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现代性的追寻，都市文化中的西化物质符号是自然的指标之一。北京是较早被西方列强列为开放的城市，尽管由于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和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使然，没有形成像沿海城市那样独立的商业阶层和市民阶层，就此很多研究者将其视为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但民国初年的北京决不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前现代古墓般的城市。生活于此的鲁迅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下了它的西化痕迹，尽管他的审美观照始终钟情于封闭的空间，麻木的庸众，似乎忽略了外国影响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和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生机。也许，从鲁迅文本的内外，重构有关那个时代的北京想象，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尤其是，当“人文奥运”的主题使这个目前的国际大都市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之时，回望她现代性最初的蹒跚脚步，不只是好奇，更是迫切和需要的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作为生活史料，日记和书信真实地体现了鲁迅的个人生活爱好，和其审美作品里的北京不可以混为一谈。那些小说叙事中的审美选择，杂文散文中的问题取舍，都是属于鲁迅的文学北京，和他生活于斯的北京有交叉，但显然不可能是完全重叠的。而正是这交叉，引发着我们关于想象的再想象。你会发现，鲁迅在北京的生活多少是个性化的，而文本中的北京因为启蒙主题的预设反而并不那么接近个人的声音。更进一步，当我们追问鲁迅在北京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他喜欢去什么样的公共空间？他的文本中有哪些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符号？并为此而绘制出一张鲁迅的现代消费地图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以前对很多问题的传统看法正慢慢发生着改变。
一、 走在旧京城――作为公共景观的北京
1、当时的北京情景历史
提起老北京，总是会联想到雍容气派的“老字号”店铺、悠闲古旧的市场气氛、和可以入乐的小贩叫卖声，这种使人留恋的美好情调与农业社会缓慢的生活节奏相吻合。“城市”一词本身由“城”和“市”两个词组合而成，作为从元代开始就存在的国际性大都市，老北京城里的集市贸易一向很繁荣，有着“一步三市”的说法，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以集市所在地命名的地名，比如骡马市、猪市、羊市、米市、花市、菜市口、草市、灯市口、缸瓦市等，都是些专业性的集市，另有闹市、晓市、黑市、穷汉市，这些属于胡同世界宁静的商业形态，是封建社会农业文明的产物，其古意盎然的经营方式中透露出深深的人情味，绝少现代商业社会赤裸裸的利害冲突。北京商人所依赖的，是传统社会的信义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市场契约。为官服务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得化不开的官气。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曾回忆李大钊因外形像商人而躲过了兵捕，不过他像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在南边没有看见过。这说明北京的商业气质与洋化的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它带有的更多是自足的封建性。在鲁迅生活的民国初年，这种官气十足，以非商业手段达到商业目的的封建性经济势力还很强大，但毋庸置疑，一股由声光电化操纵的半殖民地化的城市经济也正在慢慢滋长。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有92个城市正式开放，与外国通商，其中就有北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北京的使团区内拥有商业机构、商店、教育团体和大量非外交人员，使团区以及附近地区建起了诺德饭店、北京饭店、六国饭店；还有汇丰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几家大型外国货栈，士兵男青年会，两家卫理公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卫理公会女子学校，“北京大学”（也属卫理公会），伦敦会洛克哈德医学院，美国海外传教团的教堂和学校，以及盲人慈善堂等。虽然按照规定只有穿着特殊制服的中国仆役和雇员才能进入使团区，但实际上使团区内经常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这些人通常住在六国饭店，该饭店自1911年以后经常收容那些被北京政府赶出来的逃亡者[1]。鲁迅就曾经到六国饭店面见《阿Q正传》的俄译本翻译家苏联人王希礼。外国影响所逐渐形成的自足亚文化，被移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始繁荣生长，北京在遭遇被殖民化的过程中也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现代化。1896年北京“文明茶园”放映“西洋影戏”，这是最早放映的电影。1899年北京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电车轨道筑成通车，在当时是除香港外最早开通电车的城市。1916年建成全长15公里环城铁路线。1924年有轨电车通车。1925年公私立大学由民国初年的5所增至17所，占全国47所大学的36％。尽管作为首都的北京始终不打算完全开放，但专销或附销洋货的店铺在当时也已经达到几百家。洋行大多数集中在东城一带，象英国的怡和、安利洋行，美国的慎昌洋行，德国的禅臣、礼和洋行，日本的三井、三菱洋行，都在北京设立了分行，直接进行洋货的大量运售[2]。最能显示民国北京现代性的恐怕就是它的金融活动了，1908年清政府邮传部在北京设立交通银行，宗旨是振兴铁路、轮船、邮务、电信，随后又相继成立有北洋保商银行、兴业银行、储蓄银行、信成银行。鲁迅就曾去过保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存款、购买债券和兑换银钱等。1920年，北京现代银行家联合会在一个朋友式的晚餐会基础之上成立，这个晚餐会每周两次，参加者是城市的主要银行家。它体现了地方金融集团的统一和力量，在全国银行公会中的影响足以与上海各银行的影响相抗衡。新的商业协会运用国际资产阶级那种以增长、进步和竞争为主题的观点，开始传播经济情报，出版由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共同合作的专门化的评论杂志，比如1921年北京发行了《银行月刊》。新的阶级利益表现出现代的面貌，因为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人们则为追求利益而团结，增长的观念已经取代了独占的传统[3]。除了华资工业企业，北京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如各种自由职业，新闻和出版业，以及现代教育和文化机构等，鲁迅在北洋教育部担任职责的同时，兼任大学教师，刊物编辑，与这种走向现代的环境氛围是分不开的。
鲁迅生活时期的北京可以被称为是“军阀时期”。军阀混战既削弱了北京政权的力量，又妨碍了外国企业在此的经济开发。尽管政局动荡，令人无所适从，但在陷恶政治环境下土生土长的官僚服务传统也已开始同西方的技术和专业规范联姻。交通部属下的铁路、电报、邮政服务既有盈利又十分可靠。不过，政府公职人员却迟迟拿不到薪金。教师、警察、官吏不断举行游行示威，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以维持生计。[4]鲁迅在日记中就经常提到欠薪，并创作小说描绘了这一社会现实。值得庆幸的是，竭力与传统价值观保持谐调的军阀所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却为思想的转折和反传统倾向的流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住大学、期刊、出版业及中国知识界的其它机构。因此，那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作为北洋政府官员的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到八大学校兼课，既从事了第二职业，又满足了参与国家现代文化思想重建的雄心，这大概只有在那样混乱的军阀时代才会出现。
作为政府，北京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瞩望的统一象征。作为城市，它却很难独立于政治社会，因此，它的进步和西化――这与现代化密不可分――使它与农村世界尽管开始发生断裂，但却异常缓慢。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五光十色的海外时尚与浪潮在新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中间引起阵阵波动，然而，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却大都恪守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现代性特色，从一开始它就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2、鲁迅在北京的文化身份
教育部职员
1912年春天，32岁的鲁迅与这个蹒跚走进现代化的城市相遇。北京接纳鲁迅，首先就是一种文化重建的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在总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大力提倡美育。这对由日本归国后不久，正在寻找出路的鲁迅来说，无疑提供了看似绝妙的发展环境。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通俗教育、调查及搜集古物等等事务。实际上，鲁迅所领导的部门，就是当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他积极投入到各项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去，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比如：考察天坛、先农坛，将其开辟为公园；参与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筹建；任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担任小说股股长；参加整理“大内档案”；为北大设计校徽等等。1926年南下前，鲁迅在北京的主要身份一直是教育部的北洋政府官员，并且是非常敬业的官员。因此，当面对国际展览会、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公园和不久后诞生的电影院，这些为人们提供了惊人丰富的便利、娱乐和视觉快感的现代公共空间和被看景观时，鲁迅不能不首先以一个管理者的面目介入，他的责任感和抱负心永远体现在他作为一个普通消费市民的休闲心之先，甚至是那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自由声音之先。然而，这占去了鲁迅大部分精力的文化重建工作，最终却因上司昏庸，不得已而废然终止。如果没有女师大风潮乃至“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鲁迅在北京的仕途之路也许仍会绵延下去吧，民国的文化重建工作也会因为有这样一位严谨的工作者而得以保留更多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政府无能，促使政治矛盾激化，当然也就使鲁迅的离京成为一种必然。
大学讲师
鲁迅一生中最黄金的年龄段都是在北京渡过的，假如只是在昏庸的政府中做无名的科员，何时才能实现他最初认定的启蒙伟业的目标呢？正值壮年充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以及对青年人的热情，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等院校留下了授课和演讲的匆匆身影。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蔡元培出任校长时，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北大师生一直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大旗，走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为纪念北大成立27周年，鲁迅曾写下《我观北大》一文，热情赞扬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除了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更与鲁迅同呼吸、共患难。当迫压学生的杨荫榆担任校长致使学校爆发学潮后，鲁迅毅然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亲自拟稿，公开发布《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揭露其封建家长式统治。为此他被非法免去佥事职务，不断遭受通缉，不得不四处避难，乃至最后离开了北京。南下后的鲁迅曾经两次回京探亲，流传下著名的“北平五讲”，这些演讲充满着战斗精神，以“尖锐的词锋，似质朴而具有潜在的煽动力的感人的言说”[5]在各个大学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家与期刊编辑
既然重建新文化秩序的热望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权中无法得到的支持，去学校兼课所传授的新思维方式又囿于象牙塔而传播有限，那么积极利用现代性的印刷文化，去开拓广阔的批判空间，以发出新的不同于政府的“公共”声音，就显得势在必行。
从这一点来看，钱玄同的“希望”劝说恰逢其时地点燃了鲁迅似乎早已冰冷了的抱负之心。正是《新青年》杂志使他从生命的“蛰伏期”活跃起来，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洪流之中，成长为旗手和主将。中国新文学也终于有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自此，鲁迅开始了频繁的文学活动，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作品54篇，思想骨骼日益形成，逐渐聚拢和引领了众多青年作家，从事一种“遵命文学”――那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6]这样，无声的民国北京蓦然勃兴起一个新文坛。
这个新文坛围绕鲁迅参与编辑的期刊，形成了共同的文学理想，那就是真诚地面对自我的灵魂，大胆抨击传统和时弊，不遗余力地解构和修正现存文化秩序。当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创办《新潮》杂志时，它的定位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然而，鲁迅1919年4月16日致信新潮社，却建议它不要刊登过多纯粹的科学文章，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毒重的几针，以使那些“老先生”不安稳。他肯定了《雪夜》（王敬熙作）和《这也是一个人》（叶绍钧作）等新作，认为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与他关系最为长久的《语丝》也以发表“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简短的感想和批评文章为主[7]。由于“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而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特色[8]。《莽原》更意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9]“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0]其文字风格“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11] 。《莽原》半月刊出版时，鲁迅这样写预告：“想什么就说什么，能什么就做什么，笑和骂那边好，冷和热那样对，绅士和暴徒那边妥，创作和翻译那样贵，都满不在乎心里。”[12]以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为事业中心的未名社和创作上强调表现“自我”的创造社、沈钟社一起，被鲁迅认为是在文艺方面非常用力，“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3]浅草社标榜其动机是“自信比秋水更莹澈，比冬雪更坦白，丝毫不搀杂龌龊的成分。”鲁迅评价“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14]
鲁迅在《野草·一觉》中谈到编校上述青年作者的文稿时说：“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卓越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鲁迅终于感到是这些现代期刊实现了他精神现代性追求的自我对象化，尽管这种直面人生的文学对于广大劳苦民众来说究竟能起到多大的启蒙作用还是个疑问，但毕竟它的美好前景在这些期刊营造的幻想氛围中栩栩如生。因而，鲁迅为之振奋和忘我了，他付出了大量心血，甚至连自己都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5]尽管这些期刊有的是惨淡经营，甚至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乃至办不下去了，但这对于团结在以鲁迅为中心的青年们心中是非常次要的，因为他们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传达这种高尚理想的途径。
经过以上事实的罗列，我们发现，北京时期的鲁迅有着多重文化身份――政府职员、大学讲师、自由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初到北京操异乡口音的官吏，阔别多年旧地重游的老主顾……就其在教育部的主管业务来讲，是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发展社会教育事业，因而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和现代意识投入到整理传统文化的工作中去。作为文学活动家的他还积极参与文学社团建设，扶植年轻人。而作为创作地的北京，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滋养了鲁迅，成就了他创作生涯的辉煌期。鲁迅曾在给宫竹心的信中说：“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鲁迅是有资格这样讲的，因为他在北京的文学之路，毫无经济压力。他决不相信什么“穷愁著书”的话，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写文章（《革命时代的文学》）。当时他在教育部的月薪是三百元，尽管会出现欠薪，但在八所学校授课每月也大约有三十多元收入，同时还在译书和创作，稿费时价一段时间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并非闲话三》）。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而鲁迅每月可以拿出十多块钱用来买书，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中产智识阶层”。但即便是当时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16] 。所以，鲁迅能够从容地干预社会生活，积极做各种文明批评，执著地去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从而获得了那些以卖文为生的作家所不能够获得的社会声望。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倡导者和捍卫者，他的身份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是精英式的。这些极富责任感的社会角色，无不催促着鲁迅只能关注身边的沉重，他对北京的看法也不能不是一种审视。
3、鲁迅的现代消费图
以社会精英面目出现的鲁迅为我们留下了流水帐般记载很多琐碎日常消费行为的日记，这使我们得以观察他的另一面。北京时期鲁迅光顾最多的地方是以古老的琉璃厂书肆为代表的传统去处，不过，他也出入于新潮电影院、咖啡馆、公园、洋行、茶楼、西餐馆，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除传统之外的西式休闲和娱乐方式。
老北京有名的大饭庄，有“长安十二春”，“八大楼”，“八大居”，其中的大陆春、宣南春、广和居、同和居、东兴楼、新丰楼、泰丰楼等地都曾经留下过鲁迅的足迹，最有名的是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这个原名“隆盛居”的大饭庄，开业于咸丰年间。当年有不少来自南方的京官，成为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宴请亲朋、议论时政，几乎将此当成了俱乐部。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杨深秀等人就常来此聚会就餐。鲁迅日记中也经常有“夜饮于广和居”的记载，这是他和友朋交流思想的主要场所。另外，鲁迅还经常去升平园洗浴，青云阁理发，瑞蚨祥制衣，这些著名的条件较高的商业场所，并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消费的起的。当然，鲁迅是很平民化的，他喜爱民间耍货，经常到充斥着便宜实惠的老式东西的护国寺和白塔寺等古老庙会上闲逛。他还热衷于收集古钱拓片，常去小市流跶，甚至在连穷苦小贩都不出摊的恶劣天气里，也执意去看看，兴致之浓笔墨难以形容。鲁迅还常常与友人、亲人游览旧钟楼、什刹海、钓鱼台、陶然亭、雍和宫、西山碧云寺、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老北京的著名景观。中央公园是他最愿去的地方，尤其是“来今雨轩”茶座既可以会友闲谈，又可以啜茗宴饮，同时也可以读书写作。1926年7、8月间，在即将离京之际，鲁迅与齐寿山在中央公园合作完成了《小约翰》的翻译。离京南下前，他的老友及学生也大多在此为他饯别。
鲁迅日常消费中最频繁的是购书。北京为他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嗜书”环境，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琉璃厂的文化街。来京之前，鲁迅就非常向往那里的文化氛围，在给许寿裳的信中经常提到。到京一周后，更是来不及洗去仆仆风尘即去浏览。平日里公余除抄书之外，一遇暇日便去那一带徜徉，或浏览古书，或访求碑帖，或搜集信笺，成为南纸店（清秘阁）和以卖酸梅汤和蜜饯闻名的信远斋的常客。在京14年，鲁迅到琉璃厂四百多次，是一生中漫步最多的地方。鲁迅所用之书款，绝大多数花在了琉璃厂，可以说是极大支持了这一旧书肆的生意。琉璃厂因鲁迅的墨缘而传下千古佳话，鲁迅也因这一所特殊民间学校的熏陶，而更加地通达博学，尤其是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
鲁迅在北京最大的消费是买房。他于1919年卖掉绍兴家乡老屋，花了三千多元在西城八道湾买下一座“三进”的大院落。与周作人决裂后，他于1923年8月搬进砖塔胡同61号租住，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3元。1924年，鲁迅再次筹款八百余元买下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一座幽静的小院，并于这一年的5月25日再次迁居。这个由他亲自设计改造的小四合院，有被称作“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这是鲁迅在北京最后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鲁迅先后在京置业两次，他的生活称得上是小康水平。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初年，一种源自外国使馆区的休闲和娱乐方式与古老传统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中心部分。除了上述传统的“老字号”外，鲁迅也经常去很多西式购物和娱乐场所。例如，他去过日租界加藤洋行购买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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