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这个词语估计最早出自《素问?上古天真论》“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的句式，曹植在《盘石篇》里也说：“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但更确切的规范使用应该是从日本转译过来之后，才迅速成为了极少数人的流行语。忙得最欢的自然是意识形态，他们主要忙于罗织术语：思想动向、思想精髓、思想解放、思想境界、思想包袱、思想压力、思想交流、思想汇报等等，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喊得如雷灌耳，把两个冰炭难容的概念纠葛成一根绳子上的蚱蚂，大大地来了个黑色幽默。“思想”能够“工作”吗？何况还“政治”？！记得在斯大林或延安时代就制造出一个“思想罪”的名称，惯用的思维来自赵老爷讥讽阿Q：你配姓赵么？！——现在衍变为‘你配思想么？！”当思想也被视之为一种家族权力时，大概才会出现扎米亚京在《我们》当中描述的非常形态吧。
大概没有哪个时代有现在这样看重思想了，这个超高频率出现的词语已经深入到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领域，一味地生根发芽，以一花万放的胜境营造春天。不是么？连IT界的职员也在经营电脑思想，连环卫处的官员也在构想厕所文化。而学院里的哲学系不断推出整齐划一的著作，得出的结论竟然就是，他们的哲学跟思想原来是两个全然无关的概念。如此，才能继续“思想”下去。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思想的功利价值一直表现为对话语权力的争夺，那么抽掉这个价值，思想并不是像很多老百姓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意义，至少在掌握着思想权的人看来，无法约束的思想总是有害的，是危险的，随时有“僭越”的可能性。这也印证了美国政治哲学家阿仑德?汗纳的观点——没有没有危险的思想；思想本身就是危险的。
思想总是由一些片段构成的，尽管它的起因是怀疑，是对事物的反证或洞见，但其表述一般都喜欢使用明快的陈述句，例如：“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反复读读这样的段落，就觉得把它判断为祈使句更符合本义，也就是说，应该在前面加上“希望”才通顺。这种简略是高瞻远瞩的，是典型的“阳谋”，毕竟也是一种思想嘛。
如果说，这是代表一个个体的思想，无论从思想的哪个定义出发，它自然有存在的权力。不是有“聪明的思想”和“愚蠢的思想”之分吗？就像德?蒙泰朗在《笔记》中所言：“人类的愚蠢存在于大量的思想之中，只不过是愚蠢的思想而已”。即使是后者，也有存在的权利。但当个体的思想一旦跟意识形态结盟以后，成为权力之锋，这个思想就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它已经不再是个人思想或思想的放大，思想的锋芒立即抽象化、体制化、制服化，就像一部绞肉机器上的刀片，般配、挺括、锋利十足，它迅速终结了作为思想者的天路历程，岔道一拐，拿起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了思想的刀斧手。
这个过程是让人惊讶的，当一己的思想处于蛰伏状态时，它与所有的个体思想虽然有高低之分，但它们毕竟处于相同的谙哑状态。当体制一旦赋予个体思想以话语权时，性质就开始逆转了。但这种力量恰恰跟自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意识形态天然的具有消解自由思想的能力。因此，天真地认为思想可以促进与权力的和解是幼稚的，也是思想所完全不能胜任的。这是极权政治一种深谋远虑的“蒙羞”战术，当我们看到“自由思想”终于在权力的圆桌上被容许侃侃而谈时，它脸颊上的金印无疑在昭示这种“述说权利”的来龙去脉。
尼采说：“思想是我们感情的影子——总是更黑暗、更空虚、也更单调”，这大致回答了思想的一些实质，因此，思想总是形单只影的，是下野的，是蛰伏的，是自由的，是彻底不合作状态的，惟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思想才可能保有自己的锋锐、破碎、不及其余。思想的残忍性非常突出，它必须从我们的肢体内部撕裂，是从体系深处切割出的一块热乎乎的肉和骨头，那些支离破碎的、带血的词锋，成为了思想的温床和载体。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认定，思想的自在者说注定是不完备的，那种工整的大部头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复制早已经有过的论调，是在为思想寻找未必适当的理由，能够让人产生兴趣和追问念头的东西，往往来自思想者“不经意”的言说。我想，流行于西方上千年的fragment（片断）写作，就是记录思想的最好形式，作为思想的自然形态的呈露，这也是为什么奥勒留的《沉思录》、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吸引我们的原因。
记得林贤治在《五四之魂》里引用了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的话，大意是：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到舒适的一种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认为自己能够促成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保守的。这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思想者的代词，看看我们身边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写作”，就很清楚，我们处在知识分子、思想者双重缺席的年代。思想就是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幸好，现在成为了体制外思想者手里的投枪！当然，你要把它当做阻止绞肉机发条开动的障碍，也不是不可以。
1973年，哈罗德·罗森堡出版了《发现今天》一书，他说：“思想有时需要具有某种粗糙，正如绘画有时需要用粗纹纸一样。具有这种品质的思想，最有可能与实际经验的本质相适应”。我倒觉得，这种粗糙发展到粗砺甚至粗暴才好，才符合当下的实际。一张金刚砂布就是思想的飞地。如今，这样的飞地存在于被混凝土建筑和经济恐龙切割后所剩的生存夹缝当中；存在于帕米尔高原的某个险峻的河谷；存在于词与物的不谐和状态；存在于漏洞百出的体制教科书当中；存在于拒绝开放的植物深处……锋刃上的舞蹈者应该进一步具备针尖削铁的向往。对思想者来说，他必须同三方面作战，一方面是抗击环境的腐蚀力和暴力，一方面是维护思想本身的尖锐度，另一方面是累积坚持它的力量，而后者，却是我们最大的致命伤，交出骨头不惜让自己委身于地地活着，已经成为了很多所谓的思想者的共识和宿命了。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这思想就在于他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尤其是血性的脆弱。后者的薄脆，一直是思想难以确立的最大焦虑。让人痛切地感到，陈寅恪先生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我清楚地记得《福音书》里说的火刑恰恰是针对思想的，为了大众的感性认识，宗教裁判所避免不了以异端们的血肉之躯作一次“火焚谷”的实景演示。异端是被从阴暗潮湿的监牢释放出的鬼魂，他们可以在明媚的正统阳光下暖一暖肉身，但这是最后的晚餐，肉体连带其思想将在同样的阳光下为猩红的烈焰所吞噬。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作出火刑判决的是世俗法庭而不是宗教裁判所，后者不过是“顺乎民意”。这个时候，我回忆起茨威格描写的那个给柴堆添加柴禾的善良老太婆，我记得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时说：“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刽子手用木塞堵上了他的嘴，然后抛出了火把……
不是有焚膏继晷一说么？但它几乎被知识分子念成了口头禅。处在一个暴虐的时代，一方面是强权的畅行，置换着“人民”、“真理”、“党文化”、“自由”的魔方，一方面是细微的呐喊，而且弱智和弱力成为了其主要表征。我就更有理由相信，在何清涟、钱理群、林贤治、李慎之、邵燕祥等人之后，连细微的声音也在随风明灭。石头仍是那么坚硬，布鲁诺的鲜花广场仍是那么平静和温馨，和平鸽正从体制的狂欢歌舞里冉冉飞升！
有些时候，思想是不发光的，它退回到冷兵器时代，发光的倒是它的环境。黑暗里的亮，却是我内心最黑的部分，正如一把裹在破布里的刀。而有些时候，需要更旷达的黑，来使黑暗失去耐心。
2001年12月12日 写在等候文化商人送来稿费的寒冷天气，事实证明我在等待戈多。于成都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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