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和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惨烈无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和“可怕的今天”之间的分水岭。大战爆发时，许多知识分子充满激情，甚至不能自已地歌颂战争，完全失去理性，精神全为这种激情所控制，不久就陷入狂热之中。他们以近于迷狂的语言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鼓吹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提倡极具蛊惑性的英雄主义，对群众的情绪高涨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只有罗曼·罗兰等少数知识分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虽成为众矢之的，被骂为胆小鬼、失败主义者、堕落者、叛徒、内奸、民族的敌人……但他们仍无所畏惧地与这种煽动战争、仇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其实，罗曼·罗兰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种理性的英雄主义最为难得。只有经过巨大的浩劫之后，普遍的狂热才能渐渐冷却，理性的声音才能被社会听见、接受，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然而，精神的深创巨痛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平复，旧的价值观念悚然轰毁，人们在精神的虚无中痛苦彷徨，热切地追求新价值、新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填补了他们价值的虚空，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带来强烈刺激，使他们在令人沮丧的现实中看到理想之光。对那些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俄国革命更具浪漫色彩，因为他们天生无拘无束，不愿受任何体制、习俗和种种规范的束缚，对任何“体制”都报有反感，抨击体制、权力、金钱等对个性的压抑。推翻旧体制的俄国革命使他们空前兴奋起来，认为迎来了一个没有“体制”、自由自在的新时代。

1918年5月1日，莫斯科全城都用“未来派”和“至上派”的油画装饰起来，全城都画满了抽象派的色块，“在红场上出现的不是学院派的画家，而是未来主义者、立体主义者、至上主义者”。（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上，第273页）虽然到处都是饥饿与寒冷，但到处都有人在朗诵诗歌，“这不是诗歌节，而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各种流派不胜枚举，共产主义未来派、形象派、无产阶级文化派、表现派、费定斯派、无物体派、现在派、阿克秦派……生活本身似乎已成为“艺术”，一群群浪漫文人已经进入亢奋状态。十月革命后不久，爱伦堡作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信使”重返西方，发现谈论俄国革命一时间成为欧洲知识界的时髦，文学艺术中的未来派、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都从中汲取灵感，发表一通又一通关于社会革命、文学和艺术革命的宣言，热烈歌颂俄国革命。这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盼望暴风雨，但暴风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是一场戏剧演出”（《人·岁月·生活》中，第131页）甚至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赞美俄罗斯的实验也成了一种时髦，“对苏维埃的一切都加以赞美的冒牌绅士获得了‘布尔什维克赞”的绰号，一位富裕的著名网球运动员也对他说：“听说你们已经废除了鈔票。这好极啦！我痛恨计算开支”。（《人·岁月·生活》中，第92页）

此时，无论是俄国还是西方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想不到，几年后所有这些诸如超现实、未来主义、抽象派、立体派、现代派……等各种艺术流派在苏联和后来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体现而被彻底消灭！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是惟一正确、因此成为惟一存在的艺术形式。他们没有想到，旧体制被推翻之后，建立的是一个更加严格、精确、将每一个人都作为这部精密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被设计、安放好的齿轮和螺丝钉。

从少年时代起就卷入反沙皇活动的爱伦堡对革命的热烈赞扬自不待言，他对“革命”的理解也颇具代表性。当他不久从欧洲重返莫斯科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出国时实行的还是物质极度匮乏、但普天下“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此次回来已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使工厂立即恢复生产，经济充满活力，原来空空如也的商店现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的生活迅速摆脱极端贫困的战时状态。对此，爱伦堡却大惑不解，极为反感！他讥讽地写道：“肚子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权利，而且还受到推崇”，“莫斯科人吃胖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到人们开始追求物质享受，丧失了不久前革命所产生的浪漫精神和崇高理想；“新经济政策”造成了贫富差别，并产生了新的暴富阶层——“耐普曼”……他失望地感到这此些现象“同我久远的童年时代一样”，因此“常常觉得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丑恶现象”。“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总之，“一片白雪怜悯地覆盖着一切。当解冻的天气刚一来到，地面就暴露出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市侩习气使我们大为震惊，有时甚至令人感到绝望，那时我们也太天真，不明白改造人远比改变国家的制度困难得多。”（《人·岁月·生活》中，第63—67页）

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前苏联后来的种种灾难和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市场经济，因此使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从浪漫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则会更多地看到它的种种“丑恶现象”和负面作用，因为它仅是一种“正常”（因此不够“崇高”）的社会。这种平平常常的社会格外不适合爱伦堡这类浪漫性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接受社会经过革命后总要平静、恢复常态的现实，因此甚至感到“绝望”。他们渴望、需要的是每天都充满刺激、一浪高过一浪的“盛大的节日”。他们自己往往衣食无虞，如叶赛宁就讲究服饰，喜欢用水晶杯喝酒乃至酗酒，还与著名美国舞蹈家邓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举世瞩目的“生死恋”。但他们却将刚刚告别饥饿因而食欲旺盛的百姓讥之为没有人文精神、没有道德理想，只知道“推崇肚子”，认为社会鼓励并提供个人致富机会是使人惟利是图的堕落……而他们理想是用一种崇高的道德原则“改造人”，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其实，不少巨大的历史悲剧和灾难正是这种要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世界造成的。而肯定人的欲望、承认人的基本权利的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基础”可能最低、最不崇高、最无理想、最平常乃至最平庸，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大起大落的刺激，缺乏激情和浪漫，并且不乏种种丑恶现象。这种社会或许不是“理想”的，虽然没有多少激动人心和事件和英雄豪杰，但却是灾难可能最少也最小、大多数人都能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过日子”的正常社会。

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日常生活”可能非常乏味，缺乏精神魅力。因此，他们热情宣扬、鼓吹要用一种“理想原则”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极而言之，许多巨大的罪恶恰恰因之而成，如此塑造出的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但这种思想的精神魅力确难抗拒，对知识分子更具诱惑，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所以对此要格外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