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两百年的历史中还有些许清晰的话，当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洋务派的口头禅。仔细想一下，这个说法内含将“文明”和“文化”分别开来的某种理解。很多人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别搞不清楚，事实上，从社会定义上也都不清楚，混用起来也很方便。于是大家就欢快地在上面偷懒了。这是一个西来的语义，此前关于心智的术语叫做“开蒙”，蒙学是也。此前的历史，人和夷蛮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儒”否，“儒”作为精神世界的主体，证明着“教化”。教化必“儒”，这是识别外族最根本的标志。朝鲜、日本、越南亦为教化之邦，故可作为内邦安于一隅。这算是历史证明吧。
“文化”，作为精神存在，本身自洽，也就是“自圆其说”的意思。内置于确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怪异的体察。比如拱手作揖，你如此、我已如此，越是能鞠下身子哈出虾米般的样子，越是一副谦恭毕敬的修养。今天，如果没有“握手”可以用来交际一种优雅的话，不可能替代“作揖”诙谐起的洒脱。纵然今天可以论证“作揖”有非接触的卫生益处，也就是健康的文明，但“握手”就是全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没有办法不接受。显然，本来内在自洽的文化存在，在更为强大的文化氛围中失去了自己的认同。而且此前，中国人不是不会握手，而是没有去想“握手”，也不可能去想“握手”。
“文明”有差度、“文化”无优劣。也许“文明”应当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那部分精神财富，而“文化”就是一种以个性存在的精神财富。但这是现代条件下的物语，不在于我们比前人有了更多的理解，而是比前人有了更可比照的外在环境。没有外在比照，“文化”和“文明”就是一回事情，如同“我”是相对于“你和他”、别人等等才有了自己的知觉一样。
正是由于“文化”的自洽，所以其存在和演变中保有相当的稳定性和结构性，也就是有着内在的完美和逻辑整合，或者说就是逻辑内闭。所以，以固有的“文化”价值衡量，人们通常可以发现外在文化的缺陷和逻辑怪异。但严重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因为人们是按照“文化”精神的理念进行社会建造，来解释现实中的价值定位。我们今天批评“官本位”，但是社会又对其他身份存在以蔑视，比如“无商不奸”的说法，还溶解着“士农工商”的尊卑。而“士农工商”的历史中，社会的“本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历史总有不期然的重复，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发行股票的时候，官员是被强制要求或被鼓动购买。没有发自官员认可的权威效应，社会对股票的认知是漠视乃至拒绝。回想和比照一百五十年前发迹的“洋务运动”，没有曾国藩、张之洞等等的支持和斡旋，没有官商不分的全力卷入，天朝的“洋务运动”不可能风风火火地迈开自己的工业步数。像胡雪岩那样的新兴阶级，必须和官僚搅乎在一起，亦官亦商或者亦商亦官。因为“官位”才能给他身份，才能在江湖大地上走行。“招商”，即使这个今天依旧晃眼的术词，其实就是官商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曾经的期待。
“洋务运动”中，工业化过程无疑是“文明”，而“官商一体”就是中国的文化现象。盛宣怀，按照今天的标准大约等于国资委主任兼国资总公司CEO。其重要性曾经堪比主管工交的副总理。能如此体系化地油然而生，没有“文化”上的认同是不可能的。“洋务运动”，我看更像是“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认知，是外来的“工业文明”和本土的“天下文化”的结合。其结果是什么呢？“文化”的自洽使得官僚社会对外来“文明”不以为然，“奇器淫巧”耳。
上个世纪初年，关于文明的理解多了起来，一群群一帮帮心情少年到海外留学，然后“文化”事由便以“国学”的名目张扬起来。之所以在“文明”的冲击面前能筑起“国学”的海防堤岸，其道理还是“文化”有内愈的本能，其道理还是内在的“自洽”。但，包括“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我们习惯叫“五四运动”，其所谓“科学与民主”都属于人类文明范畴的东西，对质的是中国对社会发展的蒙昧，其本质和“文化”无涉。对于“文化”最有意义的就是“白话文”推到了“文言文”，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但今人对此未必以为然。
那个时代，“砸烂孔家店”是否就毁坏了特有的“文化”了么？我并不是这样看的，反而是“白话文”触动了文化内在的自洽。“文言”讲究的是“字”，“白话”使用的是“词”。经由“白话”，大量现代西方术语进入了汉语系统，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模式。一步步打开了文化对思维的闭锁，将万般归一的思维方式转入分科而学的现代文明体系中。如果我们再用“文言”的“字”式，摈弃现代术语中的“术词”来说明现代理念和现代价值的话，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文明”是可以开蒙的，“文化”的问题是沟通。举例：“国骂”就是关乎“文明”的事情，而如何骂，并且骂得如何就是一种“文化”。如果用语言来证明的话，我相信那些能被翻译出来的东西就属于“文明”，而那些在翻译中会失去色泽或者必须身临其境体察出来的那些东西，应当就属于“文化”。这在于，精神世界之间的交流，语言是基本载体。其“文化”的特质性完全包容在语言系统中。但，“文化”又有规定性，将本不属于“文化”的东西指认为“文化”，以强调其民族的独占性和专有性。当然，“文化”的规定性并不仅此，比如宗教信仰和民族禁忌等等。
“文化”忧虑，就是对民族性消失的恐惧。根结在于相信西方文化对本民族特质的消融作用，内在的关于“文化”异质作用，其实还是暗含关于“文化”优劣的想象，进一步说也就是自卑心理状态下的虚荣心。其实，即使西方社会之间早已经开放，甚至从来没有封闭过，西方社会的民族还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民族存在甚至和国家形态都没有关系，甚至相同的语言条件下，其民族的文化特性也很鲜明。比如英国，即使其移居美国的先民已经不做区分了，可是在不列颠那几个大岛屿上，还是清楚地分出来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还是英格兰人。他们每一个民族还拥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理念，但他们享有共同的文明。
“文化”，以民族为其特性体现，并经由人的能动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因其自然存在而积累起民族特征，而不是因为其民族存在而刻意制造特别的文化。所有的文化因其生命力而具有生存本能，不可能会随着“文明”的浸入而消解于无形。所有现代文明术语进入汉语言系统，并没有让汉语言失却其语言特性。即使日本完全使用汉字的时候，其语言体系依旧还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西化后的日语积酿了大量西来语，但日本语还是日本语，既不是汉语，也不是荷兰语，还不是英语。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理念，处事方式依旧还是日本的而不是其他民族或“现代”的。
如同一个具体的人一样，溶于社会只能证明他的个性，并不一定消灭它的个性。开放中的个性谁也改变不了自己也不可能改变得了别人。个性并不需要卫护的，个性也并不是雕琢出来的，在于进入社会前的那些近乎于天性的积累和习惯。一个人为自己的个性所困扰，只能在于对开放社会的信心以及自卑使然。如同周边环境的压力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世界上纷纷杂杂的文化存在也不能改变一个确切的文化存在，而且也没有任何文化愿意花费巨大的代价去改造别的文化。文化基因的变化，只能因为群体规模过于小，而不是别的其他原因。
区分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化”很困难，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和“文明”息息相关，也都具有或曾经具有“文明”的质体。但“文化”就是文化，“文明”就是“文明”，因为“中国文明”比“中国文化”来得拗口，决定了我们的知觉已经做了区分。迄今，我们走过了农耕文明，渔牧文明、游牧文明，也接受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正在步入信息文明的时代，显然那些寄附在相应文明上的文化现象，比如宗祠文化、家族文化、乡党文化、裙带文化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退化或者彻底消失。
所能让我们思维模式发生变化的只有“文明”，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文明”，确定的生产方式也有着自己的“文明”，确定的交流方式也有着自己的“文明”，确定的社会环境本身就是确定的“文明”。有些“文明”会最终沉淀成为“文化”，但依旧是全人类共有的那部分，只要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文明”。以“文化”的理由，拒绝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是对自身人性的蔑视和践踏，也是对自身的人权的蔑视和践踏。不过是以一个高尚的名义对别人生命价值的一种予夺，冒充“文化”的代言人或者至高无上的使者。
过去的两百年，人们将“文明”与“文化”相混淆，相信但凡中国特有的精神存在就必定是“文化”的、是“民族”的；但凡从祖宗那流传下了的精神遗产就必定是“文化”的、是“民族”的。但事实呢？“洋务运动”是“文明”运动，“新文化运动”也是“文明”运动，两个运动都和“文化”无关。“孔教”中世俗的那部分，本身就是关于“文明”的话语，而“教旨”的那部分才有着“文化”的韵味。放眼世界，科学与民主在“文明”层面和所有的宗教对抗，但在“文化”层面却可以共存。
“文明”是“文化”现象的基本环境，人类的文明发生变迁，肯定会影响某些文化理念的调整。为了“文化”而拒绝文明，还是基于“文明”调整“文化”，这才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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