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非诗人的记忆里，编辑、交流每一卷《非非》的过程，就像是古代那些信义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在寂静里把那些收敛了火焰的声音默默送出去，连同自己的体温和胆识。在我看来，“非非”的文本有些近似于刘小枫所说的“秘传”意味，即不是从不示人或人们传说有、实际上没有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有，而且是可以公之于世的东西。阅读必然激发起一些人的痛感和忧思，这完全是预料中的伴生物，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健全思维的阅读者会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下穿行于非非的文本。
理论家周伦佐、周伦佑、龚盖雄2002年春节在西昌完成的长篇对话录《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是一篇含金量极高的思想文本。它的重要性在于，首次对写作这个“技术性的载道工具”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拷问；对后极权语境中的汉语写作施以开切术，清理附着在它上面的苔藓和内部的意识经脉，不仅仅是想还写作一个清白身，而是指出了在后极权语境下，自由写作的艰巨性、但却是必然性的前景。如何看待汉语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或者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对汉语写作的大规模进入？当代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针对鲁迅等作家文本里强烈的政治性而特别指出，这种政治性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共同特征，“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他们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已经取得汉语学术界共识的写作文化现象。实际上，即使在西语写作领域，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进入和反切也是有迹可寻的，只不过在东方极权环境中，这个问题变得触目惊心。因此，“体制外写作”的提出，绝对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命名企图，从写作功能上说，它企图进一步打开被极权所宰制的写作界的视野，即把写作由“技术性的载道工具”还原为文学的价值本位。但我毫不隐晦地认为，“体制外写作”的命名和定义就是着眼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它“重估价值”的价值尺度也是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有论者认为，在现行环境中，区分“体制”与“体制外”根本是一个伪问题。这个混乱的认识来自一个具体的界定：你生活在体制的天空下，哪里还有体制外？但这个犬儒的界定是缺乏常识的，因为它混淆了现实生存技巧与写作终极价值的关系。因此，“体制外写作”是为解构现实中的体制和写作中的体制而提出的，它的美学系统和价值系统是根系于自由的，它的终极向度是听命于独立思想的。我想，提出“体制外写作”是不得已的事情，就像周伦佑早年提出的“红色写作”一样，这种异端呈现异美的命名还将持续，直到体制不再加诸于写作本身为止。因此，作为本真写作的一个子系，“体制外写作”用强光的方式打开了黑暗写作的一隅。
在非非提出“体制外写作”之前，在偌大一个汉语写作领域，从 没有人使用过这个词组。如果在2002年12月以前使用google搜索引擎搜索，“体制外写作”（包括不带“写作”二字的“体制内”、“体制外”词条），仅有47条信息，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自非非诗人们的言论或文章，而“体制外写作”这一提法则全都出自非非诗人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提出“体制外写作”的命题，是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诗人由“红色写作”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要说的意思有三个方面：其一，不同语境中的体制定义比较；其二“体制外写作”不同于民间话语；其三，“红色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关系。
在汉语表述的意义上，体制一词本身只有“组织方式、组织结构”的表述意义，其引申意义可以指：1．理论体系有组织的一套相互作用的思想或原则；2．制度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形式；3．现行秩序，现权力机构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可以肯定的说，“体制”一词为汉语所特有，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一般把“体制”译为system。就像一本西语书翻译过来叫《音乐的体制》，这是中世纪早期哲学家波依蒂乌的著作，对中世纪的音乐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了关于音、音程、音阶和调式的重要概念。据此含义，为什么不直接翻译为“音乐的制度”呢？可见，体制一词在汉语体系中还具有另外的深意。
在我的阅读中，我记得“体制”一词最早的使用者不是毛，而是蒋介石。在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当中的第五章《加入共产国际》里，就引述了蒋的“体制”话语，这是指发生在1922年前后的事情。周伦佐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即制度大于体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制度是指：统治者通过组织公共权力实现其统治和治理的各种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政治制度即政治生活的规则，意味着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各主体的规定性。它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公认的成熟的行为方式。这是广义的“政治制度”，仔细切分又可将它分为：根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运行机制和政治生活中的隐性规则四个方面。
按理说，“体制”一词前面就应该有很多定语，因为它小于制度的概念，由此才能够构成体制的行使方式。但是，在汉语中，具体的说是在当下语境里，“体制”却具有一种词汇本身不具有的时代生成性机制。即，从一个中国人嘴里说出来的“体制”，它往往是大于制度的，甚至是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至少是政治制度的代词。这一方面要“归功”于自毛时代以来权力机构“苦口婆心”式的重复教育，另一方面又是聪明的中国人心领神会的结果。因此，去掉定语修饰和限制的“体制”就显示出了坚硬、锋锐的金属光泽，它轻易就切割了前面所罗列的理性认识层次，以囊括一空的魄力把一切权利收压为一只刀柄。当它被柄权者攥握于掌中时，我们在体制的锋刃前面，只能加上极权的定语了。
至于在后极权时代，高频率地出现诸如system change（体制改革）之类的鼠系繁衍子词，周伦佐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了，“官方的本意自然不是改革整个制度，而是改革制度下面的具体操作系统，也就是权力运作方式”。如此，权力者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到了体制本义的麾下，完成了他们的诡论。如此，“体制”巍然不动矣。
我想使用吊诡而不是用悖论来描述知识人的“体制情结”，主要是着眼于后一词语还裹卷着一种纵切而苍凉的感情。酷爱自由与渴望实现抱负，一直是所有知识人的本性。如果想持有自由，他们最好永远处于体制外的状态，因为只有如此知识人才可能做到“处士横议”、无所顾忌，但由此付出的必然代价是丧失了实现自己抱负的诸多功利性可能。反过来看，涉入体制，则等于把自己绑在了一辆谁也无法操控的战车上，必然要付出作为知识人的一切尊严和自由，粉身碎骨，最终以润滑剂的形态去维护体制的运行。就中国现状而言，选择后者往往成为了绝大多数知识人的学术伦理。也许，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里：强力勾销了体制外的存在空间，人为地中止写作人心向往之的自由向度，并不等于这一问题就全体鼓掌通过，因为体制外的土壤以广阔、葳蕤的生机，诱惑着写作人的情感。有关写作人体制情结的历史，绝对不是极权制度能够随意终结的。道理很清楚，原因不可能终结结果，结果只可能依靠另外的结果来获得原因。
自“延讲”以始，主流文人自然以符合体制规范的写作为圭臬，以体制写作为主流写作模式纵横于传媒。但是，主流文化从来不会称呼自己的写作是“体制写作”，他们视其为一种本然的“使命”，只是直接而中气十足地称之为“写作”。其实，这是一个心机复杂的缩略语，它应该叫“御用写作”和“官方写作”，这个定语是不能省略的，因为这种伪饰术既“遮蔽”了御用者政治的、实则是极度功利化的欲望，又因为他们的弱智涂鸦而败坏了“写作”的名声。如果我们公允一些，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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