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学角度看，“异端”这一异词在中国的生命力源远流长。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异常的征兆。现多指自认为正统者对异己的思想、理论的称呼。比如《论语?为政》就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焦循补疏：“各为一端，彼此互异。”；二是指古代儒家称其他学说、学派为异端。这就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异端的荆棘之路，它不断地从权力的锋刃上走过，并企图从事历险之舞，权力是断然不会袖手旁观的。

对本土思想者来说，异端一词大放光明固然是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但它更强烈的光源，却是来自被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点燃的猩红烈焰托举起的异端的膏血。

从异端的希腊文的词源着眼，异端起初不过是“看法”的意思，也就是说，异端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解释《圣经》，而不是全盘接受宗教权威的诠释。这似乎是一种学术见解上的分歧，但实际上却关乎信仰的基准。意识形态一度处在这种探讨争鸣的叫嚣声之外，主要是在于异端的力量和影响微乎其微，连制造涟漪的冲击力也不具备。但当异端的雪浪已经浸湿了意识形态的道袍时，这种愤怒是难以遏止的，敢于对官方教义提出怀疑和反思，已经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异端通过信仰的管道俨然已经跟魔鬼沆瀣一气，就传播出远比一般罪犯更为严重的瘴气。因此，清除这种污秽不是断头台能够胜任的，只能通过洁净的火焰。这不但是宗教的责任，也是世俗中“正义之辈”不可推卸的义务。在清洗信仰这个敏感问题上，宗教与世俗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奔走于教堂和宫阙的意识管理人员开始行动起来了。

因此，根据权威的基督教典籍，异端的范围缩小到仅是指某些少数宗教团体，他们的信仰不是正统的、或是出于虚构。异端本是指不同的哲学派别，但到公元二世纪以后，异端就用来指在神学上有严重错误、离弃了广被接受的信条、因而产生与主流信仰分裂的党派。

由于时代的不同，异端的具体定义有些变化，但大致包括与灵魂有关的行业：巫师、炼金术士、炮制春药的江湖郎中、传播反既定信仰、反体制言论者。据记载，在中世纪300年时间内，一共处死了接近一百万异端分子。其中犯有信仰罪孽者都被最为暴虐的火刑送进了炼狱。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本小书，就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此书的中文版一反常态的没有前言和后记，连翻译过程也没有交代，这颇像呈现一本天书，只让读者去感悟个中的秘端。本书完成于1936年，一些人认为作家有先见之明，是在预示希特勒以及纳粹暴行。 其实，这不过是良心对黑暗历史进行终极审判的个案，是一部展示异端演变为独裁、再用残酷手段绞杀异端的流变史，是一抹思想荆冠流下来的黑血，它把正统思想史腐蚀出了触目惊心的黑洞，而异端浴火的叫喊正通过洞口撕裂着体制的谎言和后继者的耳膜……

　 在关于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时，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他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恼羞成怒的加尔文宣称《圣经》是界定异端惟一的法律文件。但是在《圣经》里却找不到这个词。“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得以流传”。可是，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人们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人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再洗礼派的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同样，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以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却被推戴为烈士。所以，卡斯特利奥说，“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眼里都是异端。”

这是第一次新教徒判处异端死刑，而且是死刑中最痛苦的一种:在火刑柱上以文火烤杀。塞尔维特呼唤着上帝的名字，在火刑柱上与“残忍的痛苦”搏斗了足足半个小时！灰烬中的塞维斯特以一具焦碳状的造型，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中抬起头来”。他与塞维斯特并非同志，但他不顾自己“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的穷学者。他要代表“受辱的人权”和良心，向不可冒犯的权威宣战。卡斯特利奥以《论怀疑术》与《论异端》，对加尔文的暴政予以反击。这场斗争的现实结果宛如蚍蜉撼大树，“在加尔文势力所及，营业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而他死后，“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 但是，异端的火焰以另一种方式在后继者身体里流淌，因为异端们相信，来自脉管里的血，一定可以使屠刀生锈，使暴力软化，并布满缺口。而从这个缺口透出的光芒，正是异端得以存立的人间之路。

正当加尔文准备对这个喋喋不休的卡斯特利奥处以火刑时，1563年12月29日，卡斯特利奥停止了呼吸，以“革命性的病故”脱离了加尔文的制裁，卒年48岁。只能靠朋友们提供丧葬费、代还债务、抚养他的孩子。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表明他们是何等地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的所有成员，灵柩由学生们抬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水无法被石头击穿。正如火焰可以撕裂光，但火焰不能使光疼痛。在血与肉的平台上，暴力的火焰与信仰之光通过疼痛而短兵相接。在人油的琥珀之上，思想的氤氲正从灰烬中横空盘亘。

路德早就指明了这种愚昧暴行的徒劳性质：“异端绝对不能用物质的力量镇压或者压制下去，而只能用上帝的话进行争辩。因为异端是一种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尘世的火和水将其冲洗掉。”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警告还在宗教界起到了一些约束作用的话，那么在更广大的范围——世俗领域，却至多是一种“异端的噪音”。

进入20世纪，异端的概念已经明晰而单纯：即是指反对现存体制的思想和思想者。似乎火刑柱已经蒸发掉了异端阵营里的杂质，使异端呈现出纯粹的蓝色光焰。

无论是沙皇的暴虐还是斯大林的铁血，无论是希特勒的“水晶之夜”还是红色高棉的头骨金字塔，异端就像一根根坚韧的灌木之刺，深深搅痛了独裁者的指令和睡眠。正如布鲁诺被烧死之前对刽子手所说的：“你们宣布判决我时的恐惧，也许比接受判决的我的恐惧更大。”而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基本上是一部剿灭叛徒和异端的历史。林贤治在《读顾准》一文里指出：“真正的思想者，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异端。”这就在于思想者必然要在思想史的层面上与过往的异端思想相对接。这条道路并不需要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异端思想早就清晰而深切地绘制了真思想的地图，异端只能朝着厘定的方向前进。一些稍微开明的统治者很是恼火：我们什么都做了，但你们为什么总是不舒服呢？难道一点好的地方都没有？你们不是有肉吃吗？这是独裁者不明白异端的精神性质，并混淆了基本生活权利与思想自由的概念所致。异端注定是以否定现实的面目出现的，准确地说是以否定现存精神状况而出现的，无论什么样的体制，其精神状况总会让一些敏感者不舒服，他们要发表诟病的言论，就像很多人在高声赞美一样，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恰恰真思想的质地就是一种让人尤其是独裁者不舒服以至无法容忍的异质。

就像加尔文由异端成为统治者又开始加害异端一样，早期的毛同样是黑暗中国的思想异端。毛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比如他后期提出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也与中共传统相悖。毛的这类理论，都是典型的异端邪说。 30年代，在他愤怒斥责国民党草菅人命、扼杀思想的同时，他深情讴歌了黑暗异端的集大成者鲁迅。毛一口气用了一连串的绵长修饰辞藻来表达内心的景仰——“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些都是虚拟的，在毛以当朝者身份收拾破碎山河之后，其思想价值立即蜕变为权力价值，其明丽的思想锋刃随之被权力欲放大，成为高悬在思想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刃口的反光中，异端的身影却像锈迹一样切过金属。

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当中记录了一桩小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由于毛深谙异端的历史，在他开始动手终结红旗下的异端阴影时，其手段往往比过往的独裁者更为高瞻远瞩和老练。比如分化瓦解、招安换脑，比如阴谋，比如阳谋，比如在万马齐喑、异端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也要耐心地引蛇出洞……

我记得奥卡姆剃刀的内容是——如无必要，不必增加。集权者把这把从宗教切割到经济领域的剃刀之锋，才思杰出地组合镶嵌在了权力之剑上。毛以及其后继者们在思想言论领域运剑成风。

剿除异端的后果正如异端思想者福柯指出的，他用“圆形监狱”理论揭示了控制权或支配权的形成与空间结构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圆形监狱的空间特征是圆环状的监狱大楼加上高耸于圆心处的中央监视塔，大楼内的每一间监狱均在中央监视塔的监控范围内。无论是前来巡视的高官，还是普通的小狱卒，只要置身于监视塔内，就由于空间上的等级划分，获得了对每个犯人的绝对控制权。

我注意到一个微妙的变化，当局正在玩弄混淆词义的伎俩，现在他们把邪教（国外一般称为异教，一字之别，善莫大焉）、魔教、帮会、甚至通过信仰来敛财的诈骗集团尽数归入异端的名下。这种污染词缘的动机是非常龌龊的，把这些刑事犯罪俨然升格为信仰罪孽，到底是在美化他们的犯罪智商呢，还是在侮辱思想异端的品质？而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异端的美学向度受到了商人们的重视，很多人就干脆以“美术异端”、“服装异端”、“写作异端”、“股市异端”自居，似乎异端已经成为一种出名的招牌和策略了。

异端的阵营没有这么多繁杂混乱的成员，异端在功名之途上是绝对沉默的，因为思想无须进行物质兑换。思想者在思想的驿途与过往的异端相遇，一个人一旦被光打穿，他的思想中升跃起的光柱将替代他脊柱的硬度，这犹如一个醍醐灌顶的交接仪式。顾准是从古希腊的思想里获取了理性主义的柳叶刀；张中晓从历史的渊薮里获取了复原历史真相的血气。而胡风在抗辩中被体制的镇定剂摧毁了异端的神经；可怜的是张志新，她竟然被体制剥夺了惨叫的权力。应该明白，这个做法是中世纪火刑之前的必然手续，但“慈悲”的加尔文在杀害塞尔维特之前，却废除了这个形式，他要让异端惨叫穿透听众的耳鼓和信仰的天庭……

从对思想史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经典的异端思想一定是背离了时代或超越了时代。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描述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可能是天才的超前奇想，不遵守时间的顺序，也不按照思想的轨迹，虽然他们在一般思想与普遍知识中获得常识和启示，但常常溢出思想史的理路之外，他们象征着与常规的轨道的脱节，与平均水准的背离，有时甚至是时间轴上无法测定来源与去向的突发现象。因此常常可以看到思想史上的突变和“哲学的突破”。而正是高踞于时代之上而非融于时代之中的异端思想激起了变革和时代精神的转换，异端之思已经成为了推动社会前进的经典力量。

光注定不能被火熔化。着火的思想就像火刑后变形的铁柱，上面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