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汕头大学参加大学人文与新闻人文研讨会。
夏中义教授给我点了一个题目，让我结合大公报的历史谈谈新闻与人文的关系。
今年是2008年。《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距今已经106年了。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闻史、报业史，《大公报》具有特殊的位置。《大公报》的历史分几段，一是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二是1949年到1966年的《大公报》，三是一直延续至今的香港大公报。我主要讨论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我认为这一段的《大公报》是中国大陆曾经出现的最有现代意义的报纸，是一个世纪以来公共传媒最有历史影响的先驱，也是一张最具人文精神的报纸。
《大公报》是英敛之在清朝末年创办的，一开始他就声明按国际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扬正抑邪，不挟私挟嫌。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使《大公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节节上升，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最高点，成为当时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媒体。它不但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国共双方也都十分重视它的影响力。蒋介石订三份，办公室、起居室、卫生间各一份，毛泽东在延安常读的也是《大公报》。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介石称他是“一代论宗”；毛泽东发去唁电，称他是“报界宗师”。继任总编辑王芸生，在与国共双方领导人接触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礼遇。蒋介石在庐山请他讲中日关系。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他会面长谈三次。在国际上，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的年度荣誉奖章，成为获得这一荣誉的惟一中文报纸。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十人组成，《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为惟一无党派代表参加。应当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大公报》创造了在中国舆论界引领风骚的辉煌。
当时《大公报》的特点，我想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文人论政定位，二是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信条。
文人论政要义有三，其一是，办报者是文人，或者说是人文知识分子。不是政客，也不是商人。其二是，论政的过程中，吸引文人参加，比如星期论文的作者吸引了当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三是论政。文人论文，论学是不困难的。但大公报要论政，凡外交内政大事，无不议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民众的忧乐，人类的前途民，绝不回避躲闪。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是《大公报》的自律，也是新记《大公报》最具特色的地方。
张季鸾在1926是这样说的：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它不党，不是反对党报的存在，也不是敌视政党的存在，而是一种自我定位。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处于执政地位，共产党是处于在野地位的最大反对力量。《大公报》的政治态度，既与国民党不同，也与共产党不同。而是在两党之间“中道而行”，抗战胜利后在冷战的美苏之间中道而行。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大公报》社评和本报记者则从来不用这种说法。在用人上，它主要是自外于执政的国民党之外。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在《大公报》供职的有好几位，主事者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只要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也予以包容。不党还表现在不做官。吴鼎昌1935年做了政府的实业部长，马上登报辞去《大公报》的社长职务，再不干预报纸业务。
第二是不卖。张季鸾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遭到战火洗劫，六易馆址，都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保持了良好的经营状况。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为了坚持言论独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当时《大公报》确实容纳了各界人士的言论。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盲的重要方面，就是面对国家民族的利益保持清醒的头脑，发出负责的声音。当时《大公报》所处的环境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没有得到基本的保证。《大公报》的立场，始终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至上。１９３６年不赞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从1941年的《日苏中立条约》，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国的领土主权被外国当作交易筹码，再到1946年有关苏联撤离中国东北的争执，《大公报》的立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上，而不肯附合某一党派。在抗战期间，它主张修明政治，紧缩财政，清明廉政，批评国民党要员的腐败。在内战期间，又为和平大声疾呼。
《大公报》不光争取自身的新闻自由。它面对日本占领军有英勇的表现。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王芸生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同时为兄弟报纸争新闻自由。1948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停刊物，马上发表社评加以批评。
《大公报》的文风，是中立的，平和的，包容的，说理的，容许商量和争论的。这种文风与党报也是大异其趣。王芸生的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周恩来认为与八路军抗战的事实不符，写来一封信，《大公报》马上把周恩来的信刊出，张季鸾又写社评表示欢迎。
《大公报》的自由氛围，使它成为一个名家辈出的机构。以记者著名的有范长江、孟秋江、杨刚、徐铸成、刘克林、徐盈、彭子冈、高集、高汾、朱启平、吕德润、梁厚甫、陆诒、唐纳、谭文瑞、曾敏之、唐振常、戴文葆等，以作家著名的有萧乾、梁羽生、金庸、唐人等。还可以开出更长的名单，不一一列举。
《大公报》的辉煌，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北洋政府，没有建立控制舆论的格局。国民党执政以后，对于《大公报》这种承认政府合法性前提下的批评声音，有一定的容忍性。加上国共两党对峙，都希望居于中间的《大公报》发出对已方有利的声音。这就给《大公报》留下了相当大的施展空间。但毛泽东执政以后，中间力量便不再成为影响天平左右的法码。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公报》，与党报没有什么两样了。“四不”从此成为绝响。
现代报纸在中国诞生一百多年来，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党报的传统，一个民间报纸的传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前一传统得到发扬，后一个传统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转变，报业也开始走向多元的格局的起步。
在今天的环境下，办一张像《大公报》这样一张文人论政，不党、不买、不私、不盲的报纸，或许条件还不具备。但在新闻研究领域，对《大公报》和其他民国时代民营报纸的历史评价，已经趋于客观和公正。最近十年来，《大公报》等民营报纸的传统，越来越得到知识界的肯定。当今的一些新闻工作者，也力图重新拾起《大公报》传统中的精华。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一些做法中，就能看到这方面的努力。他们重视时评，请社外知识界人士评论时事，出资奖励文学艺术和学术。都是在学习老《大公报》的做法。
除了处理好报纸和执政党的关系，处理好报纸和市场的关系，也是一个难题。现在中国的报纸，普遍实行企业化管理，趋利冲动特别强烈。有偿新闻司空见惯。还有所谓有偿不新闻，就是写出批评性报道去讹诈，让对方销财免灾。我不反对新闻媒体盈利。但一张报纸，如果以盈利为最高目的，也是一件可悲的事。优秀的报纸首先是公共传媒，是舆论公器，不在这方面努力，报纸是没有出息的。《大公报》的传统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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