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鲁迅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80年，在佳作迭出之余，也有很多“不利”的言论，引发了更广泛的义愤和思索。我觉得，以林贤治、汪晖、王晓明、钱理群为代表的思想者，与其说是在弘扬鲁迅的大义，不如说是在印证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向度跟鲁迅的差距。在钩沉鲁迅的复仇意识上，忽略了一根最尖利的刺。我意识到，在一桩道德含量极高的判断上，这就很容易陷入“自证自明”的怪圈。他们近乎病态地在证明鲁迅没有任何一丝错误，就像林贤治所说的那样。我赞赏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态度，也赞赏印证者与鲁迅的对接，但这无需证明和推广。一个精神的秘密就像密电码一样，能够与之相遇，那的确是彻底通明的事，血脉被咆哮的黄酒贯通，魂灵被硬得发痛的水晶朗照，那就不能说得太多，让秘密被曲解，也丧失了领受者的感动和悟性。在对待复仇这个问题上，是很可以看出端倪的。

《春秋繁露?玉杯》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就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层递的尊卑秩序，“天”被高悬起来，成为令独夫民贼也有所戒惧的信条。但在梁启超、鲁迅等人看来，这个层累的结构却是错误的，并把传统精神引入到一种阴骘的方向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还是那个上天，只是更换了代理人。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今后无论怎样变异，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都可以一劳永逸。

一个被黑暗浸透的人，在黑暗彻底置换了他表面燃烧的品行以后，还会对他的内在行进不遗余力地改造。那种火焰式的单向度抗争已经注定不合时宜了，在光亮逐步的退缩之下，黑暗步步紧逼，将骨髓、魂魄全部沤透和发胀。在这个时候，黑暗以浓缩的形式，把急迫的燃烧对抗进行了全方位的置换，思想者由仇视黑暗，逐渐演变为对黑暗的依赖。如果缺乏黑暗的刺激，他甚至会去寻找黑暗，进行思想、人格上的无休止的自我折磨。当思想者与西西弗斯的身份获得彼此认定以后，如果要解除这一身份和苦役，思想者注定是要反抗的，他们绝对不会交出自己的苦难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残雪所说的“艺术复仇”也才成立。但是，鲁迅绝对不是一个仅仅讲求“艺术复仇”的人，残雪应该明白，鲁迅是最鄙视当文人的了，这种隔靴搔痒的东西，远不足以发泄他累积的黑暗之力！尽管鲁迅只能以“纸上复仇”的形式来展现凌厉的词锋，这不过是他深广内在的冰山一角。思想的黑暗肯定不同于黑暗的思想，用前者反抗后者，用前者来向后者复仇，甚至不惜伤及自己，毁灭自己！这种来自秘密盟约的召唤，必然会使思想者反感宽容，偏执的战斗，无休无止的搏杀，西西弗斯从来就是以绝对的孤立来面对世界之血的，他根本无须什么帮手和道义的支持。

在根源上，鲁迅认为，热烈的复仇精神才是中华传统的精粹所在。温柔敦厚的人受不了这样的偏激之论，认为鲁迅已经走火入魔。其实，缺乏偏执之气的人，注定是弱智和弱力的，天才之花注定是偏执之刃上深刻的血槽。从源流上看，鲁迅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

除了来自“复仇雪耻之邦”的余脉，鲁迅当时很推崇外国电影，他对前苏联的早期电影情有独钟，如《夏伯阳》、《复仇艳遇》（《杜勃罗夫斯基》）等。许广平曾回忆说：“至于苏联的片子，鲁迅是每部都不肯错过的，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虽然，在当时很难看到这些影片，鲁迅先生还是想尽办法看了10部。尤其在他逝世前10天，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

梁启超先生十分崇拜墨子的人格，自号“任公”，努力发扬墨家的根本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有感于国人缺乏坚毅，为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他特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梁启超还提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牢记的概念——儒侠，呼唤一种持续的、锋利的、雄狮一般的敞亮胸怀。当时在清朝军校里，有一幅很流行的反清对联：“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勿忘寇盗满中原。”这是来自“春秋大义”的，因为其中有“九世复仇”的古训，因此有人又说：“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邹容在《革命军》里更是大声疾呼：“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好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姑且不谈个中迷狂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要把复仇像动词一样从中剥离出来，像一把利刃从腐朽的剑鞘里抽出，无鞘的利刃要成为复仇者的脊柱！

复仇乃春秋之大义！

准确地说，这种复仇是全方位的，它既是睚眦必报的，又是超越了一切个人得失的，甚至不在乎与所有阶级为敌。我们惟有在这种八面出击的战斗里，才可能领略活在思想者内心的黑暗之痛，当他获得淋漓酣畅的报复快感时，一方面是自伤的加剧，另一方面是那种黑暗的暴力正在掀起脑海的风暴，把复仇者撕得七零八落……

惟有在稍微平静时，思想者才开始着手清理一派狼藉的战场，他对复仇的依恋已经到达成瘾症状！

鲁迅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写了一篇杰出的文章——《女吊》。这是他最后的与复仇精神的撕咬，再次申明“至死也不宽恕”的理念，颂扬上吊的女子“准备化作厉鬼以复仇”。这是鲁迅在用尽匕首、投枪、甚至笔墨以后，所采用的一种极端武器——诅咒和冤魂的力道。这使得他今生的复仇理念在戏剧里获得了在来生继续战斗的活力，鲁迅与它们沟通、与它们交融，也就与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相遇了，在这个交接仪式上，他托付的使命既是自己的，也是秘密的盟约。从文本嬗递上看，《复仇（一）》、《复仇（二）》、《这样的战士》、《颓败线的颤动》、《铸剑》、《女吊》已经同他的复仇造像——战士、宴之敖、女吊逐一吻合；从外在形象上看，他被文人们赐予的荆冠“堂鲁迅”、“思想界权威”、“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谛”等等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令他在仇恨的天空飞得更高。处于自由与暴力仅仅一线之隔的大限，他一个斜视的眼神，就将这一切囊括一空。

汪晖试图挖掘出表现得近乎失常的鲁迅的那种偏执、酷薄、多疑的秘密，认为其复仇目的“ 看似私怨， 实为公仇”。鲁迅不信任何思想或主义，只注意对手或其思想“跟权势的关系” 。他的偏执，虽针对具体的个人，但更重要的是针对那“无限的重复和循环”的整个中国历史。其实，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去论证这个问题，无论是私仇或是国恨，在复仇者心中，都是一致的——复仇的意识固然抽象，但仇恨的存在从来就是具体而鲜活的，它必须要有新鲜的血和痛来浇灌。在找不到对手时，“荷戟独彷徨”的烈士只能向自己下手了。在这种向度上，即使与所有人为敌，又有何惧哉？！

虽万千人，吾往矣！孔子说得好：“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人一旦到达这种地步，是根本不惮于声誉或者身体的消失的。被苦难召唤，被忧愁侮辱，他必须把这些加诸于自身的东西还给赠予者。可是，在他尚未采取行动时，累积的仇恨已经伸出了无声的倒刺，在心灵里稳稳地站得笔直，生根开花，耻辱记忆已经多得难以复加，只有通过复仇的管道，即使敞放自己的精血，也要赢得暴虐的胜利！鲁迅是承认这种残酷美丽的：“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复仇是没有“公”与“私”之别的，仇恨自然也无须阶级性。复仇在本质上是沉默无声的，在敞放鲜血的时候，复仇的情结一方面得以缓释，一方面又得到了强化。

连等而下之的当代文人也获得了感触，黄永玉说，“恩仇是天大的事，岂能一笑泯之？！”

因而，那些目光和胸襟都十分开阔的人，攻击张承志的“狭隘”，就应该明智地闭上鸟嘴。因为他们实在不配谈论复仇的问题。

2002年1月1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