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从文学现象分期划分的角度，将“后非非写作”作为非非主义文学整体特征的一个阶段性概念，是根据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界限。在《非非》（2001）论著中，“后起”这个词语，事实上是对90年代初期到二十一世纪开端所展开的历史时期的概括。这个年代界限之所以成为非非主义文学重要转折的衡量尺度，在于：90年代所包含的社会激变对于民族、个人和观念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即社会层面的历史转变，广泛地影响到文学领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写作观念与意识激变得最分明的一个时代。一是因为在与80年代的对比和参照中，来确立新时期的走向，二是因为对90年代面临的现实处境做出了积淀性的深入思考。这两个因素，对90年代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主要表现为非非主义文学对9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观念的反省。1992年《非非》复刊号“红色写作”提出的论断，旨在结束当下的“伪先锋”文学——白色写作的局面，在国内文学界率先揭示了中国先锋文学所存在的症结，并对文学的先锋走向这一敏感问题，做出了建设性的解释，申明了“深入骨头和制度”的先锋写作原则，以及将中国先锋文学的有效性纳入现实历史语境来衡量的宗旨。这表明，非非主义文学已经在自觉调整其思想艺术目标偏差进程中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存在的伪先锋话语和所形成的新体制方式，必然是阻碍先锋文学发展的首要因素。
从非非主义文学所反省和修正90年代先锋文学的主流概念来看，“后非非写作”的命名，才真正能代表非非主义文学演化到90年代所重建的价值和位置（因为80年代初创的“非非”，其理论主张的平台，显然超出了其创作的范围）。可以说，“红色写作”观念在“反价值”逻辑推演下，变构了非非主义文学整个的外部和内部，即“非非”到后起的“非非”这一时间和内容上的间断与连续。正是由于非非主义文学将自我变革对应到整个90年代这一历史环境的变迁之中，非非主义文学才对其先锋方针有了高度的自觉选择性。为此，“红色写作”明确目标的提出，不仅加大了对先锋文学目标和进程的影响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融会了“五•四”新文化，“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以来的变革精神，并发展成二十世纪末文学最激进的写作力量和新的起点。我认为，进入90年代，首先是因为“红色写作”这个背景上展开的文学事实，让中国当下的文学环境发生了转变。无论是90年代各种文学倾向的分化和重组，还是最终归于某个范围的“圈子写作”，都没有超出“红色写作”对当下文学所界定的变革范畴。
以1992年为界限，“红色写作”将当代先锋文学主流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一阶段。表现出：文学对形式的变革给予极大关注，包括各种程度和范围的文学论观，艺术方法的模仿，思考和探究。在创作上，更多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资源作为动力和组成因素，整个先锋主潮是指向艺术形式层面的。当时“第三代诗歌”最集中表现的先锋倾向可以涵盖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状况。而非非主义文学又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和推动力的核心构成，为80年代的先锋运动提供了“三还原”和“反价值”代表性文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并完全超越了“朦胧诗”时期艺术方法上的局限，特征是：对“怎么写”的自觉变革意识。90年代初期到二十一世纪开端为第二阶段。这期间，“红色写作”在创作层面上推进了一种对“内形式”的全面探索，提倡以智性与感性综合的诗歌创作手法来摆脱单一模仿西方文学的模式，并力图让汉语本土的创作因素成为其主要支配力量。但“红色写作”在第二阶段的重大影响，更多体现在文学主题的激进转变上，使文学与现实处境的关系认识发生了标志性的转折，并在创作方向上揭示了这一变化的时代根源。“深入骨头与制度”这一主旨成为“红色写作”否定伪先锋文学功能与性质的代表性界说表达了非非主义文学后起阶段对人的精神性建构和生存事境的极度关切，进而强调了文学要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和历史切身问题。这一论观，不仅反叛了当代伪先锋文学的“滞后”状态，而且指出：“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旁观介入”和“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模式，已经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广大领域丧失了其先锋的言说地位。在90年代转型的敏感时期，“红色写作”作为一个先锋群体的立场，心理和思维方向的划时代特征，其与时下文学决裂的勇气和胆识，是继“五四”新文学、“朦胧诗”以来，最富于挑战性的。因为它第一次将视野转向了：决定人们生活命运的现实体制和历史格局；它将生存的挫折、磨难所获得的现实体验，还原到终极源头的现存“制度”中，并且认为：个人的生命形态必然与现实秩序发生某种“价值”上的冲突。从而“红色写作”以重续80年代非非主义文学为中国先锋文学代言的变革地位，从90年代初期纵深的历史跨度上，来把握汉语先锋文学，以至新人文理想的重构过程。“红色写作”在两个阶段的划分，也必然突现了非非主义文学前后两个阶段在承担对时代发言的重要划分。实质上包括了中国整个先锋文学运动的两个重要划分：由80年代不成熟的“先锋”创作变迁到90年代相对成熟的“先锋”创作，两个阶段文学主张的差异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尤其后起非非文学的“红色写作”在90年代作为与“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悖逆的全部主张，更是标志了这种差异的存在。第一，“红色写作”既不同于被体制文学接纳的“民间写作”，也不同于被体制文学利用的“知识分子写作”，因为这两种写作都是体制文学标尺下“多样性理解”的文学。第二，“红色写作”在中国当代先锋主流文学语境里，始终处于自足的地位，始终在现行体制规范之外保持自己的创作观念和立场。
我确认：90年代的大分化是非非后起阶段发生变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时期，文学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使整个90年代文学环境与80年代产生了两个根本性的断裂。一是文学主题的断裂。80年代变革的文学主题仅仅存在于相对表层的社会批判与反省，而90年代非非文学则强化了文学要“深入骨头和制度”的基本取向，并作为一种具体的先锋样式，在与主流文学的悖逆中，得到深入的实践和展开。1992年《非非》复刊号向文学界强烈地显现了这一事实。二是文学价值的断裂。80年代扩张的模仿倾向，让整个先锋文学的价值发生了混淆，模仿西方的文学形式代替了所谓激进与变革的文学形式。而90年代非非主义文学表明了以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族化写作宗旨。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90年代重新提出来，是因为针对90年代普遍存在的文学风貌。非非文学认为：“当代文学的价值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和评价在中国本土上实现”（《非非》2000），面对普遍“西化”的文化立场，非非主义文学首先要指明的观点是：“从关注外部转而关注自己，建设自己，把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力收回来”（《非非》2000）。因而，我认为，“本土文学”在90年代被非非文学再次提出，是具有其独立的阶段特征，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发展的90年代的新时期焦点，尤其在先锋文学处于低潮的90年代，这个问题更具有时间上的针对性。鉴于对文学跨时代的迫切反思，非非主义文学对90年代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文学做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界说，其界定的内容开始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学创作以至整个文学未来的思考方向，这就是《非非》2002年提出的“体制外写作”的理论主张，它独立地将文学与文学体制的关系视为文学发展与制约的关系，并将其反省和批判的层面提升到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方面，非非主义文学认为，文学的基本方式和内容，不应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标尺的制约，而应实现对文学本来自由的恢复。另一方面，文学本身的价值准则只能来源于文学本身，而非外部意识形态的判定。“体制外”重视的是一种自由性的文学归属与文学本位的空间。应当看到，非非主义文学对“体制外写作”的关注和全力倡导，主要针对：一、“五四”新文学以来对各种束缚文学的因素的反思；二、90年代以后文学日益丧失先锋特征而走向体制化的创作现实。为此，“体制外写作”既是一种历史的反思，也是关注未来文学命运的诉求。我可以预断，“体制外写作”的理论，在文学观念和方法上，引领性地划分了一个二十一世纪开端的文学的先锋尺度。从而，“体制外写作”命题在总结80到90年代文学现状的基础上，对二十一世纪先锋文学的总体方向做出了估计，并根据文学形态的自由性标准，第一次划分了“党的文化”与“文学本体”之间的界限。这种划分，旨在证明非非主义文学主张清理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沿革的体制化线索。这种主张的先锋特征，一是表现出超越西方观念的影响，二是表现出对文学走向自由形态的开创倾向，具体集中为三点：一、反对体制意识形态对文学创造权和阐释权的绝对宰制。二、反对体制意识将文学作为物质利益手段。三、反对体制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喻教化。由此，“体制外写作”的论旨，在当前，被表述为后非非写作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推进“反价值”变革的突破点。
概观非非主义文学到后起阶段的近20年文学历史，即“反价值”、“红色写作”和“体制外写作”三大理论命题关联呈现的时间纵向，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开端中国先锋文学运动主流的历史框架。在这20年中，非非主义文学每一时期的理论主张，都会使中国先锋文学的现实写作实践发生深层、甚至是深远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非非主义文学的理论主张一直观照的是中国本土的先锋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成型并非横向的借鉴西方，它是在中国先锋文学具体实践环境中，与历史相互渗透的产物，它始终在与传统文学形态的悖逆中，包含着没有到来的探索因素。从80年代、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开端文学创作的历程考察，非非主义文学运动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学环境中，构成了文学实体性探索的、成系统的内容，并主动推进着先锋文学的每一转折进程。我从三个方面概括：
(一)现实介入；(二)文本介入；(三)价值介入
一、现实介入
非非主义文学后起阶段针对90年代文学转型的新时期，开始作有意识的全面调整，包括文学主题，形式上更大的转变等。整个写作形态普遍倾向“时代的潜语境”（周伦佑语）这么一种新的文学。其中“红色写作”与“体制外写作”作为双重写作形态，应对了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重大变化，为此，非非主义文学后起阶段将80年代确立的先锋规范进行了首先是内容上的修正。将文学对现实关注的必然性纳入了整个后非非写作的主体思考范围，尤其在“写什么”这个向度上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和精神准备，其中对现实关怀与现实思考的深度转向，表现出空前的超越性。因为，后非非文学认为：90年代以后的商业意识社会环境，致使文学的现实认识发生了变化。生存的个人与文学的生存关系成为了写作的转折点。因而，人文价值与生存的现实必然要作为人类的永恒存在而在每一个时代凸显出来，不回避现实的意义，就是不回避人文的价值，就是不回避人的永恒的存在本体。现实既是过去，也是未来，它作为一种避不开的实在，迫使我们的写作与思考也成为它的一种表现方式。为此，我们在现实的写作中也延续了现实的某一部分。从而，后非非文学还认为：文学的基本方式往往被现实处境所决定，被人生永恒的基本存在所决定。因此，介入现实的文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介入文学的现实。事实证明，90年代转型后的社会现实，也就是整个90年代后写作的现实。比如，对生存哲理，历史感，现实关怀和批判，广阔人生精神性等问题的思考，已成为后非非文学介入现实的主要参照。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就是以个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处境来体验整个人生的历史构成和形态，包括具体的人生冲突与人性经验。这里，人性的展开成为后非非文学标志性的写作主旨。与80年朦胧诗处理现实的文学相比，后非非文学更勇于揭示决定生存处境与命运背后的“体制”与“体制意识形态”的深层现实，这就使后非非文学的介入意识具有了比任何国内先锋文学实体都深刻的独立姿态。因为，后非非文学看到了国内的“先锋文学”实体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合法的“体制文学性”。于是，在文学表现对象的把握上，后非非文学始终考虑了对“体制”拒绝的终极写作指向。具体有三个方面：一、介入当下现实的生活本质。二、介入当下现实的制度反思。三、介入当下现实的严峻和时代取向。以上后非非文学对现实介入的重新审视，明显带有对“五四”新文学到二十一世纪开端当代文学必然趋向的敏识。“介入现实”的提出，既是应对整个当下时代的大语境，也是后非非文学独自担当中国本土性先锋思考与实践的最终证明。我们之所以说的非非文学具有先锋的开启性，在于肯定它能预先把握时代文学的未来走向，在于它能体现一种现阶段没有的总体的本土变革精神。后非非文学的“介入现实”观念，既不参照西方的事境和国情，也不前续中国历来传统反映现实的文学主张，而是一种以当下中国本土现实为基础的广阔人生历程的普遍认识，即对“现实”、“历史”、“本土”三个层面关于人的价值的认识。后非非写作从1992年以来的大量作品已表明了这一认识倾向和创作努力。被称为“介入性”的作品有周伦佑的《刀锋二十首》、《变形蛋》、《遁辞》，陈亚平的《为生存所思》、《命运》，蒋蓝的《黑暗之书》、《异端的宿命史》，陈小蘩的《正午的黑暗》，龚盖雄的《愤怒的遗产》、雨田的《国家的阴影》、童若雯的《拯救》、袁勇的《蜂巢》、孟原的《小镇》，已成为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创作文本。
后非非文学提出的“介入现实”的诗歌主题明显区别于80年代的“文化精神”的主题内容，也区别“90年诗歌”对于“日常生存经验”的描述内容。后非非文学更关注的是：人性的精神复杂性与现实生存处境之间的关系。为此，后非非文学关于“介入”的原则界定是：一、对个人自由精神生存空间的追求；二、关怀整个民族的现实和历史处境下的“制度”命运；三、提倡一种民族渊源的道德力量；四、对人的权利的追求；五、对体制压力的直接抵御。后非非文学这种“介入”观和写作态度，是80、90年代的诗歌所不能并论的，可以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后非非文学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批判主张才发展到“后阶段”——即周伦佑说的“后极权时代的批判”，而后非非文学作为这个批判时代的主体，保持了充分的引领性与独立性。
二、文本介入
周伦佑在《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一文中指明：“80年代诗歌可以说是极端形式主义的”。这段论述反映了80年代文学——主要是诗学倾向和写作形式上的不成熟，所谓“极端形式”，我认为主要是模仿西方文学的极端化倾向。一是因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放”与“后现代思潮”时间上的吻合，二是因为“第三代诗歌”急迫要取代“朦胧诗”而在形式上走向极端。正如周伦佑论述：80年代诗歌“这种对语言的专注导致了对诗的更本质方面的忽视和遗忘，使许多诗沦为轻浅语言游戏和语感训练。”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以非非主义文学为开端，“破除‘语言中心论’”成为周伦佑进一步强调的90年代的诗歌变革主张。他重申：“不是以语言为目的，而是以诗为目的；不是语言纯化诗，而是诗纯化语言——诗是使一个种族的语言得以纯洁的唯一的可能和保证！”这种要求诗突破语言狭小层面，要求诗涵括语言的观念，就是我说的后非非写作的“文本介入”的状况，具体指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开端阶段，侧重的是对诗的本质的思考，在诗与语言形式的处理上，强化的是诗自身对语言的介入和提升。认为诗歌是语言格局的主体施动者；诗作为源头性的“价值本体”赋予语言以各种形式的派生价值。
“诗中心”观念在90年代初期到二十一世纪开端的后非非诗歌写作中，一方面表现为对“表达的形式”（周伦佑）的看重，另一方面则对诗自身审美上的依据作出新的探索，即对诗本质的进一步或多层面的观照。总结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开端阶段，后非非写作“文本介入”的诗歌写作主张具体概括为几种类型：一、诗歌中智性与感性的综合平衡。周伦佑根据他作品中的基本诗学特征，总括为1、语感与语象的平衡；2、感性和智性的平衡；3、现实与超现实的平衡；4、整体与细节的平衡。比如《变形蛋》正是从上述的诗歌方法中寻找诗歌特质和话语方式，这和周伦佑在90年代所处理的诗歌形式，能构成一种协调和自觉强化，当然这种诗歌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因为周伦佑看到80年代的艺术手段与90年代题材表现方式上的需求，出现了脱节，所以他转向了对诗自身的本质方面的思考。此外，《变形蛋》在创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对诗歌文本进入“后设写作”范围的重要思索，反映了他认为“诗歌创造性”受到若干限制，而面临新出路的写作现状，这极大地推动了他关于“后设写作”诗歌方法的构成。总体上看，周伦佑的写作方式，仅仅用“解构式写作”或“综合性写作”并不能完全得到解释，真正能揭示其写作意义的，是他自己命名的“后设写作”这一崭新方法。从具体作品来看，《头像》、《想像大鸟》、《看一支蜡烛点燃》、《与国手对奕的艰难过程》、《战争回忆录》、《变形蛋》等是典型的“后设写作”作品。所谓“后设写作是周伦佑在写作《变形蛋》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可以说是对周氏写作方法的命名，周伦佑将这之前的写作都归为“前设写作”。按周伦佑的划分，“前设写作”可分为“结构的前设写作”和“解构的前设写作”。在“结构的前设写作”中，写作不过是作者按照自己预先设定的主题、人物、事故、情节等整体结构而展开和完成的；而在“解构的前设写作”中，所有的消解策略都是围绕写作者拆解的一部作品中由他所设定的某个中心、某个主题、某个结构而展开的。“后设写作”的不同在于：它在写作之前，没有预先设定的某个主题、人物和场景，也没有某个预先设定的供写作者在写作中拆解、消解的主题中心和结构。“后设写作”的前提是无，是什么也没有。作者在写作中呈现的某种事物和思想，是被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点发现，一点一点呈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是“后设写作”的全部，“后设写作”的“后”还体现于：对所发现和呈现之物的消解。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即解构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解构。
第二种类型是：汉语的视知觉写作。这方面，陈亚平所获取的认识，主要根据汉字语象——“形”的视觉和知觉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直觉思维状况。他力图将汉字语象产生的感官现实作为诗歌体验的领域和方式。事实上，这种以语言直感思维形式为主体的诗歌写作方法，必然这面临着“语言中心论”问题。为此，陈亚平在近年的写作中，已经将“视知觉写作”的语言形式演化为：服从诗本体升华的形式基础，从而达到语象与语义的完美平衡。这种平衡的表达是陈亚平在《河滨茶馆》、《群众在面馆进餐》、《公社旧事件》等作品中力图显现的。“视知觉写作”在服从诗歌总体提升的前提下，具有对客观物景特征写实与感应的层次区分，有助于在表达诗歌主题时，增强其感性状态的功能。这种艺术手法，获得了一个以独特语言敏感力表达诗歌的“应有位置”（周伦佑语）。认同“视知觉写作”的诗人，还有孟原，他的《鸟的系列》表现了对语言的不同探索。
“开启后非非写作重要方面”（周伦佑语）文本中，蒋蓝的《黑暗之书》以发言者的身份，表现了：在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解读和思考中，朝向某种思之纯粹的写作倾向。他的《异端的宿命史》在文体形态上，体现为思想性的诗意叙说与情感经验介入的统一，使他作品汇入了大量的哲理意绪和事物形态、气氛的抒情主体。其中《火焰之书》、《玫瑰之书》力图在确立诗歌思之本的方向上，展开对诗歌和随笔体裁其典型化的“寓理性”功能。他的《葵花之书》重视扩大诗歌的体验层面以及个人心理世界中的现实，其描述的视点，多以特殊事物某种功能的观照作为意旨象征。如《黄金之书》中看不到其象征所依循的托附体，显然他有意识地制造出象征到被象征物之间的多种解读空间。这属于侧近思想展现的另一类艺术取向。
以内心境界为主要取材范围的陈小蘩，构成了变革“女性写作”模式的另一类型。1、她超越了普泛化肉体经验的女性写作视野，将诗意的提取根置于形而上的精神境地。2、她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现实追问角度，尤其是对体制事境与心灵生存处境的深入揭示，使她的创作脱离了国内女性写作普遍缺乏批判向度的狭窄范围。同时，陈小蔡在保持80年代早期“纯语言”写作风格的基础上，近年又拓展了抽具象结合的诗歌文体。如《精神境象》，着力建立一种“思考的诗”。其次，陈小蘩在心灵境界描述的方式上，不同于其他女性作家，她善于发掘一些很感性的古汉语句式来传达抒情中进行深虑的冥想素质。如《正午的黑暗》，体现了她驾驭母语美感的成熟技能。
龚盖雄是偏向“原生性”诗歌写作类型的作家。他在《神话宝瓶》中，确立了“独词性写作”的诗歌手法，旨在打破一切传统构词法的基础上，对词句的新组构进行可能的探索。其次，他主张在诗歌写作中，应对诗歌主体进行消解，从而让诗歌写作与过程成为一种认识上的自足体。如他的《一只灯蛾停在我的拳头上》。在诗歌方式上，龚盖雄坚持认为，诗歌应对存在的历史主体进行消解，即取消时间因素，如《一个老人，另一个老人》。这几个方面，可以概括龚盖雄处理诗歌形式的创新努力。
上述概括的具体文本类型，基本上反映了后非非写作“文本介入”自觉意识的总体面貌，并可以看到其文本创作所共同存在的变革特征。包括：一、语言方式的变化。周伦佑在《变形蛋》中推进了语言变构的历程，“将诗歌的语言和结构从生存论层位提升为本体论的存在”（《非非》2002）。陈亚平对汉语视知直觉思维的方法论强调，提供了诗歌语象上变构的可能性。二、结构方式的变化。《遁辞》和《变形蛋》是周伦佑对诗歌结构进行变革的标志性作品，他对诗惯有结构的自足性提出了质疑，重点开掘了一种打破人类惯性思维模式与阅读习惯、方式的“任意结构”和“变位结构”，增强了诗歌解读的不确定性，陈亚平在《诗歌白皮书》中也尝试了一种现实场景与精神场景互通的“复述结构”。三、题材的变化。周伦佑认为时代的大语境“要求作品在主题中心上侧重围绕现实层面来确定。这种情况，既是“朦胧诗”以来诗歌揭示现实生活的延续，也是90年代后文学重大转变的时代需要。因为，后非非文学已经关注到文学主题的转变就是非非文学价值趋向的转变这一核心问题，所以，其主题确立的重心必须根据相应的价值立场来呈现。比如周伦佑的《变形蛋》，蒋蓝的《酷刑及其他》，袁勇的《词语的解放》、邱正伦的《冷兵器时代》，雨田的《乌鸦城市》，黄懿的《接近蝴蝶的方式》等作品都自觉获取了主题的时代性转变的敏识，使其选题的尖锐视角体现了时代阶段本身的真实面貌。我认为，后非非写作在确立主题的转变上并非是一种写作策略，而是二十一世纪文学大背景重新奠定了非非文学价值确立的时间条件所致，这事实上扭转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其主题偏重于时代表层的浮泛倾向。
作为结论性观点，我归纳后非非写作对于“文本介入”涵盖的几个基本问题。（一）后非非写作对文本的“介入”，是指：非非主义文学具体确立在90年代初期以来对所有先锋文学探索层面上的新起点，它在对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否定的基础上，将非非主义先锋实质性所代表的文学方向，认定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主流方向，并对这一起点的创作理念、理论批评、探索层面及写作策略作了深入的展开。（二）这个文学新起点所产生的创作实绩，包括什么更新的创作方式和程度，来填补当代先锋文学的空白。后非非写作不仅“介入”了“写什么”，而且“介入”了语言方式、结构方式、文体方式的转变。（三）后非非写作的“介入”在与80年代、90年代、二十一世纪初文学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引领时代没有形成的变革趋势，从而确立未来的价值。（四）在清理和批判伪先锋创作文本的前提下，提供真正本土先锋标准下的创作文本，并超越西方和国内文学体制的规范。（五）创造新的审美方法与体验的可能范围和自由空间。这一点，非非主义文学始终强调将文学的探索深度放在首位，包括“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重心。这一主旨下，后非非写作群体已作出了有效的实践。其代表是周伦佑、陈小蘩、陈亚平、蒋蓝、龚盖雄、袁勇、雨田、余刚、刘翔、童若雯、黄懿、邱正伦、孟原。
三、价值介入
我表述的价值介入，是指后非非写作与当前中国先锋文学真正价值不割断联系判断的和确认，展开和延伸。回顾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文学发展进程的中心问题，可以说，还是一个真价值呈现与伪价值混淆的时代交替问题。由于这个时期文学实体不同的价值立场，决定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文学所做的工作和认识上的取向。当前，后非非文学之所以提出以“价值介入”作为整个中国先锋的努力方向，在于认识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所存在的价值混乱。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整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所建立的文学“价值秩序”，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创作绩效方向予以清除。整体上看，进入90年代之后，整个文化思想界都在社会转型时代进程中趋于：观念上复归保守，对“转型”现实的看法和态度，成了文化思想界最为敏感的立场问题，并由此对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的制约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说，产生了消解作用。
具体反映在诗歌领域中“知识分子写作”群体言说的创作观念与创作方法中，这一文学群体在整个先锋文学思潮受到因社会转型而削弱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对80年代激进文学主张的否定论旨，最有代表性的是质疑“八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危机”这一论点。就这一问题的提出，来确立“知识分子写作”对90年代文学历史权威话语的依据。这无论从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事实本身，还是从历史还原的角度来说，都不能成立。实质上，“知识分子写作”在对80年代文学否定的前提下，目的是：全面建立一个“90年代诗歌”的价值中心。其纲领性的文本《语言：形式的命名》，孙文波、张曙光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使“九十年代成为一个诗歌发现的年代”这一价值上的确认。然而从“知识分子写作”提供的创作实绩来看，除了西方“翻译体”文本迹象显著外，什么也没有。他们主导的“叙事性、反讽性、戏剧性”艺术手法，在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已经大量进行了实践和拓展，并非是90年代才“发现”的艺术方式。因而，后非非写作面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伪价值中心，必须承担性地介入对它的价值清理。基于这点，非非主义早在80年代由周伦佑提出的反价值理论，已在逻辑上针对了这个新时期的文学价值问题。他指出：“由于伪价值的存在作为一种词语事实已经形成一个模仿系统，生产出更多的模仿者。伪价值为思想专制服务，并以权力为其背景这点，使它成为创造的敌人”。非非主义文学反价值的论观，之所以直逼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伪价值中心，意义更在于：非非主义文学从当代文学形态的根基上，认识到了“专制文学”作为伪价值的源头作用。这个源头既是制约文学自由创造的源头，也是赋予价值以虚无性的源头。因为，非非主义文学始终坚持认为：（一）文学体制本身是权力等级的符号化。（二）文学体制内确立的价值位置等同物质利益的获取位置。（三）体制文学界定的价值不能取代文学自身律定的根本所在。从上述论述可知，后非非写作提出“价值介入”，本质在于：关注以文学体制外的写作价值，来解决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发展自身的价值呈现问题，即自由独创的文学呈现性问题。无论是价值的创造，还是创造的价值，都体现为：在场着去经历缺席。值得重视的是，后非非写作倡导的“价值介入”主张还包括另一个层面，即从先锋文学前沿位置的文化，思想建构中转向自我价值的建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建立自我评价的价值实现形式。（二）改变文学的价值结构。从非非主义文学80年代以来参与先锋文学的探索进程，到90年代以后进行先锋文学的重构过程，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先锋文学价值体系的建构，阐释和认识。
200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