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信传统与文化养成

“中国人有无自信”问题是个老话题了，但在中国走向复兴的今天，谈论起来仍有特别的意义。

在清朝末年一些曾踏足中国的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时，经常会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定。民国时期，中国也曾出现过一场“改造国民性”运动，参与讨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国人具有很强的奴性。国学大师梁启超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奴性、愚昧、虚伪、自私、怯懦等造成了国人的人格缺欠，是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自大、自卑、奴性等都是病态的乃至畸形的国民性格，或说中国人没有丝毫自信可言——有的话，也是盲目自信。我的问题在于，如果国人都是一些盲目自大的或妄自菲薄的甚至是甘做奴隶的人，那么，又如何理解近代中国能走出几近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而达止今日初步复兴的历史阶段？又如何解释世界上唯有中国的历史五、六千年来连续不断、生生不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73年前，山河破碎、国事陵夷，中国不绝如线，有些人悲叹国人失去了自信，但对国人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的鲁迅却坚定地宣称：“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确信：“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些人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本人也被视为“中国的脊梁”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人至少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缺乏自信。他们勤劳勇敢、智慧坚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践行和培育着中国人自信的精神传统，国家由是以立，民族由是以兴，历史由是连续一贯，文明由是传承不息。如果看不到这点，中国的历史就会一片黑暗，中国的前景就会一片暗淡。中国人自信传统的养成，主要得益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道德的根本是仁德，即要有爱人之心。有仁德方有真心和大爱，爱自己，爱亲人，爱族群，爱国家，爱天下，甚至是爱及山川草木和花鸟虫鱼。“仁者必有勇”，因为有真心和大爱，所以志向高远、意志刚强，并勇于身体力行，甚至是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绝不为物欲所诱惑，也不为外界所裹胁，面对强者总能从容自信、不卑不亢，因为他已养成了孟子所说的至大至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成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养成“浩然之气”和成为“大丈夫”的人格诉求，不但培育了灿若星河的仁人志士，也潜移默化影响着芸芸大众的心理特征，使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国民性格。《左转》上说：“国于天地，有与立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屹立不倒、愈挫弥坚的一个立国之基，值得珍爱和发扬。

有人会举出中国历史上大量丧失人格独立而奴颜婢膝的例子，并认为古代的集权专制政治、家长制等造成了这种现象。此一看法颇类东晋皇帝司马衷的“民无粮,何不食肉”：古人既然受压制，为什么不要自由和民主？殊不知，自由和民主皆是历史的产物。要知道，即使初步孕育这些概念和制度的古希腊、古罗马也存在着大量奴隶。今人大可不必非议古人不懂自由和民主，关键在于自己如何珍惜。

此外，儒家历来主张“道高于君”，强调“从道不从君”，所以荀子有“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说法。奴颜婢膝的人，与其说是儒家文化所培养，毋宁说是没有彻底遵循儒家文化的价值准则所造成。退一步说，奴颜婢膝的人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恰恰说明了中国人对奴性的鄙弃和对自信的褒奖，这本身就是自信传统中的一部分。

割裂文化传统导致民族自信缺失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会存在或多或少不自信的人，这是个正常现象。说中国人有自信的传统，并不是否认有一部分中国人缺乏自信，特别是近代这种现象更多一些。

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横行东亚时，最先觉醒的是日本人。福泽谕吉等思想家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西方文化的颂扬，不但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运动，也奠定了日本实行百年之久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基础，被视为是一场日本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和日本摆脱灾难而跻身列强的重要思想前提。

同样被西方列强铁蹄蹂躏的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昔日蛮夷岛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人开始放下身段，纷纷漂洋过海赶赴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正是他们回国后效法日本发动了中国的“改造国民性”运动。然而，日本只是中转站而不是终点站，留日的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是如何学习西方的——受西方欺凌打压而拼命学习西方，这几乎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通例。

由于国运艰难和交流未深，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不但有急于求成的心理，而且对之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自我想像和文化误读，或说过于理想化了西方文化。当人们拿着西洋放大镜和手术刀观察和剖析中国问题时，结论是中国“事事不如人”，原因是中国文化落后，药方是“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鄙帚尤须自珍，而现代中国人却对自己悠久而又巨大的传统深恶痛绝并毅然与之分道扬镳，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如果把欧洲历史看作一个连续体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都是欧洲固有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歌德等思想家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典章制度、宗教文化、伦理体系以及文学艺术等推崇有加，伏尔泰甚至把耶稣像换成孔子像加以膜拜，并希望中国能派人到欧洲帮助他们提高道德水平。但是，中国文化只是“启蒙运动”的桥梁，欧洲人并不曾驻足于此，而是通过它重新发现并回归和创新了自身的传统。而对中国而言，西方文化绝不仅仅是桥梁，而是最后的目的。

早年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掌握日本学习西方的精髓——日本明治维新前主张“和魂汉才”，其后则主张“和魂洋才”，要之是“和体外用”，并没有放弃对本国传统的持守与呵护。时至今日，一年365天，日本几乎天天都有传统祭祀活动，从程序仪式到道具服装，一遵古礼，不加变更。但是，又有谁说日本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中国的“中体西用”和日本的“和魂洋才”异曲同工，但“中体西用”最终却被“西体中用”甚至是“全盘西化”所取代。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印度则是受英国统治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殖民地国家。苦难虽深，印度人依然坚持自己的传统，“圣雄”甘地领导印度走向独立之路的主导思想就来自印度教，“非暴力不合作”原则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印度不但依然保持着东方文明的风骨神韵，而且也正在走向崛起之路，成为亚洲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年中国，以变为主，激烈反传统是其主要特征：“三皇五帝”变成子虚乌有，传统美德变成“虚伪险恶”、礼法宗教变成“吃人文化”，有人甚至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因此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结果是中国历史成了“中国人做奴隶的历史”，中国文化成了“酱缸文化”，中国人成了“丑陋的中国人”。

当文化传统被抛弃殆尽而自己身无一物时，就只能是匍匐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脚下，而不能再对之加以理性的审视和有选择的吸收。这种匍匐，不是身体和骨骼，而是精神和心理。可以这么说：中国人在身体骨骼方面是站起来了，但从精神心理方面却倒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奢谈自信，不亦谬乎！

通过文化复兴重塑民族自信

如果说近代以来一部分国人丧失了自信是因为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被动挨打，那么在今天，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人重新恢复了自信，“中国崛起”讨论热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问题是，靠国力强大支撑起来的自信，也容易随着国力的衰微而轰然倒塌。因此，真正的自信与其说是国力强大时的一种扬眉吐气，毋宁说是国力衰微时的一种坚定持守。

与此同时，近代屈辱悲惨的历史在国人心头形成了一种驱之不尽、挥之不散的历史耻辱感——外国人常称之为“中国人的受害感”。诚然，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历史耻辱感也是激励中国人努力奋斗的一个动力。但是，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耻辱感，也容易导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复仇心态。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外国人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更为主要的是，这种自信不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中国人仍然笼罩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之下。就在笔者行文期间，媒体爆出“疯狂英语”创始人在包头建立了一个学习基地，全场数百名中学生竟然齐刷刷、黑压压跪下一片表示感谢。这种匍匐，决不仅仅是孩子们“学好英语出人头地”的单纯想法，而是从家长到学校乃至全社会的一种“英语崇拜”，其背后则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俯首称臣。

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现一些具有贬义性质的“中国人如何如何”的本质主义判断，比如“中国人”缺乏礼仪、没有道德、不讲卫生等等。我不是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分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而且古代中国不但被称为是“礼仪之邦”和“道德之乡”，早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一些大的城镇里建立了非常健全的卫生设施体系。

“中国人如何如何”的本质主义判断的参照系仍然是西方文化。我的一位定居英国的表亲回国探亲，看到我穿着白色袜子，说：“穿运动服时才能穿白色袜子，否则就是失礼，特别是在正式场合下不能这样。”我告诉他说：“你说的是西洋的礼仪标准。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只要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即使大热天，也要穿上白色的粗布袜子。”

我在《传统文化不能靠西洋化复兴》一文中曾提到：“‘中劣西优’的价值取向和‘以西为师’的思维模式，因长期的影响和积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它在慢慢地毁掉新一代年轻人的民族自信力。”（《环球时报》2007年9月4日）要真正实现中国人的自信，就要“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这是我在去年为十博士生起草的《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一文中的主旨。

在热闹异常的“耶诞门事件”大讨论中，十博士因被误解为反对西方文化而被叩上了“新时代义和团”的帽子。实际上，“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并不要反对西方文化，而是要回归和复兴中国文化。如果说挺立自家文化主体性就是反对外来文化的话，那么在世界除中国之外就没有不反对外来文化的国家了：美国总统手按《耶经》宣誓效忠美国，英国为保留英式度量衡而和欧盟反复交涉，法国禁止法产商品使用英文说明……。

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包括两层含意：在人伦日用、风俗习惯等表象层面，需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传统韵味；在价值观念、精神理念等内在层面，需要体认并遵从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只有从这两个层面，特别是后一个层面，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中国人才能找回或树立真正的自信——每个中国人都是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何愁自信缺失呢？

中国国力的益渐强大导致了国人自信的回归，也带动了中国文化热，比如读经热、祭孔热、国学热、国服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中国纪年热等等。但是，这些充其量只是中国文化的皮相热，还不是价值观念、精神理念的回归和复兴，因为“国服虽然穿在身，未必就是中国心”，恰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所问：最能体儒家精神的难道是那些身穿古服的戏子吗？

但是，对于价值观念、精神理念的回归和复兴，不能急于求成。要知道，宋明儒学的复兴花费了五六百年的时间，欧洲的“复兴文艺”和“启蒙运动”也花费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外，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面对一个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正如宋明儒学消化和吸收佛教思想、欧洲启蒙运动消化和吸收中国文化一样。这些，都需要时间。

民族复兴未必以文化复兴为前提，但是必然以文化复兴为最高标志。虽然复兴中国文化不能急于求成，但却不能不引起重视并投身其中，这是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毕竟，文化复兴关乎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