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自由思想十诫”，其内容是——
　　
　　　　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
　　　　不要试图隐瞒证据，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
　　　　不要害怕思考，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
　　　　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家人，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
　　　　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
　　　　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相信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
　　　　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
　　　　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 。

这个训诫指涉范围十分宽泛，最后还有对处于困顿窘迫中的思想者的安慰和布道，等于它在告诉你：自由的面包总会有的。围绕思想者、集权者、接受者三个向度而展开的域度，其实也是思想存在的广度（思想存在的深度不在之列）。我们可以把罗素的“自由思想”理解为“自由状态下的多元思想”，而不是纯粹为了“自由状态”的单一思想。因为自由的环境固然可以孕产自由的思想，但是极端的环境同样可能激发极其锐利的思想。在我的视界里，我对前者充满憧憬，对后者痴醉神迷。置身于后集权时代的思想者，面对“无物之阵”发起的破釜沉舟式的冲锋，是为在僵滞的意识形态的铁幕上展示锋芒和硬度，往往以不宽容、不自由的形态而忘情出刀。这固然是一条险路，他们可能因此而背上铁板钉钉的骂名，还可能一击不中，全无退路。其力量一是来自于环境对他们的步步威胁，二是来自于他们心脏的暴乱。

在我看来，思想的存在方式一直是思想者甚乎关怀的大事，其严重程度超拔于生死之上。而一个人的思想得以存留的形态不外乎有三种机变：即被御用的姿态、被误读的姿态和因反抗体制而得以存在的姿态。

在思想史上，个体思想与被御用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暧昧关系。这类似于半推半就式的扭捏，并深含价值期许。某种思想能够被意识形态“相中”，一般来说，是遵循了“八分赞美，两分批评”的古老进言基调，这种“小骂大帮忙”的策略是任何体制也乐于接受的，这两分批评还必须是不伤筋动骨的，但很多所谓的思想者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一片忠心而不惜肝脑涂地，最后一头碰死在体制的门柱上。体制被这种赤胆忠心的动作所感动，就看看这个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出于对死者的抚恤，采纳几句无伤大雅的话并不失为一种礼仪，于是，这两分批评被纳入体制庞大的整齐划一的基石里，无碍观瞻。它还能够被后人提及，恐怕更多的是在于言者那种对青史的亡命冲刺之举。这就是说，在很多事情上，形式或姿态的价值绝对高于内容。

至于一心希望以自己的想法博得体制重视并赢得功名的人，好像也无可厚非，这也是一种自由。他们主要是血性被太多聪明的歧念稀释了，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负载思想运行的液体就是血液，意志的强度决定了思想的质地和纯度。在后集权时代，以献媚方式博取意识形态的关注一直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操作指南。这里的献媚包括了媚雅与媚俗、对上半部干燥的美声咏叹和对下半身自鸣得意的湿润讴歌。

有人指出这是一种犬儒态度，其实这个评定大大美化了献媚的初衷。“犬儒”这个词本指希腊哲学一派，代表人物为狄奥尼根。这位哲学家崇尚回归自然的简朴生活，倡议弃绝私产和社会习俗，并执意揭穿人的虚骄与邪恶。狄奥尼根在反对一切之余，还在弘扬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激进理想，并贯彻实行。但是今天所谓的“犬儒”却丧失了这一道德基准，他们连起码的激进理想也没有，只有苦心孤诣的邀宠。由此派生出来的“犬儒思想”“犬儒写作”“犬儒诗歌”等等说法就更是每况愈下，现在的“犬儒”怎么会有思想呢？他们拥有白铁桶式的脆薄回声，却构成了宏大的时代主旋律。

从规律上说，被御用的思想总是滞后的，因为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尤其是落后于时代思想的基准，它一方面已经构成了对新思想的反动，另一方面，它的惰性力量被体制进一步放大，以妖魔化的形态成为了真正思想的遮蔽物，最终成为新思想之敌。在落日的祭坛上，思想完成了由思想、御用到木乃伊的生死道路。

从历史角度看，个体思想被御用并不一定全是坏事。它们绵长的多米诺骨牌队伍构成了体制意识的主干部分，一直也是维持权力继续存在的基础。

思想被误读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问题首先是围绕鲁迅而展开的。鲁迅被误读，尤其是被毛误读，出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结果。毛是一个从来也不讳言“功利”的人，他只是喜欢鲁迅面对黑暗压迫下的呐喊，发扬这一点十分有利于创立新帝国之前的精神界需求。但是他忽略了鲁迅对黑暗的批判是针对所有独裁者的，这把不大听话的匕首在帝国的曙光中还逐渐展示出它完全不信任任何体制的另一条刃口，体制的神光从上面流淌，却被剁为干枯的纸屑，在于这把浸透了复仇雪耻之邦淤血的匕首是属于黑暗的，是无法被驾御的，更拒绝于企图玩弄它于股掌之间。从另一个角度上，一些学人把鲁迅不合作的锋芒反复淬就，并企图把他视为切割时代的柳叶刀，也应该是另一种误读。

在胡风身上，这种误读就体现得更为准确。毛是一个高度神经质的人，能够从胡风的文艺理论里嗅出反党味道，那是杯弓蛇影的斗争落下的后遗症，并拉开了波及整整二代人的悲剧。但胡风其实是一个十分景仰体制文艺的人物，他的不满主要是个人被忽视、被部分小人遮蔽的问题，这个难以排遣的隐痛折磨着他，他的抗争他的罹难是让人感怀的，但要据此认为胡风的思想有多么锐利和旷远，即使在当时环境里来看，恐怕就是感情上的原因了。

这种被误读几乎是集权时代保留一些出格思想的常态，它们在后来的岁月里蜿蜒盘空，成为思想史主干之外的重要一枝。其旷达的浓荫下，既滋养了后来者的视界，但也以润滑的绿叶聚集了更为坚硬的光，燃烧在他们的影响里，如同撒满一地的钢蒺藜。每当我置身浓荫之下、仰望天空的时候，我总是发现，树荫对光的加速作用使燃烧变得更为湍急，并使人流泪……

当年，哈耶克针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铁血统治而强调：只有在社会成员享有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普遍的法治才能作为社会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反过来，正如伏尔泰和康德早就指出的：“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但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通向奴役的道路》80页)但是，对后集权时代来说，在全世界仅有四个国家还在执行现代保甲制度的户口控制之下，法律你必须遵守，一元的思想你也同样要遵循，在解放思想之余还必须统一思想，一直就是变脸的时代忽左忽右的必然举措。情况非常清楚，真正的思想无论对任何体制均是不利的。

这种设法对思想界予以控制的初衷和手段是十分笨拙和暴虐的，但促成了真正思想的出现。真正的思想的确隐身于黑暗之中，我们发现，凡是生养在黑暗当中的事物，它一定具备一种异于环境的特征。浑身漆黑的鸠鸟在黑暗中构思着毒素的品质，它的口喙像带状的火焰；而深海里的鱼，却总是以妖冶的绮色暗示一种异质的清醒。但一当它们离开黑暗的水面时，它总是以全然否决现实的偏激姿态而勇往直前。在宗教执政时代，小小的西班牙就判处了多达二十多万异端者的火刑。但是，异端的膏血终于撕裂了熊熊火光，在膨大的火焰里跳跃的蓝色、橙色光斑，我相信那就是异端思想的变体，死亡把异端思想铸炼成了一根理性的火把，它在思想者的手骨间薪尽火传。但是，蛰伏在窑洞或者窝棚的集权者就着火把的不规则光照洞悉思想的脉络和阴影，企图与第一元素对话，并思考着如何把万众的大脑变为纯洁的炼狱。

火的言辞记录下了思想的姿容，任何权力也无法把它改写和挪用。巴什拉在《火的精神分析》里说：“火是超生命的。火是内在的、普遍的，它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天空中。它从物质的深处升起，像爱情一样自我奉献。它又回到物质中潜隐起来，像埋藏着的憎恨与复仇心……因此，它是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 火打穿了思想者的天穹，引领着思想的维度，把它拉成一根矗立于黑暗之上的针芒，使压顶的光弯曲、衰退。

真思想的本原是反抗一切禁锢的，它的姿态是拒绝一切诱引的，它的构成往往是粗砺甚至是狰狞的，它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一种批判现状的系谱！真思想往往以火焰刀的形式休息在黑暗的深水里。焚烧的冰使巡游的追忆一怵而醒。

在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期间，1998年10月5日，中国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事件并没有得到体制的宣传，甚至有东施效颦的极度羞涩，仿佛杨伯劳在签署卖身契后的阵阵不安。《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主要是为人类社会提供一套道义的、伦理的价值准则和奋斗目标，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将其主要内容化为有某种约束力（至少是国际监督）的国际的实在法。现在，中国已相继签署了这两个国际公约。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国终于坐在了牌桌边的时候，我进一步相信，一当加入到自由的游戏中，它打出的每一张牌，都可能是诡谲的，无法预料的，因为它既不想按照牌理出牌，又不能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后集权时代一定还会延续漫长的时间。这是一场磨砺思想者自由意志的马拉松，但同样是思想自燃并得以彰显的时刻。

2002年4月2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