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起，中国先锋作家就打响了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战争，走向自立和自治。这本是完全合法的行动，也显示出巨大的解放力量，但复杂的历史因缘却使行动者逐渐走上了另一极端——在90年代以后，他们不仅拒斥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嘲笑任何对思想性的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思想性的回避由时髦僵化为教条，思想性与先锋性的二分法束缚着中国先锋文学家。由于缺乏思想性，中国先锋文学在总体上日趋苍白无力，评论家和读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然而，先锋文学家们却对他人的批评不以为然，坚信自己走的才是文学的正道。前段时间，有位叫残雪的先锋作家在反击思想界的批评时，为同道们的做法找到了新的借口——我们是在学习西方。

不注重思想性的中国先锋文学家认为自己是在学习西方，言下之意不外是：西方现当代先锋文学也拒斥思想性，拒斥思想性是现当代先锋文学的共同特征。说实话，正是这个假设激起了我反驳的冲动——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大部分西方现当代先锋文学都是讲究思想性的，所谓的纯文学（如纯诗）在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中国先锋作家学习的不过是他们臆想出来的西方，以学习西方为由拒斥思想性会陷入自我驳斥的尴尬境地。

中国先锋作家对于纯文学的推崇，大体上借鉴了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强调文学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文学家应该拒绝来自文学之外的功利性诉求。这种观点给长期受主流意识形态掌控的中国文学家以巨大的启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先锋作家就以唯美主义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追求文学的独立和自治。这种行动策略虽然在特定语境中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在这个语境之外则不具有合法性。事实上，唯美主义只是通向文学自治的众多道路之一，追求文学的独立并非必须奉行唯美主义，文学完全可以在重视思想性的情况下走向自治。在王尔德于19世纪末期提出唯美主义主张时，西方文学谋求自治的独立战争就已经持续了近300年。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报刊和图书出版业渐趋发达，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找到了通向自由的大路。原来只能处于寄生状态的作家从此普遍走向独立，文学也日益成长为相对自治的语言领域。在文学开始走向独立之后和唯美主义出现之前，重视思想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足以说明文学的独立与重视思想性并不矛盾，强调文学的自治完全没有必要以牺牲思想性为代价。

思想性既然不会妨碍文学的独立和自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是先锋性的敌人。作为西方先锋派文学唯美主义最早的两个流派，唯美主义和早期象征主义都曾追求对纯文学的创造。虽然这种尝试曾经创造出部分精美的作品，但其对思想性的疏远注定了它既无法获得广泛的共鸣，又难以创造出广阔的可能性空间。随着马拉美和王尔德在1898年和1900年先后去世，至少暂时耗尽了精神储备的纯诗实验让位于更有包容性的探索，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逐渐退隐到先锋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血脉中。受尼采以及后来一系列伟大思想家的影响，此后的先锋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大都不承认思想与文学的二分法，其代表性人物多半集思想家与文学家两种角色于一身（如艾略特、马里内蒂、布勒东、阿拉贡、萨特、加缪、贝克特）。与大批洋溢着思之勇气的先锋派作家相比，继续走唯美主义路线的作家难免显得形单影只。这并不是文学进程中的偶然状况，而是文学生产的常态。从逻辑上讲，只有在以下两种条件都获得满足的情况下，真正的纯文学才有可能：1、存在未被任何理性价值污染的经验领域，作家可以在其中进行无功利世界无关的游戏；2、语言可以通过完全的自我指涉建构自身，以便文学能够彻底地独立于实践世界。这两个假定实际上都不成立：1、感性与理性绝非分立的两个领域，任何人类经验都渗透着价值判断；2、语言的价值归根结底在于它指向自身之外的实在世界，自我指涉仅仅是语言操作的局部状态。既然不存在绝对纯净的经验和语言领域，那么，就不可能有完全纯的纯文学。就算作家力图沉溺于纯粹的语言游戏中，他也无法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不义等基本的价值理念绝缘。这些理念或许会隐藏在他的思想背景中，但绝对不会彻底消失。先锋派文学作为颠覆性的语言实验，非但无法自闭于纯粹的意象世界，相反，它首先是对既有思想观念的谋反。作为现代先锋文学的鼻祖，波德莱尔就是个思想上的谋反者。他的《恶之花》不仅是美学上的叛逆之作，而且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颠覆性文本。它打破了善和美关系的传统方程式，开始探索让恶/病/痛苦开出文学之花的具体路径：

心里满怀喜悦，我攀登到山上，
从这里可以览眺都市的宏伟，
医院、妓院、炼狱、地狱和劳改场——
一切极恶都像花儿般盛开。[i]

在高歌猛进的现代性背景中，波德莱尔选择了让“一切极恶都像花儿般盛开”，这无疑同时表达了对正统意识形态和美学原则的叛逆。没有这种思想维度的叛逆行动，就没有波德莱尔，就没有先锋派文学，就没有现代主义。如果给先锋派文学下个定义的话，那么，我将说它首先是叛逆的思想姿态和立场。对于先锋文学家在思想上的叛逆本性，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宣言中进行过极端而充满激情的表述：

1、 我们要歌颂追求冒险的热情、劲头十足地横冲直撞的行动。
2、 英勇、无畏、叛逆，将是我们诗歌的本质因素。
3、 文学从古至今一直赞美停滞不前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酣沉的睡梦。我们赞美进取性的运动、焦虑不安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ii]

为了表达同样的精神情怀，布勒东在《第三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宣布自己“反对一切公式主义”，声言“任何东西再也不能阻止我的思想神弛遨游”，要求艺术家“独自无援地重新开始那对‘金羊毛’的寻求”。[iii]为了完成思想的叛逆筹划，先锋派文学家回到内心世界，在直觉、激情、超理性的思之实验中见证自由。今天，人们在回顾先锋派的文学的发展轨迹时，会清晰地见到思想的力量。甚至在他们企图解构思想的力量时，思想的力量也在推动着他们。以思想的叛逆为精神动力冲创文学的近景、中景、远景，无疑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存在主义、黑色幽默等现代西方先锋派文艺的共同特征。对于大多数西方先锋文学家来说，语言实验首要地是思想实验，思想的内在涌溢乃语言实验不竭的动力。艾略特的《荒原》之所以成为20世纪西方诗歌的巅峰之作，就是因为它通过高度复杂的语言实验呈现了西方人在信仰维度的探索。思想性在这首诗中是文学性的内在构成，对于文明的思辨造就了文本的深度，作者则将自己求索的动姿永远投射到语言中：

我的朋友，热血震动着我的心
这片刻之间献身的非凡勇气
是一个谨慎的时代永远不能收回的
就凭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我们是存在了[iv]

在几乎所有西方先锋文学流派中，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献身的非凡勇气”——思想的勇气。正是为了实现颠覆传统的思之冲动，未来主义才呼唤自由不羁的想象，要求作家以新的语法和句法进行创作。超现实主义提倡自动写作法，也同样包含了思想上的明晰意图——反抗理性和逻辑的暴政，让人和语言一起获得解放。存在主义所做的种种探索，更是与“人是自由的”这个命题直接相关。表现主义为了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永恒的真理，不但用内心独白、梦景、假面具、潜台词等直抒胸臆的艺术手法，而且将某些主人公直接塑造成共性的象征。在著名的表现主义剧作《群众与人》中，类似下面的思辨反复出现，明确地向观众传达着作品的主题：

无名氏
理论高于一切！
我爱未来的人！
女人
人高于一切！
为了理论
你牺牲
现在的人。[v]

如果说表现主义对理念的言说失之于直白的话，那么，意识流小说则在细致的心理呈现中展示对生命的深切关怀。在乔伊斯建构的语言迷宫中，对个体和人类命运的观照形成了秘密绵延的主线。福克纳以对意识流动的精微重现表达了他对种族和地域问题的思考。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因对女性的自然命运的双重思考被誉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这三位伟大的意识流小说家本身就诠释了一个真理——思想性绝不是文学性的敌人，探索精神的深层结构与对善的弘扬并不矛盾。归根结底，文学永远不可能与人的心灵、本性、命运、信仰无关，因而注定要将冷静的直观与思想的激情结合起来。即使当下的感觉与判断、梦境与幻想、冥思与顿悟无法提供有效的答案，作家也应在焦虑和不安中勇敢地等待戈多，以自己的思与行抵抗荒诞，向世人呈现希望的踪迹。先锋文学家挺进到了人类生存的前沿地带，更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命能量——包括思想——来探索陌生的世界，将包围他们的新颖现实翻译成语言。

由此可见，先锋文学需不需要思想性，或者说，在先锋文化领域是否存在边界清晰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本是无须解释的常识。对于常识的东西，我们在当下汉语文化语境中却要进行复杂的论证，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中国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误读实际上具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对思想性的言说时常唤起他们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痛苦记忆，他们担心对思想性的强调会妨碍文学的独立和自治，让文学再次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的确，在意识形态诞生之后，任何重要的思想都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西方先锋文学普遍注重思想性，同样注定了它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因缘。对思想性的强调既会造就出矫正意识形态的文学力量，也会使某些先锋文学流派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奴婢。历史以其丰富的细节告诉人们，只要作家们坚持守护普遍的个体自由，思想的冒险之旅最终将成为拯救之旅。未来主义的创始人马里内蒂在1914年发表《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后，逐步沦落为法西斯主义的附庸，可这并未使整个未来主义陷入黑暗之中。帕皮尼为了重建未来主义与自由的联系，写下了《未来主义与马里内蒂主义》一文，明确将未来主义与马里内蒂主义的分歧归结为“渴望自由的激情”与“统一，纪律”的对立。他的努力虽然没有使马里内蒂醒悟，却在未来主义内部造就出差异和张力，显示了一个文学流派自我矫正的可能性。在未来主义之后，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曾与意识形态结缘，有的甚至为了表达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忠诚而短暂地放弃了个人自由，但这些流派最终都恢复了对自由的爱和追求。在1951~1952年间，萨特选择过做某种政治力量的同路人。当发现这种选择损害了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之决裂。在回顾这段短暂地历史时，他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正是这种清醒的反省精神使他很快恢复了批判立场，存在主义也因此捍卫了自己的声誉。萨特和帕皮尼在西方先锋文学史中不是孤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先锋文学史中的原型式人物。有许多的萨特和帕皮尼在不断修正西方先锋文学的思想路径。由于有了他们，西方先锋文学史才在总体上是自由的思想史和思想的自由史。

在做方向相反的选择时，马里内蒂和帕皮尼都在思想。选择做同路人的萨特和重新恢复独立品格的萨特，均是思想者。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思想，而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实现思想的自由品格。中国当代先锋作家也应该向帕皮尼和萨特这样的西方前辈学习，抛弃自己对于思想性的偏见与教条，在思想的冒险之旅中体验自由的真谛，让思想在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都成为解放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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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国]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06页。
[ii] 张秉真 黄晋凯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6页。
[iii] 张秉真 黄晋凯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51页。
[iv] 袁可嘉等编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A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73页。
[v] 袁可嘉等编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A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