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出了薛涌先生的《“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一文（下称“此文”），作为中国“反智主义”思潮最鲜明的倡导者，薛先生给“反智主义”下了个极为光鲜的定义——“反智主义”所宣扬的基本信念是：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知识可以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这种参与性，最终要求把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宪政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之上。对于他这一核心观点我基本赞成，但我不同意的是他割离中国历史语境的论述方式，尤其是不同意他对鲁迅的论断。
毫无疑问，薛先生对美国政治思潮的感受和把握能力是很强的，他用霍夫斯塔特的研究说明，“在一个民主社会，在可以具体界定的‘智力’领域，人们不仅非常尊重专家，也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比如干细胞研究，纳税人很清楚这种事情只能让科学家们来作。但是，在超出了‘智力’领域的难以具体界定的范围，比如干细胞研究道德不道德、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种研究，老百姓则常常不会让渡自己的权利，一定要通过投票来决定。这时，他们的意志就往往和一些科学家相冲突”，所以美国有着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正是因为有这一传统，“在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知识的权力根本不可能践踏老百姓的民主权利”。而反过来看中国，“中国的传统中的价值系统不被宗教所界定，知识很容易被尊重为一种超越一切的价值，知识的权力也很容易践踏民主的权利”，基于此，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这种制度化的特权之中，基本不受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习惯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占据道德高地”提出了批评。论述到这里都没什么问题，但让人奇怪的是，他居然又以鲁迅为例，说鲁迅因为在日本的幻灯片中看到了精神麻木的国人而弃医从文，是一种“知识暴君”的表现。
薛先生为什么对鲁迅会有这种离奇的论断？从他援引哈耶克来为“反智主义”正名的举动来看，他是把鲁迅当成了中国“启蒙主义者”的代表，而启蒙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构理性”思维泛滥，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期望或通过“获得垄断性的权力来指导社会”。可鲁迅真是薛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吗？曾记否，当年胡适讲述杜威的思想，认为这就是拯救中国的价值。鲁迅则认为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穷尽人类，可以解决一切人的问题和困境。曾记否，胡适在青年面前以导师自居，开书单，讲理论。鲁迅则反对青年寻找导师。文章中说，政客的药方是不可信的， “寻什么导师呢？青年要自己去实践，不要鸟导师”。曾记否，创造社讲革命，郭沫若等人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到处批判，说鲁迅是“双重反革命”。鲁迅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革命不是让人死，是让人活。当时很多人认为未来的是个黄金世界，鲁迅反驳，拿什么来证明那个黄金世界，他怀疑未来的黄金世界仍然有杀头……很显然，像鲁迅这样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不可能是“建构理性主义者”的，更不要说“获得垄断性的权力来指导社会”。鲁迅一直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金钱，而应该是超利害的，所以，他骂国民党，也骂左翼的“奴隶总管”，还骂为政权帮闲的文人。他一直处在知识界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处于中心和棋手的鲁迅是后来历史叙述的结果，与鲁迅本人无关。
其实薛先生对鲁迅的偏见早在《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一文中就已经暴露了出来，可谓一以贯之。他当时说：“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制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正传》，可谓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奠基之作。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这话也显然是在冤枉鲁迅，鲁迅是20世纪中国绝望的产物，但他并非对底层冷血的人，在做人方面，诚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而在写作上，则诚如张远山先生所说，“鲁迅先生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人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向国人奉献出的下层民众形象，才使得我们可以像俄罗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国人提到亚哈船长、桑地亚哥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甫一现身便进入不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涤讪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这两段话，很好的点出了鲁迅与劳苦中国的关系，底层才是鲁迅生命的根，所以，薛涌先生要批中国知识分子看不起底层的毛病，应该抓胡适、梁实秋这样的人开刀才对，而实在不该惊动鲁迅！
当然，撇除薛先生对鲁迅的某些偏见，我也承认薛先生说对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鲁迅思想确实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具有某种亲缘性。但鲁迅后来被政治利用，不是因为他的“精英主义”，而恰恰是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按照朱学勤先生的说法，“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对底层的情感来看，还是从对知识同行的态度来看，鲁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亲近的都应该是反智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而薛涌先生给鲁迅扣上一顶“知识暴君”的帽子，非但暴露了他对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缺乏深刻体认，而且还暴露了他对中国知识人的普遍敌意，以及他对中国历史语境的疏离感，其表现有三：
1、对中国传统士人缺乏同情之理解
薛先生的论战文字向来是破题后就直取要害，不饶不弯，酣畅淋漓。我一直很欣赏他这种“直话直说”地风格，但对他过于跳跃的思维也有保留。以此文为例，他指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外来词汇后，便写到：“在中文思想界，余英时先生率先运用这一概念批判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并在海外文化界引起了辩论。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把“反智主义”当成一个贬义词。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贬义词当褒义词来用”。这样将中文思想界关于“反智主义”的争论一笔带过，顾然是出于行文的便捷性，但留给读者的问题却耐人深思：余英时为什么取“反智主义”的贬义？也就是说，余英时为什么认为“反智主义”是传统中国的一大“毒瘤”？
在这里，我们关键是要区分两种“反智主义”：一种是权力主导的反智主义，远的如“焚书坑儒”，近的如1957年的“反右”，这种思潮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另一种是民众自发的反智主义，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张铁生交白卷”表面上是“民众自发”，其实还是权力黑手在怂恿而已，所以，这种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为什么在中国权力主导的反智主义多，民众自发的反智主义少呢？这除了科举制度保证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士人不只是一种知识身份，同时还是一种价值身份，并且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士具有“民胞物与”、“为民请命”、“以道抗势”、“家国天下”的抱负和情怀。他们有时候让当权者不舒服，引来权力主导的反智主义，但也因此获得民众的敬意和支持，所以“民众自发的反智主义”是没有土壤的。
以李慎之先生为例，他晚年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呼吁政治改革，成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生前曾说，自己最想做的就是去当个“公民课教师”，难道这样一个可敬可佩的老人我们也要以“知识暴君”相责吗？他逝世后，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我当时感觉这一说法很别扭，但后来仔细一想，却感觉很贴切。其实，我们对于士的价值和传统是没必要一棍子打死的，否则何以解释20世纪中国最具风骨、最有见识、最可以服众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偏便是有“士大夫”情结和“家国天下”情怀的陈寅恪呢？
2、对中国近些年的思想状况不了解
薛先生这次为“反智主义”正名，援引最多的是哈耶克的观点。也许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思想界还没有能力消化哈耶克，所以需要他来隔岸提醒。可事实却是，哈耶克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几年了，而且国内知识界对哈耶克“演进的理性主义/建构的理性主义”之分殊的理解似乎也比他更准确。根据国内最权威的哈耶克研究专家邓正来先生的介绍，哈耶克所区分的两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一种是肇始于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但主要还是由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尔、霍布斯等人所复兴和集中阐述的唯理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赋予理性以绝对的力量，认为所有有用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也应当是人类有意识理性刻意创造的产物，从而导向一种整体建构论的社会工程学的努力和实践。另一种传统也源自于古典古代，亦即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当然，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著而传自现代社会的。在18世纪的岁月中，它为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以及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所发展起来，这一理性主义传统持进化论的理性主义态度，主张理性的限度，反对任何形式对理性的滥用，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而哈耶克秉承的正是后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
可以说，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已经被国内知识界接受，而薛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僭越公民参与权”的担忧和指责已显得多余。以2003年2月20日《南方周末》报道《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的情况为例——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而扩大直选最大的阻碍来自一种先验观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可蔡定剑在他的调查报告中用大量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步云乡是中国第一个试行乡长直选的地方，2000年底，蔡定剑来到步云，探究中国农民对直选的态度和直选的效果。在步云，蔡定剑得到了农民对选举评价的原始话本，这位有改革意识的官员被深深触动。
一位乡里干部对蔡定剑说，直选乡长活动，群众参加人数之多，积极性之高，演讲、选举场面之壮观，为多年来少见，而且他们都是自发参加的。
在向竞选者提问时，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也不示弱，争抢话筒。
而被孙子背着去投票的百岁老人周王氏在投票时神圣而幸福的笑容，永远定格于中国民主实践的漫漫长镜中，这一画面使蔡定剑感到震撼。
“当我看到当时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蔡定剑说，“当中国农民在为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不顾阻扰、四处奔走，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时，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在指责他们素质太低，不配搞民主选举呢！”
这次调查证实了大量问卷调查的结论，即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有利益才有激情，才会去投票。在安徽、在四川、在河北，蔡定剑不只一次地发现中国农民的民主热情。
为什么百岁老人在寒冷的冬天从温暖的家来到投票站？为什么一个人已经全身瘫痪还要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为什么那么多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揣着法律四处奔走，上访告那些不依法搞选举的干部，苦苦寻找着民主权利？
蔡定剑在书中写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制度，但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选举他们应该参加，什么样的选举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热情和追求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切。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一次直接的民主实践超过100次的民主教育。利益因素是选举最有力的动力。”
蔡定剑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使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体现；一种好的选举制度就是能使选举行为与人们的利益建立联系。选举制度的真谛在于通过公民广泛的参与，选出代表某种利益的人来。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
调查结果也证明，“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
蔡定剑博士当时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局长，可算是官方学者，官方学者都有如此见识，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抱这种看法的就更多了，所以薛先生给“反智主义”下的定义看似光鲜,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从薛先生对鲁迅的粗暴论断来看，他是忘记了李泽厚“鲁迅是启蒙的，也是超启蒙”的说法，估计也不了解汪晖从鲁迅思想中看到了“反现代的现代性”；而从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来看，他是不知道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出走，估计也不了解朱学勤对俄法道路的批评和对英美道理的推崇；从而也不会明白，其实法兰西启蒙之外，还有苏格兰启蒙，甚至，大陆知识分子很多其实已不用“启蒙”一词，而代之以“自我教育”。如果薛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这些情况能多了解些，谈论起中国当代问题来想必会更中要害，也更有穿透力。
3、对中国当代的国情存在误判
薛先生这次为“反智主义”正名，最基本的一个预设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专家统治”时代，要反对“知识专政”。其实这个问题跟“工具理性”问题是差不多的，也属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子题目。我们再把哈耶克搬出来说说，哈耶克本人虽然是演进理性主义者，但他对建构理性确实也抱着相当敬重的态度，他认为“在17、18和19世纪，人们自觉地把理性作为批判工具加以运用，可能是欧洲文明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哈耶克反对的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滥用”；反对的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僭妄”。以此为标准回看中国，中国目前到底是理性过剩呢，还是理性不够？同样的道理，中国目前到底是“专家统治”过剩呢，还是“专家统治”不够？
以去年的“周老虎事件”为例，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陕西省镇坪县农民周正龙拍到了野生华南虎。四天后，有网友认为那老虎照片可能是拿印着老虎的纸板放进山林拍的。面对网友的质疑，陕西省林业厅在拿不出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接二连三的倒向周正龙，妄图用捂盖子的方式把此事弹压下去。这种漠视民意、违背科学的官僚作风自然引起了网友更激烈的反弹，10月28日 网友“alwayssong”在网上发布模拟拍摄“纸老虎”过程，11月12日，天涯论坛“贴图专区”举办PS大赛，11月16日，网友“攀枝花xydz”的老虎年画照片公之于众。与“网友打假”同步并唱和的是“专家打假”：10月19日：中科院专家傅德志以头担保照片有假；10月31日：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首次就华南虎事件表态；12月2日：来自六个方面的鉴定报告和专家意见汇总认为虎照为假；1月14日：国防科大宣布三维测量结果:“周老虎”是纸老虎。
在这次事件中，正是因为专家坚定的站在了真相和良心的立场，才迫使陕西省林业厅于2月4日就草率公布发现华南虎信息致歉。毫无疑问，民众与专家这种合力是中国现实的真实写照，也预示了未来中国的方向。在一个前现代国家，过于担心知识分子的专制，无异于杞人忧天；而人为的制度或者臆想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知识专制”，则只会是亲痛仇快，让“权力专制者‘窃笑而已，聪明如薛先生者又岂可不查？又岂可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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