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重启市场经济试验以后，都市圈中出现了大量打工者。任何群体都有自我表现的渴望和需要，打工者自然也不例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同时以打工者为表现对象和表现主体的文学样式便悄然兴起。这就是打工文学。打工者特定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的创作具有明晰的阶层意识，阶层叙事则成为打工文学的基本形态。

先前的研究者通常将打工文学归类为底层叙事。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并不准确：打工文学的主流固然是底层叙事，但它也展示了超越底层叙事的可能性。如果将打工者阶层细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打工者有蓝领、白领、金领之别，因此，充分展开自身的打工文学必然是复数化的阶层叙事。从逻辑上看，打工文学至少应该具有两种样式的阶层叙事：（1）底层叙事；（2）展示打工者处境变迁的亚阶层叙事。

在城市打工的人群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底层叙事是打工文学的主流形态。它是底层的自我表述。在前几年有关底层文学的争论中，作家和评论家辩论的焦点是“如何为底层代言”。这种说法预设了一个前提：底层无法通过文学表达自身，只能由他人代言。现在看来，上述预设是不成立的：以普通打工者为创作主体的打工文学却在知识分子提倡底层写作之前就已经诞生了，这说明底层的声音不一定要被代言，它们完全可以自我表述。相对于他者的代言，底层的自我表述有个巨大的优势：表述者和被表述者之间没有身份、处境、立场上的裂痕。在试图表述底层时，任何不身处底层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不面对身份上的分裂：他和他叙述的对象之间存在着身份、立场、情感上的差异，因而他很难判断自己重构出来的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底层。对于大多数打工文学的参与者来说，上述困难并不存在：作为打工者，他们就活在底层，他们对底层的叙述就是底层的自我叙述。作家张伟明曾经有过在底层打工的真实经历，他的小说《对了，我就是打工仔》叙述了底层知识分子作为打工者的自我意识。小说中的“我”是个想出书的普通打工者，知识分子与底层的二分法在身上早已消失。他无须俯瞰、寻找、发现底层，因为他就是底层的一员。与大多数底层个体相比，知识分子善于自我审视、自我呈现、自我塑造的族类特征在艰难时世中变成了巨大的优势，“我”把底层打工者的处境、思想、愿望、屈辱和尊严都变成了文字。这是一种倔强的底层写作。它不是忧郁地展现底层打工者的苦难，而是探索他们内心深处自我超越的冲动：

眼前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道，看着这条平滑的水泥道，我来了劲，这不是很不赖的滑冰场吗？我穿上滑冰鞋，慢慢地越登越快，我看见很多东西在我眼前飞过。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溜得那么平稳，溜得那么利落，溜得那么优美，溜得那么洒脱。我听见有人停下来对我啧啧称赞，我甚至听到有人说我是个芭蕾舞滑冰运动员，还有其它听不清楚的喝彩声，而我溜得正起劲，我想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打工仔！”我飞快地继续溜着，前面的水泥路好像长得没有尽头，我试着翘了翘脚，我试着做小暴发户没有做成功的迷人的飞燕展翅，我摇晃了几次以后，看来我成功了，我听见人们的鼓掌声和吆喝声，我甚至让自己旋转了一下，世界也跟着旋转了一下，突然，我真的感到自己变成一只燕子飞了起来。

虽然溜冰场并非表达普通打工者处境的最佳意象（它的平滑与打工道路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但作者依然通过在溜冰场滑冰表达了底层打工者自我超越的意志。底层在这里不是一种静态的、被动的、惰性的存在，而是力量、冲动、向往、激情。打工者之所以选择了打工，就是为了超越自己的底层处境。他们在“异地的月色里积攒着梦想”，希望能够尽快抵达能够改变处境的“下一站”。他们是被未来招募的劳动者。理想是他们的真正雇主。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不断使他们不断将自己抛向前方。底层处境在打工文学中是背景、起点、超越的对象，不是命运。打工文学的深层冲动不是展示底层的苦难，而是向世人敞开底层个体的生命筹划。这是我们研究打工文学时应该注意到的。

打工文学的主导形态是底层叙事但打工文学本能归结为底层叙事。打工者并非均质的群体，而有巨大的内在差异。蓝领、白领、金领构成了打工者群体的亚阶层。从蓝领到金领的跃迁就是从底层到中产阶层乃至更高阶层的跃迁。展示这种跃迁作品必然由底层叙事进入到新的阶层叙事。我称这种叙事为亚阶层叙事。这里所说的亚阶层，指的是打工者群体内部的阶层分级。亚阶层叙事则呈现了打工者全体内部的阶层变迁。这在安子等人的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安子的代表性作品往往始于底层叙事，终结于对底层处境的超越，表现了打工者群体阶层变迁的可能性。在包括《人在旅途》和《打工女郎》在内的作品中，主人公几乎毫无例外地来自乡村，自愿被抛入都市文明好商业社会的竞技场。初入都市时，他们都曾普遍感到茫然和卑微：

只一天的时间，我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几乎一下子要在喧闹的马达声、嘈杂的人流中迷失方向。与家乡无边的田野、村庄以及静静的梅江水不同，这里霓虹灯辉映之下的花花绿绿的人群，天南地北的口音，令我好奇，也令我茫然。（《人在旅途》）

乡村简单的生活路径与迷宫般的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熟悉商业文化的竞技规则需要时间，可供支配的货币的匮乏注定了他们要从底层做起，为他人打工几乎是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进入打工者的生存圈后，他们会发现都市的繁华至少暂时与他们无关：

我踏上水迹斑斑的楼梯，心想这样的环境与外面的繁华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真怀疑表姐是否住在这里。（《人在旅途》）

我转进旁边的一间铁皮房，里面蒸笼似的，又热又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异味。房内排满了上下层铁床，约莫有60多人住在那里吧。有些人可能也是刚到，还在整理着床铺。（《人在旅途》）

这是典型的底层叙事。叙述者具有清晰的位置意识。此刻，霓虹灯照亮的似乎是别人的夜空，他们仿佛住在别人的城市里。在底层叙事阶段，这种“他者”意识支配者绝大多数打工作家的创作。蹲伏、匍匐、徘徊在底层的打工作家往往表现出对都市和商业文明既恨又爱的态度：一方面，都市的繁华和商业文化的丰厚回报吸引着他们，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他者”意识又使他们不断准备逃离都市，将家乡想象为根据地、精神家园、归宿（张伟明的《我们INT》就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情绪）。两种态度的冲突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叙事张力。每个打工者都是复杂的个体，均会在矛盾的两端徘徊。顺从与反抗、压抑与憧憬、自卑与超越等种种情绪并存于他们内心深处。尽管内心深处有如此复杂的冲突，但他们实际上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博弈中。故乡意象不过是他们寄托自己愿望的乌托邦，真正属于他们的疆域还是他们既爱又恨的市场经济体系（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就展示了中个事实）。进入这个疆域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谋生，但底层打工者至少可以想象自己是“他者”的“他者”。底层，就是那些可以将自己想象为中层乃至上层的人群。所谓底层叙事，恰是在这种想象中完成的。没有对其它阶层的意识，就无所谓底层叙事。有了对其它阶层的意识，打工文学就必然是各种阶层叙事的复合体。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领会底层叙事的吊诡品格：叙事者承认自己底层地位的同时也在想象自己的另一种处境，甚至暗中完成了自己和他人的位置转换。《人在旅途》中的“我”见工时，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香港婆吆喝道……”。“香港婆”与“打工妹”好“打工仔”之类的称呼都蕴含着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在管理者将员工称为“打工妹”和“打工仔”时，“我”在心中称她为“打工婆”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抗拒的立场。抗拒，既是本能的情绪反应，又暗含了超越的冲动。当然，对于打工者而言，他们的阶层升迁只能在亚阶层内进行。主人公一旦跻身于老板阶层，就不再有权利做打工文学的主角。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称《人在旅途》中的阶层叙事为亚阶层叙事。半是由于奋斗的意志，半是由于命运的捉弄，《人在旅途》中的“我”经历了阶层上的变迁与动荡：蓝领—白领—蓝领—白领。在阶层的变迁过程中，曾经对“香港婆”持排斥态度的“我”在由蓝领变为白领时“有说不出的喜悦”，从白领回到蓝领行列时则感到沮丧。阶层变迁的最终结果是对“我”而言的成功，是同时获得爱情好财富，是将“别人的城市”转换成“我的城市”。在“我”获得成功之时，《人在旅途》已经超越了底层叙事的范畴，成形为亚阶层叙事的变奏。同样的叙事嬗变发生在《打工女郎》中：作品中的康珍不但重演了上述成功之路，而且把博弈的平台扩展到了国际语境中，成为美国公司驻深圳办事处的主管。即使这种阶层升迁在打工者的处境中不具有代表性（毕竟大多数打工者注定要停留在底层），但《打工女郎》和《人在旅途》仍然展示了阶层叙事的复调品格。它表明打工者并非均质的群体，而是包含着若干亚阶层的复杂集合。安子作品的价值在于超越了单纯的底层叙事，进入了亚阶层叙事的层面。或许，与新近崛起的郑晓琼等打工作家相比，安子的文字非但无优势可言，而且难以被列入纯文学范畴。她之所以仍被研究者所提及，是因为她创造了变化的阶层叙事即亚阶层叙事。这在迄今为止的打工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阶层叙事的变迁意味着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安子所勘探和描绘的仅是这空间的一角。今后的打工文学可以更加自觉地呈现这个空间，强化阶层叙事的复调品格。

尽管打工文学展示了阶层变迁的可能性，但其主流仍然是底层叙事。毕竟，能够从底层脱颖而出的注定是少数成功者（安子被称为第一打工妹就说明了这点）。作为以底层叙事为主体的阶层叙事，打工文学既要呈现阶层变动的可能性空间，更应该找到各阶层平等相处的平台。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承认外来务工者的市民（公民）权利。由此而生成的法律体系将逐渐保障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市民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实现打工者的市民权利就是实现他们的公民权利。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本土打工者的终极身份是公民，因此，公民叙事将成为阶层叙事的必然归属。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在公民文化语境中研究打工文学，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