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读到学友董辑的文章，知道有一位叫李少君的人在他的一篇《从莽汉到撒娇》的文章中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点出文章一看，不足4千字的一篇短文，文思零乱、结构松散，内容更是错误百出，既缺乏当代诗歌史的基本常识，又未作任何资料的查证，胡乱编造，信口雌黄。从文章的行文、运思及文风来看，当属文坛三流混混所为。向朋友一了解，原来作者李少君竟是个有些来头的人物，其来头有二：来头之一，李少君因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桥词典》争讼而发迹，想当年，李少君一马当先，为他的顶头上司效犬马之力，由此受到海南官方文坛的重视；来头之二，李少君现任官方文学颇有影响的《天涯》杂志主编，享有集权体制赋予他的审稿权和发稿权，好不了得！但这种“来头”不仅没有改变这篇文章文坛混混级水平的性质，而且更让我对此等体制文学的“评论家”平添了两分藐视。
我一般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批评，也不会无端的批评别人。在与评论家龚盖雄的一次对话中我曾谈到这一点：“我可以轻松地写长篇的批评文字，并且，笔锋还算犀利（或如有的朋友评价的‘太尖锐了’！），我自己知道这点，但我从不滥用批评的权利。从事文学写作30年来，我从未主动写过一篇批评别人的文字，也没有在文章中恶意地贬损过任何人。仅有的两篇反批评文章都是被迫的，并且都是应刊物编辑的约稿而写的。” 这篇反批评文章也是被迫的——李少君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集中了历来一切恶劣文风的所有特点：无视事实，信口胡诌；立论无据，编造史实；不懂装懂，硬充权威；心存妄念，恶语伤人；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东拼西凑，不注明出处……。对李少君编造的种种谎言，我如果不予以揭穿，他定以为天下的写作人都怕得罪他手中掌握的体制文学审稿权，而不敢站出来指出——并纠正他的谬误，他会继续恶性膨胀，闹出更大的笑话！
但是，即使是对这种恶意的攻击，我的回答也将坚持说理的原则，因为我不希望把自己混同于李少君之流。李少君胡编乱造、论说无据，完全不讲写作道德；我则会作到论说有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对文中论及的事实一一注明出处。
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回答李少君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的恶意攻击。
一、关于“莽汉”和“撒娇”
李少君的有关言论见于他为《李亚伟、默默诗歌合集》写的“前言”。既然李少君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的攻击是从“莽汉”和“撒娇”生发的，我就从“莽汉”和“撒娇”谈起。
“莽汉”代表李亚伟是个优秀的本色诗人，我和他见面不多，但比较投缘，算是朋友。其人有豪气，喜交朋友，在诗人中口碑颇好；下海经商以后，在书商中也有很好的口碑。默默也是个优秀的诗人，至今没见过面。李少君评论他们，本是好事。但李少君对“莽汉”和“撒娇”的评论，是以编造史实和篡改历史为前提的。为了说明李少君是如何编造和篡改历史的，我们首先还原历史，来看看真实的“莽汉”和“撒娇”派是怎样的。
关于“莽汉” 据“莽汉”诗人的自述，莽汉主义成立于1984年，其写作主张最早刊载于1985年春出刊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莽汉”创作理念的提出者和最早的实践者是胡冬，发起人为胡冬、李亚伟、万夏，其他成员还包括胡玉、二毛、梁乐、马松等人。胡冬、万夏1984年3月以后即退出，李亚伟坚持莽汉写作主张，并使其发扬光大，最终成为莽汉主义的主要代表和莽汉诗歌的集大成者。1986年以后，“莽汉”诗人中基本上只有李亚伟、二毛两人在坚持写作，如李亚伟所说：“到1986年夏天到来前，‘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 一种自称的流派已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 1987年起，主要的莽汉诗人李亚伟、二毛等正式加盟非非主义，作为流派的莽汉即融入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成为非非主义中有活力的一部分。1989年，李亚伟糊里糊涂误上一位廖姓诗人的贼船，被送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呆了两年，1991年恢复自由后，李亚伟即下海经商，成为一名成功的书商；主要的莽汉诗人梁乐、马松等也在李亚伟的庇荫下先后成为书商（二毛则成为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从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基本停止了诗歌写作。纵观莽汉诗人的写作历程，莽汉主义的主要活动时间为1984~1986年。它的兴衰起落皆系于李亚伟一身。
关于“撒娇派” “撒娇派”成立于1986年，成员基本为上海诗人，发起者和主要代表为京不特。首次刊登在“两报诗歌大展”上的《撒娇派宣言》是由京不特执笔的。“撒娇派”的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刘不流、男爵等。“撒娇派”有写作主张（见《撒娇派宣言》）， 但无刊物，也无具体的活动，其主要的意义是在徐敬亚主持的《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诗歌大展，以及随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的集体亮相。使“撒娇派”产生影响的不是它的诗，而是由京不特执笔写成的一篇《撒娇派宣言》，故而“撒娇派”是和京不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87年“撒娇派”主要代表京不特礼佛出家，随后正式加盟非非主义，“撒娇派”的使命也就正式完成了。后来听说“撒娇派”成员中有一位是默默的笔名，若属实，则可说明默默也是“撒娇派”成员，但不是主要代表——在同一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70页的“海上”诗群成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默默，可见，当时默默主要是作为“海上”诗群的主要代表的，诗歌界也一直把默默看作是“海上”诗群的主要代表。 默默的诗歌一直是很严肃的，似乎并不撒娇。翻开《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以作品代表“撒娇派”出场的依次为京不特、胖山、男爵、锈容、泡里根。这再次确认：“撒娇派”的发起人和主要代表是京不特，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京不特礼佛出家以后，曾在成都和我相聚一月有余，我们摆谈了很多，他给我谈了“撒娇派”参加“两报”大展的前后经过，给我看了他写的很多长诗，那些诗都写得很严肃，并不撒娇的。京不特说，在上海和他一样埋头写长诗的还有陈东东。离开成都以后，他每到一处都有信来，记得最后一封信寄自福建莆田，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我至今对这位诗歌兄弟怀着深深的思念之情。虽然“撒娇派”的诗歌创作并没有真正展开，但仅以京不特起草的一篇《撒娇派宣言》，已足以使“撒娇派”在当代诗歌史上留下它的名字。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莽汉”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其成员的写作和活动主要在1984~1986年间；1987年起汇入非非主义；1989年以后，“莽汉”诗人集体下海经商（无一例外），实现了又一次“莽汉行为”。“撒娇”派基本上可以说是由徐敬亚主持的“两报大展”催生的，在“大展”（包括随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上亮相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什么具体活动。1987年京不特出家和正式加盟非非主义，标志着“撒娇”派的完成。尽管2004年默默重竖“撒娇”之旗，编辑、出版了两期《撒娇》，但1987—2004这18年的断裂和巨大空白由什么来填补呢？又如何填补呢？
李少君在装模做样地给《李亚伟、默默诗歌合集》写“前言”之前知道这些情况吗？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不查查资料，或找人了解一下呢？对“莽汉”、“撒娇”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基本的了解，却要硬充诗歌批评权威，给别人写“前言”，这不是把批评视为儿戏，太缺乏职业道德了吗？看看“莽汉”和“撒娇”的真实历史，再对照一下李少君将一代人的经历描述为“从莽汉到撒娇”的妄断，不必深究，已可初步窥见李少君无视事实，信口胡说的行文风格了。
二、80年代的精神指向是“文化”，还是“身体”？
了解了“莽汉”和“撒娇”的基本情况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李少君是如何在他的文章中随心所欲，任意编造事实，篡改历史的。
李少君为了给他的亲密战友“下半身写作”寻找“身体源头”，不惜篡改历史，将“文化的80年代”篡改为“身体的80年代”。
李少君在他的文章中首先铺陈、论证了“莽汉”的“身体性”之后，接着抛出了他的总结性论点：“在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各种叙述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经常被描述成主要围绕所谓的两大派别‘非非’和‘他们’进行。其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后来看，真正展开和贯彻第三人代人诗歌运动精神和实践的应该是‘莽汉’，真正留下了记录和表现第三代人生活与反抗精神的优异诗作也主要是‘莽汉’”。 按照这样的观点：“莽汉”的主要特征是“身体性”，而真正展开和贯彻第三人代人诗歌运动精神的是“莽汉”，所以，“第三代诗歌”——进而80年代的精神标志不是“文化”，而是李少君所倾心的“身体性”了！
稍有一点常识的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精神氛围是“文化”——前五年是文化的复兴（准确地说是中断之后的承续、温习、补课），后五年是对文化的反叛！这种“对文化的反叛”在诗歌界表现为第三代诗人的“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组成部分的“莽汉主义”的精神及诗写方式，受美国60年代“垮掉一代”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这一精神及诗写方式（“垮掉”式的）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80年代诗歌的主流，这是由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所决定的。现在人们谈起第三代诗歌运动，总是强调它的破坏性，最多说它是对朦胧诗秩序的反叛，而很少看到它的积极的、批判的、革命性的方面。应该说，从表面的上看，第三代诗歌的“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包括“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确定”）好象是针对朦胧诗的，而在深度上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仅以非非主义的反价值理论来说，似乎它要解构和驱逐的是价值本身，而其真正的、首要的意义则是对伪价值系统（即体制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总清算。所以，就其本质的方面来看，第三代诗歌运动虽以“反叛”作为动力，但它的意义仍是文化的，是80年代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份。它的主体倾向不是“身体性”，而是“文化性”！
李少君为了否定非非主义和“他们”，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不惜编造历史，将80年代的整体性精神标志由“文化”篡改为“身体”，这不是牛头对马嘴，贻笑大方吗？
下面，我还给李少君准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不是由我的手，而是由李亚伟亲自打的。
李少君在文中煞有介事的说：“由于莽汉诗人大多主要将精力集中在诗歌领域，专注于诗歌和诗人本身的修炼……”
事情真象李少君说的吗？对此，且看李亚伟本人是怎么回答的——
“‘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莽汉主义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很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最初是吃喝和追逐女人……”
李少君的脸感到挨耳光以后的灼痛了吗？
还有李少君所说的“莽汉”诗人“……基本是以手抄和复印的方式传播诗歌”，也是他胡编的。这一信息的原始依据来自李亚伟《英雄与泼皮》中的一段话：“‘莽汉主义’诗歌是在其创作成员几乎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任何诗歌的情况下出现、发展并且成熟的，它们几乎全是通过朗诵、复写、油印到达诗歌爱好者中间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李亚伟谈的是1985年以前这段莽汉主义的“地下时期”， 而非莽汉主义的全过程（1985起，莽汉诗人已开始大面积地在各种民间铅印刊物上发表作品）。李少君在转述这一信息时“漏掉”了“1985年以前”这个时间界限，自然造成了对事实的歪曲。
就我掌握的资料，自1985年起，“莽汉”诗人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当时铅印的民间刊物传播的：除了大部分发表在包括《非非》创刊号在内的各期《非非》上，在《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汉诗》上都可以大版面的看到“莽汉”诗人的作品。如果李少君在行文时翻一翻我上面提到的这几种刊物，就不至于信口胡说，闹出这样大的笑话了！
三、非非主义和我本人“有意排斥”和“遮蔽”过“莽汉”吗？
李少君在他的文章中说：“在‘非非’、‘他们’操持的各类评奖、出版、年选、研讨会中，也有意排斥莽汉，或降低其重要性，将之边缘化，有意遮蔽……”
首先，李少君能告诉我：“非非”“操持”过哪一次、哪一种评奖、年选、研讨会？回答不出来。李少君一开始就在胡说八道。至于“他们”是否有意排斥、遮蔽过李亚伟，我无权评论。但说我和非非同仁“有意排斥”甚至“遮蔽”李亚伟，则一定是李少君大白天见鬼，睁着眼说瞎话！对当代诗歌的基本常识如此的空白，却敢对当代诗歌指点评说，我不知道是该佩服李少君的胆大不害羞呢，还是应该同情李主编的无知无畏？下面，还是让我用事实，戳穿李少君编造的谎言——
1）早在非非主义成立之前的1984年9月，在由我编辑的油印诗刊《狼们》的创刊号上，我便将
艺论 
图吧 
首页 > 文化堂 > 艺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