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剧繁琐与话剧简约

从广义的角度说，戏剧的概念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一个艺术样式，包括了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和中国戏曲；但是从狭义的角度说，戏剧的概念是，由演员扮演角色、以对话和动作为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样式。那么，在这个概念下，戏剧实际就是话剧。在欧美等国家，戏剧就是话剧，话剧才是戏剧；而且以悲剧话剧为正宗，所以悲剧话剧有“戏剧之冠”的美称。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话剧为代表的狭义戏剧，和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几乎是“广义戏剧”的两个极致！

极致的表现之一是，话剧简约到了极致，而京剧则繁琐到了极致。

京剧有歌唱的部分，叫唱腔（所谓的“流派”多源于唱功）；有说话的部分，叫道白，又分京白、韵白和地方白；有舞蹈的部分，又分为纯粹的舞蹈、武打和身段；有化妆的部分，叫脸谱；有单纯的音乐，叫曲牌和过门。而且每一部分又各自发展，既能互相衬托又能互不影响，各有所长。这种达到极致的、又是唯美的繁琐，使中国戏曲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眼花缭乱的风格，相当一部分外国人看京剧，不是欣赏，而是好奇继而惊诧——天啊！敢情戏还可以这么演！

与京剧相反，话剧则简约到了极致：最讨巧的“唱”没有了，最能显示演员个人技巧的“舞”没有了，继而为之做衬托的音乐也少而又少；至于角色的化妆和对话，也尽量的接近了生活本身，完全靠着“说”来演绎故事。

极致的表现之二是，话剧千方百计地让你相信，戏是“真的”；而京剧则时时刻刻地提醒你，戏是“假的”！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并不追求所谓的“真”，相反，它在提醒着观众，“这是假的”。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中国戏曲从演员到观众都信奉着“戏是假的”的理念，所以，它才可以在唱、念、做、打等各个方面发展到极致—— 一种完全违背了生活的、唯美的极致；而发展到极致的各个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戏是假的”。使得中国戏曲，在道白上歌唱化，在动作上舞蹈化，在化妆上脸谱化，在道具与场景上虚拟化，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理念——戏是假的！

而话剧则千方百计地让你相信，戏是真的！不仅一切的一切尽量靠近生活，最主要的，它让你随着它去关注生活、思考生活，进而改变生活。

二、京剧与话剧的观赏

在“戏是假的”的前提下，在中国戏曲繁琐的演出中，观众的“观赏点”实际是很多的，而事实也是如此：你可以专门欣赏它的唱腔或者演员或者流派（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是一回事），你也可以专门观赏它的武打，比如只看孙悟空的戏目，你还可以单独欣赏戏曲音乐，比如杨宝忠的伴奏、李慕良的伴奏、燕守平的伴奏、唐在忻的伴奏。即便在一出戏中目中比如《法门寺》，你也可以同时欣赏唱腔、扮相、音乐、身段，等等等等。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戏剧的概念是什么？！戏剧的概念是“当众演出故事”，也就是说，故事才是戏的核心。而过多的“观赏点”势必分散了观众对故事本身的欣赏，而中国的戏曲，在追求唯美、繁琐的“观赏点”的同时，其故事和人物都是很单薄的。看过京剧的人会发现，京剧的故事极其简单，许多故事不仅经不起反复推敲，还没有过深含义。戏曲观众有句行话叫“生书熟戏”，意思是说，听评书要听没有听过的，而看戏恰恰要看已经看过的，这充分说明，故事，不是中国戏曲的核心和艺术追求。

而话剧则不同，它什么都没有了，它只有故事，它靠着演员“干巴巴”的对话去完成故事叙述，所以，话剧的故事不仅仅要求曲折，还要求有深度。复杂的人物关系、曲折的故事情节、强烈的矛盾冲突，支撑起了话剧，它让你思考、让你揪心、让你忘情、甚至让你痛苦；在思考、揪心、忘情和痛苦中，它使你相信着，“这是真的”！

三、话剧的“悲”、京剧的“喜”和“多难兴邦”

同样是吸引观众，悲剧的力量远远大于喜剧，所以悲剧才是“戏剧之冠”。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悲剧，就是毁灭，美好事物的毁灭。它往往通过正义的失败、英雄的牺牲、善良主人公的不可改变的苦难命运和无法克服的性格弱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来显示人——这一上帝的宠儿的精神力量和伟大人格。

但是中国戏曲中是没有“毁灭”意义上的悲剧的，它的大部分故事是喜剧的：有情人么，一定要终成眷属；读书人么，一定要高官得中；有冤情么，一定得平反昭雪。它也有一些悲剧，但是它的所谓悲剧实际是“疑似悲剧”，就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明明是悲剧结尾的故事，它一定要给它加一个“喜剧”的尾巴，哪怕这个“喜剧”是虚幻的，比如梁祝的“化蝶”，比如窦娥冤最后的“托梦”。

这样，中国的戏曲不是起到“毁灭”的作用，而是起到“缝合”的作用、“安抚”的作用。它“缝合”了现实生活的缺口，“安抚”了惊恐的灵魂，于是，人们又快快乐乐的生活去了。可以这么大胆的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走到今天，其文化不衰亡、不断层、不变形，起“缝合”“安抚”作用的戏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缝合”和“安抚”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为什么会有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相反，正因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下一个悲剧正在悄然酝酿着，于是，下一个悲剧早晚会出现，到时候，“缝合”与“安抚”再次大显身手。因此，“多难”不是“兴邦”，而是“多难延邦”——我们的“邦”并没有“兴”，但是它却又不曾“断”，延续着走到了今天……

信奉着古希腊古罗马精神的欧洲人则完全不同，他们追求一个“真”字——真理、真相。真相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不幸、就是死亡、就是毁灭，就是血淋淋、惨戚戚的，那好！我就把这个告诉你，我要把美好的东西摔碎了给你看！而面对摔碎的、毁灭的东西，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建设，因为你没有退路可走了。西方有没有“难”？肯定有。但是在“难”之后，不是“缝合”不是“安抚”，是痛苦、继而是思考、继而是建设。所以，“难”不在多少，在于“难”与“兴邦”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个，“难”才有“兴邦”的作用。

四、多难兴邦？

大多人包括温家宝本人都没有误解“多难兴邦”的含义，那些质疑“多难兴邦”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没有误解这个成语。但是为什么仿佛一夜之间，人们质疑起这个词语来？我以为是两点：一则，社会确实进步了，人们学会、也敢于怀疑了；二则，我们的“难”实在是太多、太大了，如果上万条性命还换不回一点点实质意义上的进步，我们不仅有愧于先人，更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多难兴邦”的原始意义就如同中国戏曲中的喜剧，它只起安抚和缝合的作用；而对“多难兴邦”的质疑就如同西方话剧中的悲剧，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