市场时代立场就站在新文学历史改写自由的立场上。韩东面临中国的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左右”折腾，居然宣称《无是无非》，把“自我”判为世界的根本祸根，把世界判为先天，先验、先在的圆满存在。妄言取消自我、弱化自我就是诗歌，对诗歌写作只应“等待”。③他攻击北岛是“政治动物”，攻击鲁迅是“反动”的“老石头”。在1989年之后毅然加入作协体制，并成为商业写作模式的体制签约写手，却以民粹主义的虚假作派自称民间立场，攻击保留了最后一点人文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他妄言评论界智商低下，与朱文以市场写作为后盾，做出一副“断裂”的姿态哗众取宠，把自己打扮成反既定文学程序者。事实上，于坚、韩东已成为商业——政治联合体制的下半身。他们独霸刊物，重塑垃圾，乱封天才，横行文坛，泡沫网站，出版废话，把汉语言写作引向垃圾写作，完全的非思、反思、乏思、无思。体制外写作的正名和命名，将清理这些伪先锋的遮蔽，敞亮汉语写作最广阔的精神自由前景和关注现实一历史的博大情怀，把被下半身亵渎的汉语言归还汉语言本身的精神家园，洗刷汉语言的耻辱和血泪，澄明汉语言的原创和人格。
3、
也就是说，体制外写作还将重建汉语言批评的新世纪锐气和锋芒。商业批评和传媒泡沫已构成对汉语批评严重的腐蚀。权力——金钱合谋的制度化腐败现象已经侵入知识体制、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物质走私已经侵入精神走私和文化资本走私。不抵制这一恶流就不能恢复学术精神的健康。王强出资五十五万元可以召开大连中国诗歌研讨会，收买于坚、张枣等人吹捧他笔名麦城的诗集。韩东主持《芙蓉》等刊物可以不顾一切推出下半身写作的废话群体。我曾在《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一文中谈到过下半身写作与体制的共生关系，现引一段如下：“周伦佑一针见血地将‘下半身’写作定义为‘体制的下半身’，指出伊沙等人与体制的共生关系。网上有人将体制下半身写作斥为‘体制裤裆里的阴虱’，虽然刻毒了一些，但十分准确地画出了下半身写作作为体制寄生虫的形象。正是体制的腐败导致了下半身写作的产生，故而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不过是体制的腐败在诗歌写作中的延伸”。事实上，中国文学几千年缺少的不是下半身，而是自由；不是下半身，而是思想；不是下半身，而是个性；不是下半身，而是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下半身的食色等级统治正是千年皇权独裁体制为了剥夺人们的异端思想而设置的。肉身镇压的残暴正源于恐惧精神自由的反抗。21世纪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潮流实质上就是对反民主、反自由、反生命、反人类罪恶的集中审判。恐怖无所不在的先行显现，注定是以毁灭自由精神和独立个性为前提的制度化暴力。体制外写作的全球视野及当代批评，注定为重建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作出努力，也为重建汉语诗歌的先锋原创奠定基础，它必将廓清迷雾的主义与问题的混乱，终结后现代与现代与前现代在中国杂交的混乱，透明体制外思想者周伦佐所说的新人本思潮的远眸，加入21世纪拯救人的力量。
4、
我注意到90年代以来先锋学术界对体制反思的学术成果和敏锐的批判视觉。比如陈思和的“潜写作”和“无名”文学的命名，对文革作品剖析的新角度，钱理群们提出的20世纪现代文学的本位立场的叙事努力，洪子诚在《当代中国文学概说》及《问题与方法》中对文学体制化由来的反思、梳理、挖掘，余虹的《革命•文学•解构》及一系列文章对文学体制化进程中革命话语——政党话语——文革专政话语的层层递进的模式的揭示，刘锋杰对毛泽东《延讲》的反思，聚焦于南方批评书系的《当代文学关键词》对文学体制概念的全面清理，孟繁华在《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中所作的大量资料确凿，见解独特的文艺政治体制化进程的反思，（但是文中把政治权力中心对文学全面制度化的囚禁和改造最终命名、归结为文艺的“激进思潮”，这种沿袭余英时等人把五四以来的历史错位描述、拼接成激进——保守之争的二元模式的思路，我是持质疑和反对态度的，）夏中义等编著《大学人文读本》对体制化阅读栅栏全面突破的尝试，陶东风对批判的知识分子建设的关注，余世存对知识体制本身丧失合法性的思考，……凡此种种，都已经呈现出中国学术从体制内向体制外写作的建设方向。重建中国文学自由创造、自由出版、自由交流、自由言说的新制度保证和新语境实现，事实上牵涉到整个中华民族精神重建的可能和整个汉语言精神重塑的可能，也牵涉到五四以来百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解放的旨趣”（哈贝马斯语），而非非主义诗人自觉的体制外写作呈献，对中国新世纪文学史来说，更将构成开端性的艺术价值和人类精神史上不可缺少的汉语自由的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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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写作者的身份并不局限于一定要离开体制、在体制外生活，相反，许多对体制反思非常深刻的人，恰恰是长期置身于体制，并经历了体制打击的见证者。比如李慎之先生是资历很深的革命者，比如韦君宜也是三七年参加革命，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他们对体制政治运动的弊端因此有了亲身体验。有体制外写作的思维向度，就是有突破体制囚禁的独立思想向度。文学天生不服从任何体制权威的制度化指令。创造就是突破规范的规定栅栏。因此，体制外写作恰恰要充分吸取体制内的反思资源和体制内的历史见证，而且，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化的思维、创作原动力，更多地来自于深受体制灾祸的痛苦记忆和严峻现实。比如陈小蘩《正午的黑暗》组诗就是她深入教育体制灾变的批评话语，其中渗透了她最切身的体验。张志扬先生的《创伤记忆》、《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也是从体制之伤中突进的思维。有时，充分扩大体制改革可能的力度，扩大体制本身的开放性的可能，也能更好地创造。体制外写作并不与体制写作构成二元对立来确立自身的命名，相反，体制外写作除了正视体制反思的尖锐性外，更大的精力还将投入自身写作的艺术形式——语言形式——文体向度的革命，并且警惕只与体制纠缠的短见。体制外写作是活泼泼向生命和存在完全敞开的个性精神革命和个性精神原创，就象克尔凯戈尔不屑于只与黑格尔体系和教会组织体制对抗而把精力投入做一个人是人类最高的事业一样，他以个性直接面对上帝，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体， 非非主义举起体制外写作的旗帜，也不会为旗帜所累，更不会被体制视城局限。正如林贤治指出：划分体制内外，主流与非主流，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道大的限界，但对于文学写作和批评来说,自由精神始终是根本的。④。他的《自制的海图》和《鲁迅的最后十年》等思想史论和艺术批评，都非常深刻地抓住了体制问题的根本，突破了体制意识和体制语境遮蔽历史的禁域，开启了自由精神的无蔽之维，而这一切，正是存在的真理和本真语言得以显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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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全部思想——语言——存在转型的重大突破，无一不围绕人类制度化批判和制度化反思的根本问题。韦伯和马克思等社会学家对资本制度的全面批判，弗洛依德对人类意识制度和性制度的精神分析，尼采对人类的价值重估和生命强力意志的个性伸张，以及现代、后现代遭遇人类20世纪制度化暴力和战争灾难的惊魂绝唱，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哲学传统——思想传统遗忘存在的批判，福柯、德里达、巴尔特震惊于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对知识体制的全面反思和个性偏移，谱系学偏移，写作偏移，解构偏移等等，都已经构成21世纪个人基本的人类制度化立体观照和多元思考的基本参照系。连体制化——制度化问题都没有进入思维和批判视野的人，谈不上基本的世界文化觉悟，也谈不上基本的哲学思考或艺术创造。存在的遗忘是制度化遗忘，暴力、恐怖、专制的由来是制度化由来，人类最深的灾难是制度化灾难，连腐败也成为制度化的复制和循环。（包括权力的腐败、司法的腐败、传媒、资本的腐败、语言——文学的腐败，学术的腐败，最终是制度化人的腐败。）非非主义提出的“体制外写作”就是对这一切制度化腐败的坚决拒绝，也是对各种制度化建设的思路和诗路拓进。其中包括对全球资本体制，后殖民体制的警觉和批判（即非非提出的大尺度范围观照和拒绝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也包括对中国千年皇权专制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当代变形的体制化批判，（即非非提出的小尺度揆量和红色写作深入骨头与制度的本土写作），后者显然更现实，更直接，更考验一个人思想和言说，写作和创造直面生存的勇气。离开中国本身体制问题的尖锐性去奢谈对全球资本的批判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遮蔽，但是完全无视人类大体制弊端也是视野的缺失和人类思维的缺位。
体制和制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命秩序问题。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自然秩序、语言秩序和全球——本土的精神物质秩序？终归结底是人性的结构，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归宿问题。体制外写作将不懈探索，以大创造和大承担，大介入和大建设来回答这一切。
2003年8月4日乐山独思斋
龚盖雄：学院异端批评家，诗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评论及诗歌写作，同时致力于现代写作学和非非主义研究，1988年加盟非非主义，以极具个人风格的批评写作，成为非非主义写作理念的重要阐释者。著有《对创生成：汉语新诗学哲学》、《思想自传》、《大写读观》、《教育和不可教育的痛苦》等（皆未出版）。现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注释：
①沉睡编著《灵光乍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4页。
②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6—21页，第54页，第35—39页。
③《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④摘自2003年3月林贤治给笔者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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