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版面关系，原文标题应为：《请看下半身终结者龚盖雄剥诗坛“搅屎棍”伊沙的画皮：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读伊沙的《唐》及其评论》，原文刊于辽宁《中国诗人》2003年第5期，以下是文章全文：
1、
伊沙的《唐》据说是一首“天才民主化”的“巨著”，我读后不仅觉得这些词语是狗屁不通，大而无当的空话，而且对伊沙诗歌写作力的丧失感到深深的惋惜。以写“下半身”闻名的伊沙，突然捧起了《唐诗三百首》，以呀呀学语的姿态，踏上了八十年代许多人践踏过的新古典主义的盲肠小道，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这次着实让伊沙狠狠地偷了一把。蘅塘退士闲来编出用以启蒙小儿的古诗读本，居然成了伊沙的救命稻草，说明伊沙的“下半身”路子确实走不通了。
笔者幼时也喜读唐诗，现在仍然在读。我深信唐诗是伟大的，但是这种伟大与伊沙对唐诗的剽窃和盗用无关。与其说，伊沙写《唐》是基于自信，不如说是他感到自己创作的危机和枯竭，使他不得不转向唐诗“进补”。《唐》说穿了，不过是一贯坚持寄生性写作的伊沙，在其创作走入穷途末路时，企图实现的一次写作突围，但结果仍然在寄生性写作的惯性轨道上转圈。如果说《唐》在伊沙的写作中，也算一个进步的话，它不过证明了，诗歌除了他醉心的下半身题材，还有其他的可写，比如盗用唐诗，拙劣翻译，然后再说几句反话……
2、
在对伊沙的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唐》进行具体评说之前，我先读了伊沙的几位哥们儿为他发表的哥们儿评论。中国诗歌批评平台的丧失和王岳川等指出伪诗流行的根源，起因于诗歌批评的小圈子化、码头化和胡乱吹捧的哥们儿评论的盛行。大概是因为《他们》诗群内部分裂，以及在与北京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中的“患难”交情，于坚往伊沙的头上堆积了很多在诗歌评论中前所未有，极少见到的大词和宏词，媚词和俗词。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中，于坚用了九千字来吹捧他这位铁杆哥们，并且自我吹嘘，而具体分析《唐》的文字，不到十分之一。请看于坚的颂词：“对体制化诗歌美学的挑战”，“对正人君子的道德感和意义系统的挑战！”“天才的民主化”，“天才唤起……”，“进入经典诗歌的子宫”，“复活历史于当下”，“中国当代文化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这些肉麻的吹捧，使我想起林彪吹捧毛泽东的用语，把林彪吹捧毛泽东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还有“最最……”和于坚前面的吹捧相比，其运思和用语都是一脉相承的。
3、
沈奇评《唐》的文章，多了一些学理性和具体性，表现了某种程度的严肃和分寸感，但是，受制于哥们儿批评的语境需要，沈的文章留下了一个极大的败笔，即一开始定性式的无原则吹捧。
沈奇把伊沙称为“口语诗歌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伊沙何许人也？贵庚多少？哪一年开始写诗的？听伊沙对别人讲，他在大学念书时，是读《非非》（伊沙说是一本黑白封面的）开始学习写诗的。伊沙在后来自己把自己封为中国十大诗人之一，自己批判自己，实则自己吹捧自己的文章中承认，他曾受过莽汉主义李亚伟以及于坚、韩东、扬黎、尚仲敏等人的口语诗影响，他怎么一下子成了“口语诗的始作俑者”呢？且不说五四新文学创始的白话诗就是口语诗，只从狭义的口语诗标准来看，伊沙都只是当代口语诗的儿子辈、孙子辈，而不是母亲辈。当代口语诗的始作俑者，不是某一人，而是很多人，即由1983年——1984年兴起的由《飞天》杂志推出的大学生诗歌，其标志是燕晓东、尚仲敏、封新城等为代表的大学生诗派。那时候，伊沙还在哪里？还在“始作”他的什么“蛹”？哥们儿吹捧吹过了头，难免闹出笑话。再说“集大成者”——大成，包括成就，还有数量和质量。且不说伊沙寄生性写作缺乏原创价值，单从数量、质量、成就来看，伊沙的那种自我重复、自我抄袭，每首几行，首首相似的下半身小诗，也很难构成什么“大成”的景观。这次沈奇是说慌了，还是说偏了？要说口语集大成者，于坚倒还有点象。这个吹捧放在于坚身上，虽然是哥们儿吹捧，笑话还不至于闹得这么大。在“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话语权争战中，曾有“民间”方的人，暗指“知识分子”方的某人，利用协助导师撰写《当代文学史》之际，把自己的名字作为私货塞进《当代文学史》，“民间”方暗示的某人，在80年代确实名不见经传，少有作品，在某部《当代文学史》中却大放光芒。“民间”方的指责，曾引起我的同感。现在看来，如果由于坚、伊沙及其哥们儿来写中国文学史，于坚、伊沙一定会是自《诗经》以来，几千年中国汉语诗歌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如果他们有可能染指世界文学史的编写的话，伊沙一定是世界后现代文学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而于坚如果不成为全世界现代诗歌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是满足不了他一贯自吹自擂的功利胃口的。
4、
这篇文章本来是可以不写的，因为批评需要尺度——而于坚、伊沙等人是不需要尺度的，他们可以凭哥们儿义气胡吹一通，只要是他们圈子中的人，他们可以把狗屎说成黄金，把庸才说成天才，把剽窃说成创造。明明是下半身写作的媚商、媚肉、媚权、媚俗，偏偏要说成是“舍得一身剐”、“铁肩担道义”的“血性诗人”；明明是逃避政治，逃避当下现实，躲进下半身的自虐式痞子写作，偏偏要说成“真正坚持了知识分子立场”；明明是跟着痞子王朔贬低鲁迅、践踏鲁迅精神的“搅屎棍”，偏偏要说成继承了鲁迅精神，是鲁迅的“杂文性格”……于坚等人的“哥们儿评论”和他们的自我感觉一样，是没有尺度的。记得前两年于坚曾把周伦佑为之大面积修改作品的一位前非非写作时期不重要的成员称为“天才”，由周伦佑一字一句修改润色并命名标题的诗作自然成了天才之作。周伦佑曾就此事开玩笑说：“这种廉价的‘天才’他们需要多少，我可以为他们制造多少。”
5、
我说伊沙的《唐》是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是有我的依据的。伊沙的写作，从来是寄生性写作。所谓寄生性写作，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有前文本依托和有前置话语框架的；所谓的创作，不过是对这些“前文本依托”和“前置话语框架”的引申、改写和完成。而真正的原生性写作（即原创性写作）是独创的和无中生有的，是没有前置话语框架的。如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变形蛋》、《刀锋二十首》等。相对于原生性写作，再生性——寄生性写作则必须有情景依托，互文依托和前置话语框架，远远脱离了生命体验的真在和艺术创造的本义，是写作本原性、根源性的匮乏和缺失，也是个性人格的匮乏和缺失。伊沙诗歌的情景依托主要来源于甘肃出版的《读者文摘》（现已更名为《读者》）大量刊登的外国小幽默。已有论者揭露出伊沙的代表作《结结巴巴》的句式、句型和全诗的灵感，实际上来源于一首港台流行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请看：
“明明——白白——我的心”
“结结——巴巴——我的嘴”
用诗歌写作的专业眼光来看，这种从语感到句式、句型的全方位摹仿，是致命的硬伤。但是，于坚却要把伊沙的这首诗吹捧为“从鲁迅的呐喊到伊沙的结巴，这就是历史”。并且以此攀比金斯伯格的《嚎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伊沙寄生性写作是一贯的，比如《北风吹》的前置话语框架是“白毛女”的故事，《叛国者》的前置情景框架是一位叛国者的故事，《诺贝尔奖：永恒的答谢词》的前置话语框架是诺贝尔。被于坚吹捧写放屁的另一首诗，此屁诗如下：
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所见到的最简单的情景/它不是一座雕像/也不是一面旗帜/是我们高高蹶起的臀部/制造的声音/意思是：“不！”
其前置文本是刊登于《非非》一九九二年复刊号卷首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一段话：
“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在伯罗奔尼撒山上所见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雕像，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
这样的再生性写作的寄生性是不言而喻的，要说“始作俑者”，伊沙可以说是这种毫无原创性的寄生性写作的始作俑者。要说“集大成”，《唐》可以说是这种近乎抄袭和盗用唐诗诗句和意境的盗版写作集大成之作。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整首《唐》中，除根据某句唐诗的意境说出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反话、引申话和并不可笑的俏皮话之外，直接被伊沙原诗原句抄进他的《唐》中的唐诗就有137行。而根据唐诗拙劣意译的有212行，总共抄袭了350行！不仅整首长诗的意境和情景全部来自唐诗三百首，而且其中的几乎每一节，每一行的情景和意境都是从唐诗中引申出来、再生出来的，说《唐》是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实在是一点也不冤枉伊沙。2002年，我到西昌访问周伦佑时，曾读到过当地一位三流诗人用调侃的语言翻译《唐诗三百首》的作品，远胜伊沙多矣。从诗的结构来看，《唐》的结构十分零乱、拖沓，不过是由若干缺乏才情的片断拼凑起来的，这表明伊沙根本就缺乏写作长诗的才能和功力。伊沙量体裁衣地做一个有点个人风格的小诗人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儿，何必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呢？
下面，让我们读一读“尾大”伊沙的天才之作。
6、略
7、略
8、
《唐》已造成中国当代诗写作中最大的一桩剽窃古人案。请看看以上伊沙改写唐诗，剽窃唐诗的下半身“样板诗”和江青改写别人的原作,原剧而据为己有成为“旗手”的“样板戏”到底有何区别？和学术腐败中明目张胆引用别人，改用别人的论文有何区别？伊沙《唐》中卑污不堪的对古人亵渎的流氓句子，比如什么“骚骚的李白，去操月亮吧”以及对皇权的崇拜态度，把唐诗中真正精彩的原创个性，精神反抗性，人民性和祖先对汉语言苦苦推敲锤击的思想性，以及对万物存在玄远体贴的神圣性等优秀慧启一笔勾销。对亡灵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难道古人已死，就能任由伊沙们用下半身侮辱吗？
9
说来也怪，伊沙在诗歌界受到关注靠的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原创写作，而是靠的下半身题材，咒骂名人和商业炒作，外加拉着《女友》的裙子，借编《文友》的发稿权利网罗一批小青年为他唱赞歌。《文友》停刊，树倒猢狲散，那些过去吹捧伊沙的小兄弟转而开始骂伊沙了，伊沙的衰运从此开始。从表面现象上看，伊沙衰落仿佛是因为下半身兄弟反目造成的，其实是他本身创作危机导致的结果。文学史有一条铁律：靠骂人和自我炒作扬名的人物，其名声往往高开低走，一路下滑，最后被人遗忘。在伊沙扬名的三大法宝中，除骂名人和商业炒作外，下半身写作是他最拿手的绝活儿，过去读伊沙的诗，总觉得很脏，卑污不堪。这种诗风被他的小兄弟用“下半身”写作盖棺论定，伊沙也最终以“下半身”写作者确定其写作身份。周伦佑一针见血地将“下半身”写作定义为“体制的下半身”，指出伊沙等人与体制的共生关系。网上有人将体制下半身写作斥为“体制裤裆里的阴虱”，这虽然刻毒了一些，但十分准确地画出了下半身写作作为体制寄生虫的形象。正是体制的腐败导致了下半身写作的产生，故而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不过是体制的腐败在诗歌写作中的延伸。一九八九年之后，伊沙说中国诗歌界只有他这个男人雄起了，读读他的全部作品便知道，他勃起的只是他炫耀的那个充血的“把柄”，而萎缩的却是他的精神和人格。现在，他想借助唐诗的梯子，爬上去为自己的下半身形象贴金，结果，从梯子上摔下来，闹了个大笑话。《唐》对伊沙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宣告了伊沙艺术生命的死亡。
2003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