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我刊登于《非非/体制外写作专号》上的文章和“三人对话”中的文字，有朋友提了几个疑难问题。谨以此文作为答复并兼补正。
问：你谈到体制内与体制外是左右维度，官方与民间是上下维度。总感觉体制外与民间的关联和区别你没有说得很清楚。能否补充谈一谈？
答：你的感觉很准确。体制外与民间本来就属于两类范畴，不能简单对比。我在对话中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解只是一种感觉，当时还没有完全把握住它们，所以表述得不是很准确。
官方与民间属实体范畴，指的是社会结构的不同层位。中国社会的结构迄今仍然是金字塔形。1979年以前，主要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部分，其间没有中等阶层，民间成为非官方部分的统称。从80年代至今，一个人数不多的中等阶层逐渐形成，社会结构也逐渐分为上层、中层、下层和底层。体制外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提供的资料表明：到20世纪末，上等阶层的数量占1%，中等阶层的数量占15%，下等阶层的数量达到69%，底层民众则为14%。在这里，广义的民间仍可包括除统治阶层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当然，学界和诗界眼中的民间没有这么大的范围。徐友渔等人所说的民间主要指中等阶层社会，又称市民社会。周伦佑所阐释的民间则包括下层和底层两大贫民群体。韩东等人所谓的民间则只限于诗江湖。三种民间概念的指称范围各不相同，只有一点共同之处：民间区别于官方。
体制内与体制外属关系范畴，指社会各阶层成员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体制的不同态度。体制是什么？是社会等级结构的框范、装束、策动机制。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生活在体制中，谁也无法逃脱和否认，无论是上层之人、中层之人还是下层、底层之人。但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这套体制的态度却完全可以不同：有的人可能是拥护、赞赏甚至歌颂，有的人却可能疏离、抵触甚至反对。这就是在立场、态度和情感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野。从心理角度看，凡对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持认同态度者，其立场必然站在体制内；凡对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持疏离乃至拒斥态度者，其立场必然站在体制外。
有人认为民间与体制外属同等概念，民间必然倾向体制外，这纯属误解。看起来人们对现存体制的认同或疏离，完全取决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地位，因为所处等级地位越高，与现存体制的利益联系越紧密，对现存体制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也就会倾向于维护现存体制；反之亦然。但事实并非一律如此，也有不少例外。如前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和前苏联的叶利钦，都身处统治阶层的核心，却毅然站在了极权体制之外。当下中国的一大批学者、作家、评论家，本身的地位一般处在中等阶层，但90年代以来他们都高举自由精神之旗，纷纷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反之，知识界曾寄以厚望的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却大多站在体制内，对金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大联盟衷心拥护。广大农民无疑属下等阶层，但他们对现存体制的认同也同样无可置疑。我接触过不少沦落社会底层的人，曾为他们满脑子的体制意识和满口的体制腔调而惊讶不已。这表明：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并不决定一切，民间并不等于体制外。
这并不是说官方人士和民间人士对体制的态度全无区别。总体而言，越是上层的官方人士越与体制生死相恋，越是下层的民间人士越容易转向体制外。但从具体的情况看，一个人对现存体制是认同还是疏离，其所处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只是一个因素，该个人在所属社会等级中的具体处境是又一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思想上的觉悟——包括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权利的认知和对体制反民主、反自由本性的洞悉。人不仅会为利益选择立场，而且也会为思想牺牲利益。对于觉悟者而言，思想的引力大于利益的引力。
还需要澄清另一个问题：是否放弃公职就是退出了体制？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公职与私职都是谋生的手段，去留之间并不涉及体制内外的问题。放弃公职的目的若是为了减少行为上的约束，则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自主改变。放弃公职的目的若是为了发财，则属从体制的这一端跳到另一端。也有极少数人为了抗议体制的不义而辞去高位公职，但那是思想上和心理上与体制决裂后的义愤之举，而非因此才与体制决裂。无论哪一种情形，以是否有公职来衡量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属误识。体制内外之分，主要是指个人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思想立场和心理态度，而非个人与某个具体公共职位的去留关系。余杰没有公职，是因为体制在组织层面的拒不接纳；周伦佑辞去公职，是为了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投身诗歌事业。他们的体制外立场都形成于与公职绝缘之前而非之后。北方的李慎之、徐友渔和南方的林贤治、何清涟都有公职，但并不妨碍他们独立的体制外言说。虽然置身于体制的组织系统中，个人的言说及行为会有诸多限制。一个人放弃公职后去从事其他职业，只要思想立场和心理态度没有转变，他就仍然站在体制之内。再说，如果有公职就是在体制内，那么广大农民和私营工商业主就应该在体制之外了？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的思想立场和心理态度都在体制内。持此误识的人士中，王朔算是一个典范，他硬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位不求公职自谋职业自觉退出体制站在体制外的小说家，连以思想激进著称的刘晓波也犯了糊涂跟着帮腔。真是荒谬！他的整个思想观念可能是体制外的吗？他的全部创作可能是体制外的吗？他的全部创作（包括所有商业炒作、运作、工作）都是体制内的。要说他属于民间倒还沾得上边——因为毕竟在经济上挤进了中产阶级行列，符合学界的民间定义，但要称自己是体制外，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划清体制外与民间的区别，并不是说真正意义的民间立场写作不好，而只是说还不够；向前一步——就是体制外写作。
据说有一位知名评论家在回答记者问其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时，公然宣称每个人都生活在体制内，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个伪问题。不知此公是脑子糊涂还是内心有碍，竟会以这么一种伪回答来搪塞这么一个真问题。
让我以一个实例来证明划分“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必要性：1999年传记作家李辉采访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对话过程中在谈到何清涟与其他经济学家的区别时，李辉认为：“这是民间经济学家与非民间经济学家的差别”。何清涟不同意“民间”这个称谓，认为：“应该是权力体制经济学家和非权力体制经济学家的区别”。李辉仍然坚持“民间经济学家”的提法。何清涟又提出：“还是用非主流经济学家这个词好一些”。李辉再次强调“民间经济学家”的提法成立。这段对话见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书第58页。从“民间”与“非民间”，到“权力体制”与“非权力体制”，再到“主流”与“非主流”，短短几分钟内一个名称的三次改换，高度浓缩了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自我命名的艰难过程和巨大困惑。
当下国内学界和诗界各个不同派别内部，明显存在着体制外、体制内和内外兼顾三种立场和态度。不顾根本立场的差异，以为所有那些重大的思想分野或笔墨争论都只是学术观点或艺术观点问题，未免幼稚。从“朦胧诗”争论一直到当前，所有的冲突难道不正是“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在观念上的一次次较量吗？
可以说，“体制外写作”的鲜明提出，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诗界诸如“民间话语空间”、“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等等不确切命名的澄清；也是对思想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终结。
问：我认为你用来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历史分期的前极权时代、转变时代、后极权时代三个概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知你自己怎样看？
答：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捷克作家兼政治家哈维尔首先提出的，李慎之、徐友渔和余杰早就用它来暗指过当下中国；我只是多了一点勇气——用它来直接指称1992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后极权就必然有前极权，哈维尔的言论已涉及到此。真正有价值的，是我提出了一个“转变时代”的概念并用它联系另两个概念，从时间、特征和内涵上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比较符合客观的历史分期。这对从政治层面审视中国社会，无疑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
“转变时代”这个概念比较突出，它对人们重新认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80年代的文化启蒙，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所说的“转变时代”有明确的历史涵义，并不泛指所有王朝更替和体制转型必经的社会震荡时期，而是特指那些在社会震荡中参予者肩负有人文重建使命的时期。这样的历史时期不多，在中国，大尺度者有春秋战国时代、五四时代，小尺度者有80年代。
转变时代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广大民众和体制外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情绪普遍激奋、思想普遍活跃、创造力普遍高涨、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新人物新面孔不断呈现。这是因为人们内心深处普遍感受到了某种人文重建的历史冲动。
转变时代因群星璀灿而不能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耀眼的时刻；转变时代因璀灿的群星射向未来的光芒而不能不具有先知的气质。它所涌现的创造性群体凭着卓然而立的精神高度，向未来的社会宣布人文重建的历史任务，并指出了未来社会的人文走向，让未来的人们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仍在倾听它过去的声音。
这是指历史的大转变时代，小转变时代要逊色得多——例如80年代：它的使命只是重申五•四时代的人文方向，强调五•四的思想原则，再次公布五•四时代提出的个体解放的历史任务。
当新保守主义竭力批判转变时代的革命性和激进性时，他们完全忘了：转变时代的创造性和开拓性正是由其革命性和激进性所催生的，转变时代必然具有革命的姿态和激进的情绪。他们思想上的缺乏创造和开拓正与他们骨头里的守旧性和保守性成正比。
要认清中国当代社会正在迈步的历史进程，只着眼于外部影响来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远远不够的。西方世界早已走进了后现代社会，这是事实，但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距离这一步还很遥远。当代中国社会走到了哪里？在经济层面：第一产业还是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耕作模式，第二产业还是以产业资本为主的第一代工业化模式、以政府力量为主的第三代工业化模式和以出口为主的第四工业化模式的混合体。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与一百年前的德国极其相似。在人文层面：五•四时代提出的个体解放使命迄今未完成，人文状态仍处于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之间的近代水平。在文化层面：9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已经完成从传统群体主义向现代个体主义的根本转变。在政治层面：从1992年正式完成从前极权时代向后极权时代的转变，步入后极权社会已经十一年。从这个分析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即将跨入现代社会之门，当下只缺少一张现代性的门票：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这一步的迈出，其实就是政治民主制度的确立和个人自由权利的获得。这一步即将迈出——也必将迈出。
在这个多层面的分析中，前极权、后极权和转变时代这三个概念，只在政治层面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不能夸大它的有效范围。
问：不久前有人还在书中认为海子的诗是现代诗不可超越的高峰。对于这个关涉到当代汉诗整体成就的评价，你怎么看？
答：这是对当代汉诗的历史变程和现实成果缺乏深入了解所产生的错觉。一个诗人所达到的高度，不只来自他的艺术理想和艺术抱负，尤其来自他的艺术实践；不只取决于他想做什么，而是取决于他做了什么。海子有才，但绝非大才。这集中体现在：他不仅驾驭不了所要表现的题材，甚至驾驭不了用以表现这些题材的语言。他的那些以圣经为题材的史诗类作品不必说了，就是那些为人所称道的短抒情诗，语言的杂乱也随处可见。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略显宽泛，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则绝对恰当。对诗歌语言的驾驭，海子不仅远未达到周伦佑、欧阳江河那种纯粹、自由之境，甚至远不如王家新、孙文波、西川这样熟练、自如。以这等水平的语言功力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可想而知的。
海子的神话来自两种历史的遇合。
第一种遇合来自诗外：由于海子的死亡时间和死亡方式，与随后发生的青年群体殉难事件相近和相似，有人便认为海子是个先知。这当然是少数人的形而上臆想。海子的死因，诚如骆一禾、西川、陈东东、苇岸所言：纯属无法解脱的个人焦虑。其中既无神秘的启示，也没有伟大的背景。从以上几位回忆者提供的资料来看，海子的死因，不管是“个人情感”、“创作危机”，或“气功”，海子赴死的意义都纯粹是私人性的，很难与随后那些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壮烈捐躯的青年相比。生，或者死，诗人并不享有特权，除非他真正超越了狭隘的私人性范围——就一般意义而言，众生完全平等。1989年3月26日这天，全中国和全世界不知有多少正常或非正常死亡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唯独以海子之死联想到中国随后发生的青年群体殉难事件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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