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佑兄：
您好。这些天为写一篇有关“体制外写作”的文字，重读了你与伦佐、盖雄的对话《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你早就希望我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现在到交稿期，要写了，却觉得你们将该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谈到甚至谈透彻了。我再重复何益？重复且煞有介事，是我讨厌的文论写作的宿疾，这也是一种微型的“述而不作”的“体制”。就让我将它废掉吧。因此，我想以复信的方式，笔随心走写哪儿算哪儿，谈谈我的零碎想法。有些问题不免引申一下。
将文学书写强行纳入“体制”，是任何铁幕政治的特征之一，它所带来的一切黑暗和压抑，作为中国人我们体会尤深。因此，人们也用不着有多深的思想穿透力才能理解“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价值和实践价值。我想，它所需要的更主要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气，特别是独立思考独立提供文本价值的能力。没有这些勇气加能力，“体制外写作”就不具备文学意义，搞不好还会被阅读的后制判断作用，指认为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当然不应鄙薄，但毕竟它指向文学之外。“体制化写作”对文学艺术的轻蔑役使将文学当作了顺手的工具。而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工具，我们渴望的是货真价实的文学，它的个人化深度，它令人迷醉的劲道，它对生命和语言的双重洞开。它使那些从不同向度役使文学的人遭逢艺术本体的拒绝。在此，我的心肠是硬的。我置身写作已有二十余年，这可能是我最稳定的立场，不容动摇了。要知道，这是我久经思虑得出的伟大常识，并经历了巨大历史震荡的考验。
我想指出的是，许多人（特别是所谓先锋诗人）或许与我的“常识”有类似的出发点，但他们失之于个人解读能力和在技艺上的敏识的不足，对那些既深刻揭示生存，又在技艺上成色十足的作品，横加指责。比如手边的例子《刀锋二十首》，就有不少家伙装艺术大蒜瓣，胡说它们是简单化的“对抗”之作。对这组诗的重要性和艺术高度浑融一体的精品质地，看得出的人自看得出，看不出的人永远看不出（或永远假装看不出）。为之辩难，显得有点傻，故我不再多谈。只谈一句，这组诗正好拿来可作为一项小小的检验：我且不谈什么“良知”、“深度”，我只想说，对这样的诗的评价的不同，是对一个诗人诗艺水准、美学精神及精敏度的检验。长诗《变形蛋》《遁辞》，亦同样如此，它们令人赞叹地共时完成了语言批判，元叙述消解，意识形态颠覆，奇思异想的游戏精神，历史想象力和语用想象力的浑然一体，以及复杂而自觉的变奏结构。说实在话，即使低调地只从“趣味”上看，它们也是充满原创性和神完气足的。我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什么样的“姿态”都见过，我不会为“姿态”本身而感动。能让我服气的，只是它是否是高级的艺术品。如不是，就免谈了吧。或有另外更合适的场所“谈”之。你的论文《拒绝的姿态》，《红色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以及三人对话《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与你的诗作应互为参照阅读。我想告诉你，没有你那些优秀的诗，对文章中标举的写作向度似也可作不同的解释，因其含义是可选择的；对其抽象的某些观点的质疑，也就并非毫无道理。所以，我认得是你诗与文彼此召唤彼此照亮的聚合体，没有高水准的优异诗篇，文章或许会给人以不够“清晰”之感。而在你这儿，一切言说有据，这“据”，不是吓唬人的“引文”，而是扎扎实实的诗作。何为“红色写作”，读老周的诗。
说到“体制外写作”，我认为，这里的“外”与“内”，不是整一地两大块构成对称或对抗关系的。如果构成的只是对称或对抗关系，那么其“外”，是否又是另一种整体话语呢？是否针对“内”，有一种基础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外”呢？所以，“体制外”，是对“体制内”的消解和不屑，它也同样消解和不屑建立新一轮的“体制外‘体制’”。我看到不少诗人，在对“体制内”的拒绝中，又自觉地建立了另一个袖珍的帮会式的操蛋“体制”。在那儿，有一套尊卑秩序，练功口诀，题材范畴，人际交往纪律，如此等等。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意识形态体制制导的“宏大统一”的叙述，也要警惕形形色色的“小体制”的独断论的统一叙述；要在强暴个体生命尊严而片面追求大、小整体顺役所造成的个人话语的缺席中，倔犟地为个人创作的自由而斗争。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品，哪怕它是弱势，偶然，局部，个体，都具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我理解“体制外写作”，不是结起伙来对抗“体制内写作”，它要高傲得多，它将使不同形式的集体或集团主义嘴脸，变为一个具体的个人。这个“个人”，要接受的检验，只是严苛的艺术的检验，而不是其他。在此，若有人蒙昧地说我是只顾技艺不顾内容的唯美主义，那我省劲地用叶芝的话教育他们：“谁能把舞蹈和舞者分开？”将二者分开看的人，与艺术无关，因此他们的提问是无效的。我本人在朋友们看来是“宽厚”的，但不知人们看到没有，我对任何意义上的等级制，均持不买帐态度。谁牛逼我直接“削”谁。包括不断地削我自己。但“削”之所依据的东西，不应是可笑的自我中心，而是艺术的尺度。
因此，我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忘记或忽略艺术本身的自律性。永不降低审美水准，这是怎么强调都不为多余的。艺术品的内在反叛力量，在很多时候也体现在它自身的纯粹性（不是指素材洁癖的“纯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同马尔库塞的说法，“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较之布莱希特的政治剧，更具有颠覆现实的功能。”为诗而诗，在这个体制化的语境中，应得到新的解释，它也是一种奋争。——这些观念，我相信你与伦佐、盖雄都能认同。你们的谈话也不时涉及到这些问题。由于“体制外写作”这个命题本身的强制暗示性语境，可能某些读者会忽略我前面谈到的一点“常识”，故多说了几句将之明确。
总之，你们提出的“体制外写作”，这个命题很有涵盖性。你们对其内容的厘定，其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后极权时代“体制外写作”的思想向度与写作特征……的言述，我是同意的。我想，真正能为我看重的任何一个诗人，恐怕都不会反对“体制外写作”。就我本人，说得狂一点，从20世纪80年代中进入写作，从来就抱定着“体制外”的姿态的。至今依然如此。但这并不等于我的诗是艺术上品，也许有的是，也许只是常说的“好诗”而已，或有些是失败之作。所以，在今天谈“体制外写作”，内中的复杂纠结，其真切的细部歧义（不是谁全对或全错的问题）之纷争，往往会牵动所有值得牵动的论域，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不言自明的被拒绝对象之一。尚有诸多“言而难明”的意义域或曰关联域，需要我等同侪齐力实践与思考。而思考的逻辑思路，起点和归结，我就认准了艺术。呵，了不起的人生赐福的艺术！我操，我只向真正的艺术品致敬！若有人与我讨论为什么这是艺术而那不是，我懒得与之对话。在诗歌这儿，我们应朴素地坚持神秘主义态度，知者自知，不知者永远无法知之。这不是傲慢，而是对艺术的谦恭。我90年代以来的诗论及诗作，没有忽略这一点，没有进入迷失艺术本身而专注于思想“突破”的写作险境。在这点上，我们是同样的有双重关注的平衡能力的人，有艺术自律精神的人。
以上是散漫写出我的想法。同意你们的地方不再重复，专拣自然涌上笔头的想法依序记下。它可能不象文论，但更真实更原始。对我个人来说，它们是意义重大而坦率的。以信代文或有不妥。不发就是。写出此信与你交流，在我已完全达到目的。我们的情谊，也是艺术内行间的情谊。
放暑假了，我又可以游泳写作旅游无所事事啦。为我高兴吧，希望你也轻松一下，别太累了。再写。
问伦佐盖雄亚平小蘩等同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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