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我在厨房里“大大地干活”，程度不会亚于卓别林拧螺丝，因为耳朵还没闲着，收音机成为了对抗油烟熏烤的唯一精神利器。哦，对了，今天是“9.11”忌日，我很想听听国外的相关报道。但很是可惜，中央人民广播在抽烟机的轰鸣里正在播送一篇散文，叫《一把纱扇》，纱扇似乎无法驱除油烟，但画一个纸饼总比没有好，那就扇吧。

作者是职业作家，回忆自己以作家代表团的身份到越南参观，遇到的一件小事。依据“小事不小”的惯常逻辑，我自然注意到这朦胧纱扇的正面与背面。作家带去了几十把一元钱一把的纱扇，送到最后，还剩两把。某天迷路了，在两个越南姑娘的热情带领下，迷途知返，回到了旅馆。出于感激，“把准备送给官方的礼物，送给了最普通的越南市民”。不料，姑娘十分感动，又去买了昂贵的水果予以回敬。在作家们准备启程回国的当天，两位姑娘竟然早早等候在旅馆门口，又送了他们贵重的礼物——越南的手绣。

散文的过程大体如此。听起来有八十年代“文学女青年”与著名作家交往的遗风。如果说以上文字反映的只是过程，接下来，就该是作家正式出场了。啊，作家由此而感慨：“通常，倒是比我们地位低的人，回报我们的更为实在，也更为真情。接触中，他们给我们的亲切，让我们感到的温暖也更为具体，我们只要稍稍地献出一点诚意，哪怕只是不留意间做出的一点善意善举，对方也会还予真诚的厚赠。”与其把这一段感慨看作是对两者不对等的礼尚往来之后的总结，不如更进一层，看作是作家在道德层面的职业化才能展示。因此，四两拨千斤的感情博弈术被铺排开来，就不能不让我产生联想：如果是你肯再多施舍一点，那么，得到的回报，恐怕就不是水果和手绣了，说不定是热烈拥抱，缠绵相思，直至以身相许……

好啦，这种“作家们”的情怀似曾相识。杨朔的《荔枝蜜》是不是这样的呢？杨朔透过蜜蜂飞舞的身影，指出：“听了老梁的介绍，我不禁想到：蜜蜂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多么高尚啊！”注意哟，前者是“四两拨千斤”，后者是“蜜蜂对人无所求”，比较起来，反而是杨朔用意更为深远一些。即如何不计回报地把自己奉献给壮丽的事业。

在这个向度上，更为准确完成这一道德升华的是郭沫若。在《雷峰塔下》一诗里，他采取了“突然的动作”来讴歌农民——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对这个倒地匍匐的举动，课本的参考书是这样点题的：对劳动人民虔诚的崇敬、由衷地爱戴的思想感情，通过想跪在素不相识的老农面前叫声“我的爹”，舔干净他脚上的黄土这一独特的心理刻画倾吐无遗。

好啦。对照一下，就发现无论是《一把纱扇》还是《荔枝蜜》，都没有达到郭沫若弯曲而下的幅度以及由此反弹拔升而起的高度。

但更富有意味的却是在结尾。

《荔枝蜜》结尾是传统式的：“透过树林，看到一群勤劳的人们……”完成了由蜜蜂到人的联想。杨朔说：“我望着田野里分秧插秧的农民，他们正在用劳动建设自己的生活，为后世了孙酿造生活的蜜。这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曾经作为学习过这一课文的学生，面对这个红色童话式的梦想，我分明记得老师讲述到此的感动：同学们！你们看窗外的树叶扭没扭（动没动）？大家回答：得扭！老师激动了：树叶都在为好文章鼓掌啊！

但《一把纱扇》的作者没有重施故技，而是采取了比较时髦的理性总结，他大概是希望通过“一件小事”而获得箴言式的结论——“正像生活的温馨，大多数是在我们的下面，只要我们肯低下头来，只要我们肯为普通的事物捐出一份爱心，上帝立即就会赐予我们一片泉涌。只要我们肯为普通的人和事付出一份爱的真情，对方就会回报你更多，更多。滋养我们一生的事物，通常是在我们的下面，在普通人中间，而不是我们一直翘首的上面。”

趣味就蕴涵于此。你如何知道两个姑娘是来自“下面”的？仅仅因为对方尊重作家，就认定别人身在“下面”？而且，作家就是在“上面”么？送别人一元钱一把的纱扇，而且还作为官方礼物，这是“上面”所为么？即使如此，由物质的感动而上升到道德，然后设置出“上”与“下”的阶层栅栏，我似乎就能看见作家矫健的跨栏身影，嗖的一声就直达道德的领奖台。

作为个人心路展示，我理解这类作家的心智。这就像一个人在大白天点灯，却非要收取路人的照明费一样。比起杨朔和郭沫若，21世纪的作家的思想水准竟然蜿蜒至此，让我有匪夷所思之感。作为公共消费品的游戏文字，已经退化到这个程度，让我对当代的所谓散文产生了闷油的持续恶心。

应该注意到，这种无时不采取二元思维方式考虑、写作的人，他们提供的帐单却是十分清楚的：上层—下层、上面—下面、高贵—低贱、给与—回报、付出—更多的报答等等，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回环叠加谱系成为了其道德的剖面。但如果付出没有回报呢？如果加倍付出换来的却是继续为恶呢？显然，那种买卖式的思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由此，所谓通达心灵震撼的门，早就由此而永远关闭了。这就让我发现，本来是用于点明“中越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主题的体制文章，却斜刺里直奔“上帝”的教堂，这——大概就是新时期的写作技巧之一吧。所以，本是一个屁股流着鲜血的人，却在忙着给别人医痔疮，就只有滑稽的意思了。

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中，底层从来就是一个存在的常数。就像一位学者表述的，当社会秩序发生变换的时候，当底层成为上层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加倍的报复心重新制造新的底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底层的存在是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的元素，底层知道自己的被排斥状态以及多余性的社会位置。他们的存在却成为了造就文学的介入精神的主要策略，也成为了文学焦虑的释放窗口。也成为很多骨子里回荡着“底层印记”的上面人士，通过自己的笔，再次露出了自己的胎记。

于是，所谓“和底层在一起”，就是和真情在一起，和艺术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假象：出自底层的温馨化解了都市的冷漠、高傲与虚伪。面对这一持续不率的伪善，而长期处于一种“人上人”的巨大幻觉，时时在考虑如何拯救自己灵魂进而追究世界良心的文化道德家，一直就是体制作家无法回避的惯性使命。

其实，这十分符合保罗·福塞尔在《恶俗》里为恶俗所下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位、有价值和符合时尚。我可以再补充的是，这类不断怜悯着世界的情怀，与往昔准备解放普天下受苦受难的人民的伟大意志，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一个真正的底层人，却在从事着“灵魂的冒险”，这不能不是写作界最大悲哀。就像面对一根皮带，说你是感动于“下面”，希望“下面”而净化“上面”，这是不可能的。一旦成为了被“上面”与“下面”卡住的赘肉，终于使自己成为了居于中间的看客——尽管你看上去红光满面，满脑筋汹涌着黄色。 

2005年9月11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