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杜甫写乱世离合有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回首中国以往三十年沧桑，常常给人如梦似幻的感觉。那天夜深人静回家的路上，听街边有人弹琴唱歌，便停了下来。唱歌人是个光头赤膊的北京爷们，五十岁上下。他唱的都是从前的老歌老调，从文革后期青年玩闹的情歌到八十年代的摇滚。其中几首，距我上一次听到，已整整三十年了。我在一旁站了很久，然后又跟歌手聊了一阵。我很感慨：当年流里流气的小黄歌，今天听着怎么那么纯朴啊！

三十年前的戏剧，我印象最深的是为天安门四五运动翻案的《于无声处》。也许我记得不是太准确，那部戏的上演好像是在1977年的5、6月间，但作者我记得很清楚，叫宗福先，在上海工作。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感奋之余又感到一些遗憾：怎么是上海作者不是北京作者呢？怎么是宗福先不是我呢？那出戏里面有一位叫何为青年知识分子，他老发些看似愤世嫉俗、实则忧国忧民的议论。我这些年有时会想起何为这个人物，想他后来的人生思想轨迹。他或许今天是个博导，在课堂上向"愤青"现身说法：不激进就不是青年，不保守就不算中年，说得既客观又辩证。或许，他老早就厌倦了中国，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当发牌员，后来办了公司，赚了大钱，买了大房--这是在说"伤痕文学"的代表卢新华了。或许，何为就像我一样，一辈子走在人生道边，"吃嘛嘛香，瞧嘛嘛不顺"。或许，何为成了先锋艺术家，一刀把自己变成女的――以中国近三十年变数之多、变化之剧，何为变成什么人的可能性没有呢？

本文是要从戏剧的角度谈三十年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我虽然参与过有限的戏剧实践，但戏看的不算多，当代戏剧史的书本知识也少得可怜。为写这篇文章临时抱佛脚，将高音女士的大作《北京新时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出版）匆匆翻阅一过，这是首先需要向读者交待的。另外，据王远先生的统计，仅1995至2005（5月）的十年间，北京地区正式商演的各类戏剧作品就有近四百部（《》）。这数字对戏剧事业当然是过小了，对我这样的临时研究者来说肯定是太大了。我只能仿效黄河水文爱好者，上游取一瓶水，中游取一瓶汤，下游取一瓶浆，然后对着三个瓶子话说黄河。

三十年既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那就需要对它的出身或来历做个交待。中国历史一路我行我素走过五千年，至1840被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当代史所强行兼并。中华民族在其后的一两百年里挣扎摸索，"现代化"也好，"文明转型"也好，"启蒙""救亡""革命"也好，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死地求生，并进而恢复它作为一个伟大文明曾有的辉煌。这样一项宏大的工程，引得近代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前来竞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其弘毅、清正和坚韧，借助社会主义的全球牛市脱颖而出，终于在1949年携扫荡天下之势登临天安门城头，与历史签订了承包中国的长期合同。新中国取径社会主义向着强国的目标昼夜兼程，所创下的煌煌业绩，不仅为当时人身经目验，亦为后来的良史所正视直书。但曾几何时，这种以经济计划、集权政治为基本特征，并为世界众多苦难民族提供过捷径或利器的社会主义，开始因体制化官僚化而失去活力，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下坡路，到20世纪70、80年代已然夕阳在山，寒鸦万点了。面对深刻的危机，手造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欲以猛药收奇效，发动文革冒死一搏（后来人不知，或以"向人类理想的峰顶做最后冲刺"虚言其事）。结果大厦轰然倒塌，中国当代史在巨大的震荡、冲天的灰烟中调头而却走，向资本主义市场另谋出路去了。

再看社会价值观。近代以来，中国的总体国势有若惊涛间的漏船。一船老少要想活下去，不可能不强调利他，弘扬家国，不可能不将舍生忘死、毁家抒难的仁人志士奉若神明。而个人主义、精英主义这些曾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强大动力的社会价值观，在当时的中国也只能是 "控制使用"（中国历史上外部压力小而内部矛盾轻的承平时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世俗理性也相对发达），因为一条挤得满满的逃命船，不大有个人表演"就地十八滚、紧跟十八部步"的空间。当然，全靠牺牲奉献也不行，人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全体的自由主义原则也要用，但不能悉数照搬，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利己主义价值观要与利他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所谓"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等曾经流行的人生抱负便是这种结合的产物。费孝通先生晚年在回忆曾昭伦先生时曾经说，他常常想自己这一代人跟曾先生那一辈人到底区别在哪儿，想来想去想清楚了：曾先生那一代尤其爱国。费先生1910年生人，与曾先生相差十来岁，风华正茂的时候赶上了国民政府的所谓"十年黄金期"，比曾先生所经历的清末民初要"祥和"一些--当然也祥和不到哪儿去。像我祖父，比曾先生还大几岁，是1893年生人。生下来还什么都不知道，中国就已经被西方列强打趴在地下，订了好些不平等条约。等长大一点，中国又被东方的"撮尔小国"日本将整个北洋水师打沉。再长到读书写字的时候，八国虎狼蜂拥而至，万民景仰的皇帝太后难民一般惶逃出逃，驴车吱吱呀呀走到青龙桥才吃上第一顿饭。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氛围中长大的人，他的价值观念不可能不渗透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我祖父1927年随中瑞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骑着骆驼走向西垂，在大漠荒沙中盘桓几年出来，不仅我祖父，其他成员如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一口牙齿全部掉光。其中几颗为自己成名成家掉的，几颗为中华崛起掉的当然说不清楚。但我读他的《蒙新考察日记》，发现要在科学发现上"不输外人"、"不让外人"的词句随处可见；面对一路的山形水势，他脑子里盘算的净是如今国土资源局或经济开发办的局级调研员应该操心而不一定操心的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深知，老百姓也同意，1840年以来的大危机还没过去。虽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中国的火柴还没站起来，当时叫"洋火"；中国的汽油还没站起来，当时叫"洋油"。所以任重道远，中国必须在起点低、条件差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发展国民经济，改变一穷二百、积弱积贫的状态。为此，克己、利群、平等、爱国的价值观仍需发扬光大。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国策便直接或间接体现了这种价值观，雷锋、王杰、铁人、焦裕禄、王国福则是活样板。说到高积累低消费，今天的自由主义史家和业余史家对当时农民的处境异常同情，他们的思想底色本是精英主义，关心的净是章怡和父亲、康有为女儿这样的人，按说"愚昧落后"的农民吃得上吃不上奶油冰棍，不应该在他们操心的范围。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确说中了那个年代高级累低消费的普遍事实。其实视野再放宽一点，裤腰带加存钱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家宝，别说农民了，从牙缝里省钱也是不少地主的习惯。前些天晚上陪我妈出去遛弯时聊起她的三叔，是个地主，还不是乍富的地主--因为他的父亲即我的外曾祖父据说还是个进士，却省吃俭用到了高老头的地步，当地有歌谣调侃他：

三老板
本来艰
一碗豆渣吃三天

吖们干（孩子们啊）
慢些咽
便宜豆渣要油盐

土改时乡亲们想他那样省吃俭用，心一软只给定了个中农。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为救亡图强继续着勒裤腰带、保存钱罐的三老板路线。攒下的家当，被刘青山这些小仓鼠啃去了一些，但绝大部分的确用在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上。那个时期干部总体上的清廉程度，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毛泽东发动文革，让这样一个群体站板凳做飞机，固然有防患于未然的动机，但因于事不合而于理有亏。总之，那时的价值天平跟一头沉似地向群体倾斜。记得文革初期海淀区有片芦苇荡，有一天燃起了大火，附近的驻扎的子弟兵一马当先，与烈焰搏斗，其中一个战士奋不顾身，表现突出，后来查出来他就是纵火犯，原来是想当英雄没机会便创造机会。当时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之类价值则继续"控制使用"。就说搞科研吧，党也知道没一点成名成家的个人欲望或"十万个为什么"的纯粹兴趣也成不了事，但信马由缰让个人欲望和兴趣自由驰骋，有限的人力物力肯定造不出两弹一星、万吨水压机。这样就只好对个人欲求做点品种改良，把它跟"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嫁接在一块。嫁接的结果就是出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科技人员。这些人员活跃在50、60、70、80甚至90年代的科技和生产领域。我有一个表哥是北大力学系66届毕业生，头几年退而不休，现在则有更多时间读唐诗宋词了。他身上就有那一代科技工作者任劳任怨的鲜明特征。这种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嫁接，其机制和效果我们至今并不完全清楚，它值得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的历史考察。但最起码，像邓稼先、袁隆平等一大批人的辉煌业绩，说明了这种嫁接工作的部分成功。今天的不少科技精英，他们的研发动机倒是单纯多了：第一是挣钱，第二是多挣钱，第三是挣大钱，但似乎马力也不过如此，而且还闹出不少学术腐败。

但新中国在社会价值观上也有不小的问题，那就是对个人价值过分的压制。这除了上述大背景，还有体制上的原因。新中国的母体是解放区，解放区的母体是解放军，军队的不少管理方式后来被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成为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再加上几十年间一批又一批部队干部转业地方，则不断巩固着"全民皆兵"的社会生活。说那时全国像个兵营肯定是夸张了，但说像总后或总政机关大院则庶几近之。国家的行政体制覆盖了人民的全部公生活和相当一部分私生活。电影有自己买票的，但常常由单位组织。你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福利，但人家说你把钱给我，我买票带女朋友远处看去，不想让全单位都知道，你也不能说他这点自由追求得一点没道理。计划生育当然要由国家来抓，但怀孕这种需要关灯拉窗帘的事情，国家好像也凑得太近了：我在工厂学工的时候一天开会，班长宣布有一个怀孕指标，然后指着几个女工，让她他们商量一下，定出一个赶紧怀上，别把名额浪费了。这事儿现在回忆起来会有亲切感――社会像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彼此见外。但当时听着挺别扭，怎么跟配种站似的？社会管理的准军事化，固然有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压力的长处。但问题是，你毕竟是在和平时期，美帝苏修再猖狂，你也还是在和平时期。学校班不叫班叫排，年级不叫年级叫连，天天唱《打靶归来》，你仍然改变不了和平时期这个基本事实。和平时期的人民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物质享受的追求，只要适度，都应该肯定，而且也必须肯定，这就像我们说当时克己利群的价值观也有道理是一样的。到了文革，己倒是克到家了，群却没利多少。就不举抄家批斗这样的大例子了，只举个日常的小例子：那时夜里经常查户口，一群大老爷们打着手电乱影纷纷登堂入室，不管男的女的穿多穿少，用手电筒晃着跟我爸一一核对。我有几回是醒着的，醒了就没睡着，我很替父亲难过，因为他平时很威严，这时却管不了一家老小的体面。所以到了文革末期，我们今天怀念不已的那些美好价值观，在很多人眼里已经丑陋不堪了,尤其遭到那个社会的未来即青年一代的不耻。1976年地震时我们中学一个平时最假招子最不嫌肉麻的同学，在郊区插队的地方大张旗鼓地冲进猪圈"抢救"集体财产，跟如今宋庄的行为艺术似的，一度传为笑柄。一个时代，跟它成龙配套的价值观混到这份儿上，气数就差不多了，该变变了。

第一瓶

中国革命至文革物极而反，历史的钟摆开始沿着改革开放向另一个方向滑行。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基本内容的中国改革开放，结束了应对危亡之局的中国革命，放弃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经体制，弱化克己、利群、平等、爱国的社会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曾为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提供动力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摊开中国当代戏剧史，这一轨迹清晰可见。但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取水上游，回顾改革初期、也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戏剧创作时，就会发现舞台上所呈现的社会价值观，跟上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出入，简单地说，还是"忧国忧民"那些东西--那时的艺术家除了忧国忧民真得什么都不会。随便报几个剧名就够了：《报春花》（1979）、《血总是热的》（1979）、《未来在召唤》（1979）、《不尽长江》（1982）。新时代总是从旧时代的破绽处露头的，价值观的变迁首先发生在政治价值观，因为大家一致认定是它酿成了十年悲剧。《大风歌》（1979）说的是刘邦兴汉吕后篡权的故事，所指一目了然--文革的恶端若按当时的民愤编制排行榜，江青不会是榜眼，只能是状元。《伽利略传》（1979）把文革版的共产主义体制跟基督教神权做了相关链接，这肯定不是我的误读。当时的政治学者、后来的政治家严家其也曾拿基督教的宗教审判所明喻过中国的革命政治（有趣的是，若干年后，同一拨人或同一类人，又终于在基督教那儿发现了中国文明的安身立命之本）。与这位杰出科学家被神权政治压迫成庸常之辈相映成趣的，是马克思被思想解放的戏剧舞台从革命导师 "还原"为食色"凡人"（《马克思流亡伦敦》，1983），这与那时的理论思想界热衷于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可谓不约而同。《吴王金戈越王剑》（1983）据说是要复原一个真实的勾践，一个前半截卧薪尝胆，后半截专制残暴的国君，这让人联想到晚年毛泽东对自己的一分为二。而阿Q，这个此前在中国革命的框子里不大好摆的贫雇农，此时作为愚昧落后的典型符号，被重新放进现代化-文明转型的框子里（《阿Q正传》，1980）。不过，顺着阿Q再往下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反思热了。到那时，阿Q所属的底层民众在"封建""东方""丑陋中国人"的名义下被"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知识精英彻底清算了一次，那又是后话了。

与同时期的诗歌小说相比，戏剧在反映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上似乎慢着半拍。当代中国是个剧变社会，往往一步半步就能分出新锐和遗老。得风气之先的肯定是灵活机动的最小单位如个人。以我的印象，八十年代初的小说已经相当敢想敢说。流行歌曲就更不在话下，那是邓丽君他们在境外制作的，目标比个人都小，在大陆的发行基本上是从私人录音机到私人录音机，完全绕过了国家设置的音像控制关卡。而女诗人到八十年中期就公然讴歌男性生殖器，将之比作好强上进的热带仙人科植物。而戏剧则不同，它要由一个固定的剧团创作，它要在一个固定的剧院上演，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背负了更多的"公共性　 " 。这公共性在当时是由高度统一的政治体制、尚未分化的社会结构，相对趋同的社会心理共同定义、并由中宣部文化部系统负责看管的。我记得当时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强者"一词，已经开始具有了"弱肉强食"的意味，因为当时虽然还没有九十年代下岗分流之类的经历，但涉及千家万户的高考制度已经把社会竞争摆进了公众的视野，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已经在宣扬有利于中国整体崛起--但同时特别有利于他们崛起--的强者哲学，即所谓拉开差距，强化激励之类。当时的一个电视片，主人公是个自强不息的盲姑娘，她在《命运》交响曲的有力节奏中发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做生活的强者"，已然在滚滚红尘道上你追我赶的时代长卷上了。而戏剧《谁是强者》（1981）显然还是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里使用这个词，戏里有一句特别响亮的台词："人民是强者！"其实那个意义上的"人民"没过多少年就变成"弱势群体"了。

社会结构的变化始于私营经济部门的兴起。文革结束后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传统的国有和集体工商业容纳不下这么多往届毕业生再加应届毕业生。"接班""顶替"之类的流行用语便反映了当时的困境。对这些人，国家既拿不出钱又拿不出岗位，只好拿出政策，让他们干个体。这样，待业青年拉车西瓜堆马路牙子上，支张钢丝床披星戴月，蚊子叮太阳晒整整一夏天，终于把圆滚滚的发达梦孵成万元户的现实。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波，说起来很值得同情。我有个朋友，是个骨子里爱冒险的人，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就下了海，去工商办照的时候，负责登记的大妈瞪着这个原本时代的宠儿一声长叹："大学生呀，干吗自绝于人民啊！"我这个朋友从此混迹小贩倒爷人群，感觉相当良好，因为钱来得实在太快了。记得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主人公，也是在工厂门口支起煎饼摊，摊面粉磕鸡蛋独领风骚，惹得厂里的青年女工秋波荡漾。在三轮板车那不管不顾的车铃声中，在"走过看过别错过啊"的吆喝声中，在沿街店铺震耳欲聋的港台歌曲声中，充满野性和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出现在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地平线上。社会的这一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新气息，戏剧也都反映了，如《哥们折腾记》（1982）、《可口可笑》（1982），但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可与小说中《顽主》比肩的作品--王朔的确是为资产阶级的降生、为商业时代的开场描形写意的丹青妙手。也许85年上演的《WM（我们）》属于这个级别的戏剧，到过现场的业内业外人士如今回忆起来都叹息不置，说是艺术表现上的难得之作，可惜被"乔木同志"点名批评腰斩了。这件事可以稍加玩味：文艺的公共性分两头，一头在观众读者那边，一边在创作生产这边。观众读者那头，到84、85年，随着传统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悄然破碎，公众高度同一的内心结构不复存在，文艺的公共性开始被重新定义。而创作者王朔人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圈外，为商业社会劈叉翻跟头，恰恰体现了公共性两头的统一大势。而由国家（院团）生产、向公众销售的戏剧则体现了两端的分裂。与此同时或稍后发生的"戏剧危机"，即不见了观众，其原因我想有一部分正在这里。甚至到了今天，典型的院团戏剧在题材、主题上的束手束脚，在经营推广上的迟迟碍碍，也都跟这种分裂有相当的关系。总之，就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剧场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上，要慢于剧场外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不能像小说诗歌连蹦带窜冲在头里。个人欲望在别处都裸奔了，在舞台上还只是西服革履。

上一个时代社会价值观的倾覆，一部分是通过对其政治价值观的否定，一部分源于商业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兴起。还有一部分就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现代主义文艺为什么会跟克己利群的价值观过不去，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就形式而言，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共戴天的必然性。作为新中国源头之一的左翼文化运动，就跟现代主义过从甚密。苏联的玛雅科夫斯基、爱森斯坦等人也都用他们的现代主义艺术为苏维埃政权出过力。毛时代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也是鼓励艺术家多想出些花样歌唱祖国歌唱党，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视觉上就很像现在正施工的中央电视台新楼。但到后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了这个体制的钦定的艺术形式而其他都是邪门歪道，则的确跟集权体制的强化或僵化（愈益原教旨化，即"唯我独革"）有本质的联系。一味强化阶级斗争的政治，结果必然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瞧谁都是可疑分子，连"让步政策""武训办义学"都无处容身。文艺家为证明自身的纯正无邪，只好将灵动、微妙、总之是可能造成歧义误读的风格手法陆续放弃，而接受一种近乎决心书的表现形式。到了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细节都要能切实还原为革命大道理而不是相反，还原为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精神，就像刘心武那时写的三突出小说，他后来的自选集想必不会收入。文艺上这种内虚外"实"的主义时候长了，便连皮带肉跟整个体制长在了一块。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由于"排异"机能超强，丧失了容纳别样的能力，在学术路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这些末节上广结仇人，为日后围歼自己的部队招兵买马。果然时候一到，朦胧诗、现代主义绘画，乃至声乐里的气声、哭腔都纷纷化作颠覆社会主义体制及其价值观的爆破小分队。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信号》（1982）、《车站》（1982）以及前面提到的《WM（我们）》这类曾引起较大反响的先锋主义戏剧，创作者主观上瞄准的或许只是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客观上击中的却是社会主义整体--没办法，因为都长一块了。主客观统一的情况也不排除，因为"微言大义"，也就是在一些看似不要紧的细节上举事起义，也的确是中国人的老习惯了。

第二瓶

下面再来看看三十年的中游、也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戏剧。

八十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当时好像是用的这个词）开始汹涌起来。前一时期出现在传统体制地平线上那些摊煎饼的、趸西瓜的、炒瓜子的、倒仔裤的，至此已上了一个台阶。他们虽还不像王朔笔下那么风流或风光，确已开始领略风月了。几年前未婚女青年嫁他们就像闯关东，属于三十六计里的第三十几计。现而今不同了，我记得一个朋友传号外似地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